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香港立法會四席補選，泛民主派輸了一半。受制於功能團體選舉的局限，輿論似乎較諒解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一席的敗陣；但未能重奪同樣因釋法而失去的九龍西選區直選議員席位，則成為了選後檢討甚至批評的焦點。
歸咎選舉工程形式，錯置焦點
選舉失利，自然應「查找不足」，重新學習。然而，紙媒和網上的檢討內容和方向，大部分側重於選舉策略的