异乡人——方凤美：绕行地球半圈，才发现「成为母亲」是最艰险的旅程

方凤美的人生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说故事。只不过，那些被她说出来的故事，通常令人警醒又心碎：新加坡特种行业女子被杀害、美国的911事件后续、香港SARS疫情、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中国一胎化、中国医生控诉地方工厂排放污水致癌……

“成为说故事的人”这件事，是方凤美在16岁时决定的。

这又得从她的家族故事说起。1972年，方凤美出生于马来西亚华人大家庭。她的祖父方文贤移民自中国广东，一生娶妻三任、膝下共有18名儿子、女儿数字至今不详——因为之于方家，女儿一点也不重要。身为方文贤“第16个儿子的么女”，方凤美是个不受宠的小女儿——和她一样不受宠的，还有4个亲姊姊。

“爸爸老是打我们，”方凤美回忆，膝下无子的父亲终身郁郁寡欢，母亲因此在大家族受尽屈辱。每逢春节，人人指著五姊妹，“看哪，那个老十六，生了一屋子的女娃！”

45岁的她，至今仍记得幼年时不停重复的那几幕：任职会计师的父亲一边替人制作资产负债表，一边咒著五姊妹：“女儿们不是车辆、也不是不动产。”“妳们不是资产、而是我一生的债务！”“我的人生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妳们！”

这些被视为“负债”的女孩们，只要一逮到机会就打架、互捏，彼此从稀缺的资源里竞争——争夺的目标包括玩具和父母的爱。身为“女流之末”，没有人在乎方凤美的生活、更没人监督她念书。从小被“野放”生长、在校成绩一直不好的她，16岁那年，意外在女王英联邦论文大赛（The Queen’s Commonwealth Essay Competition）获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亲自前往马来西亚，她的父母也受邀观礼。

“爸爸从未说他以我为荣，”方凤美说。但她至今确信，已故的父亲，至少在目睹小凤美从女王手上接过奖项的那一刻，是备感荣耀的。第一次，小小的心灵尝到巨大的宽慰：“爸爸终于认可我了。”

一场论文比赛改变了成绩不好的方凤美。此后她一路寻求机会，立志成为说故事的人。

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方凤美离开马来西亚，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紧接著，她进入新加坡报业；两年后，为了获得更多新闻业的机会，她毅然辞职、赴美留学。2001年，她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进入华尔街日报工作。“从新加坡的小记者到全球几大报社的撰稿人，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为了往上爬，我在六年待过三个国家、住过四个城市。”方凤美在新作《独生（One Child）》里如此形容自己那段四海为家的岁月。

逆转刁难的求生技：直面“系统性的歧视”

1999至2006年间，方凤美从新加坡到了纽约，又迁徙到香港、北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得重新开始。例如，当她到了纽约，过去在新加坡小报的媒体资历全部归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编辑认真看待我的经验，也没人雇用我，”她回忆。

那就砍掉重练吧——即使那必须与各种痛苦共生。2003年，华尔街日报派方凤美前往大中华区工作。初到香港的她，因工作之故，必须常前往座落在中环的香港外国记者会（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Hong Kong）出席社交活动。在当时的香港媒体圈，普遍认为“外国记者”必定为“白人”且是“男性”。每当她现身，搭讪者八成这样问：“妳是哪位记者的秘书？”“妳是谁的随行翻译？”见她摇头，也许改个方向试探：“那妳应该是某会员的女友？”

不论是菜鸟记者时期、或已升任资深媒体人，这种“被秘书”和“被女友”的经验，成了方凤美的特派员日常。

“我很容易被性别歧视，喔，同时还被种族歧视，”她大笑著自嘲，不讳言“华人”、“女性”的双重标签，让她长期在华文新闻现场窒碍难行。

当她派驻北京时，曾安排一项中共高层访谈，受访者是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华尔街日报总部派了4名同事赴中国。采访当日，王岐山向4名白人记者握手致意，轮到方凤美时，王岐山迳自转身而去。“我的手还悬在空中呢，”方凤美回忆。

“小事，都是小事，”她同时告诉自己，这些重复发生的“小事”，充分显示各种系统化的歧视。既有不甘、不愿在这个伤人的体系里再度受伤，就得把这些标签撕掉。

“如果有任何记者会，我一定要到现场；不管出席任何记者会，我一定要问到第一个问题；要问到第一个问题，我一定要被注意到。”方凤美给自己订定近乎严苛的工作准则。只不过，国际记者会现场往往万头钻动，单站在人群中奋力挥手，如何能获得提问权？于是每逢记者会，方凤美必定有备而来：穿上一身亮眼套装，挣到发言权，然后单刀直入。

2005年，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开国际记者会宣布辞职。一片黑压压的西装海里，只见方凤美一身艳红长洋装，记者会还没开，众人就猛向她行注目礼。果真，她得到第一个向董建华问问题的机会，抛出一记直球：“是北京要你辞职的吗？”会后，同业纷纷上前致意：“感谢妳问了那一题，”“我们掐到了这个sound bite（指董建华与记者的问答）！”

除了记者会上的攻防，更多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新闻现场，她必须确保所有合作对象和受访者的安全，因此练就一套急中生智求生技。方凤美有非常多的访问是在小轿车上完成的；为了确保受访者人身安全，她必须和司机合作，一边甩开跟监的人，一边保持访谈时的专注力。有时必须冷静以对，有时却得虚张声势，更不乏和公权力硬碰硬、和运气对赌的时刻。

有一回，方凤美在重重监视下进行采访，经验与直觉告诉她，监视升级了，这次应该提早走人。她和中国籍的司机和助理迅速离开现场，中方车辆果然疾驶直追，横在她面前。对方敲敲车窗，命令一行人下车。

“我持外国护照、是华尔街日报记者，他们不敢对我怎样，但中国籍同事的就不同了，”方凤美清楚，一旦中国同事的身份暴露，下场恐怕不只是“被找麻烦”而已。她一边沙盘推演各种最坏的情况，一边飙著还不太流利的中文，故作盛气凌人地指著对方鼻子：“告诉你，我现在就要去采访你的领导，现在！如果因为你，让我迟到了一分钟，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吗？”语毕，对方竟放行了。

在系统性的歧视里找到可以利用的缺口，是她职业生涯早期的一种“对策”。

命运似乎要她好好说完那些故事。另一回与公权力对峙，她又赌对了。2007年，方凤美在福建省报导“赤脚医生”张长建的环境保卫战，专注采访张长建控告榕屏化工厂排放超标的废水、导致居民罹癌的维权过程。采访完毕，福建公安局的飞车追上方凤美一行，要求搜查，同时要求记者立即离开。

“我把记忆卡和所有笔记藏在内衣里，”方凤美回忆，紧急时刻，她看准当时中国公安仅对男记者搜身，速速抓起所有相片、档案，就往自己的贴身衣物里塞，“他们（公安）让我们走了。还好，我们错过的只有飞往北京的飞机——所有资料都没被抄走。”

独生子女调查：汶川大地震和她的人生余震

张长建后来成为中国环保人士，并因此成为“被维稳”的对象，至今离不开各种形式的骚扰、跟踪。“那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医生希望和居民一起控告工厂，最后医生丢了工作。”方凤美说。

这篇报导后来成为当年普立兹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一篇。那之后，方凤美以更大篇幅书写了另一个既哀伤、情节又更复杂的中国故事：大陆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一胎化政策。通常，中国人不会直呼“一胎化”，最常使用“计划生育”这个术语称之。

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3个月，汶川爆发芮氏规模8大地震。据四川省人民政府隔年做的报告，川震在四川共造成6万8712人罹难、1万7921人失踪。

一阵地动山摇里，36岁的方凤美踏上了采访川震的旅程：一条红色道路。之于当时的方凤美，中国是她的异乡，却也是祖辈的原乡。在那个陌生的原乡里，她首先得先穿过四川盆地为死者燃放的成千上万的炮竹屑屑——它们把土地炸成一条红毯。

“我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次流产，和一段见证数千名婴儿诞生的旅程才完全领悟到：中国的人口控制，影响所及远超出其国界。”她在《独生》一书中如是说，有个村子在川震后陷入全村绝后的绝境：一胎化政策，导致受灾的每个家庭独子和独女都在这场悲剧里罹难。

方凤美在书中提及，离开四川后，她常想起一个四川女人迎面走来，对她发出凄楚的邀请：“看看我的娃娃，我漂亮的娃娃。”下一秒，女人晃著两张照片，一张是微笑少年，另张是破碎尸体。“娃娃”是四川人对儿女的暱称；方凤美离开四川后，失去儿女的家长总是给她打电话。她在夜里辗转，脑里全是那些父母的脸孔。他们喊著：“娃娃呢？帮我找找我的娃娃。让我的娃娃回来吧。”

采访川震的惊魂仍未定，方凤美没料到，自己的生命余震连连。起初，她发现自己早在川震期间就有孕了；忐忑不安度过危险期后，她却被医生告知，这个意外来的小生命，无预警地停止了心跳。

“我的娃娃也没有了。”在北京，她动完手术就离开医院，隔天回到报社上班。“你把你的娃娃害死了。是你的错。”她的脑子里，重复听到自己的声音。

人，人口，人性，这仿佛是生命交给方凤美的母题。出版《独生》的台湾卫城出版社总编辑庄瑞琳说，市面上已充满解读中共高层的书，但中国的社会细节，往往才是读得到“活生生的中国人”的生命、想法、情感所在。

这是方凤美笔下活生生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细节：失去独孩的父母，忙著筹钱做恢复生育手术（尽管自己的实际年龄已不堪生育）；逃到美国、形容自己是“恶魔”的前中国计生官员，坦承曾对大约1500名妇女进行告发与强致堕胎（其中有三分之一堕胎发生于妊娠晚期），借此赚取奖金；从小被父母和两对祖父母视如至宝的“小皇帝”，长大后必须“六倍回报”这份关注；重男轻女和一胎化效应加乘，造成性别比例失衡，这一代“光棍”们可能一生都找不到伴侣，市场上出现大批“用来取代真实女人”的拟真性爱娃娃……

爱与资源：走进历史的生育政策，与她人生的大独家

2015年，方凤美将《独生》试阅版寄出之际，中国大陆宣布即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即所有夫妻都可合法生育两个孩子。长达3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此走入历史。

许多独生子女希望借此一探自己生命的究竟。在伦敦的英文新书发表会上，一名中国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到了现场，拿出自己先前在网路上下载、自行印制装订的《独生》中文试阅版本，请她签名。

到了台北，更让她意外。在信义诚品的讲座里，台下一半是在台湾的陆生，发问者更有八成是陆生或自由行陆客。一名80后的陆女举手，嚷著“听不下去”，称自己来自一线城市，之所以年纪轻轻便拥有房产、令人称羡的工作，全是受惠于一胎化。这时另名陆生举手了：“可我来自小县城，不是一线城市。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经验是非常不同的……”

方凤美对于各种对于独生政策的拥护，丝毫不感意外。“他们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她解释，从欧美到亚洲，不少中国独生子女当面挑战她的论点，称若无一胎化政策，他们就无法获得全家人的爱与资源。

只是，她指出，中国社会很可能从先前的每5名劳动人口抚养1名退休人口，演变为每1.5名劳动人口就要抚养1名退休人口。“若这些独生子女愿意深思，就知道他们终将为这种‘既得利益’付出代价——而且，在他们有生之年就会发生。”

“我们为何想要孩子？是养儿防老吗？是想获得陪伴吗？是想延续家族吗？那如果生的都是女孩呢？”20年的记者生涯，其中有一半时间都在致力一胎化政策的采访与后续研究。即使离开记者岗位，她仍无法停止思索生育的意义。

《独生》以巨大的篇幅，呈现涵盖了几亿人口命运的大型调查，她却在这本书的谢志里写下：“这是一本关于家人的书”。除了丈夫是最大的后盾，她对家中女性尤为感谢，母亲和姊妹在数十年备受歧视的成长环境中，仍教她重视女性的力量；丈夫的母亲和姊妹除了协助方凤美照顾孩子，更致力阅读初稿、翻译。

没错，后来，她又有了自己的娃娃。第一次小产后，她在中国又进行体外人工授精疗程，以失败告终。2009年，她辞去挚爱的特派员工作，离开中国。到了美国，她持续进行体外人工授精疗程。这次的运气很好；隔了一年，她诞下双胞胎，华文名字取名“永贤”、“定贤”。永定，是她在美华人丈夫Andrew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祖籍。

行走过无数混乱冲突现场，穿过人间至深的荒谬、怪诞与悲伤，方凤美这才在自己的一对孩子身上发现了人生里的大独家：世上没有其他事情会比婴儿的呼吸声更令人恐惧。

有什么好恐惧的？她可是资深特派员，向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年轻时，我目标成为特派员，我想去经历刺激旅程，”她大笑，随后敛起笑容：“但最可怖的旅程其实是成为父母。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你会因此经历人生最极端的痛苦和快乐。那比特派员人生还要刺激一亿倍，”她如是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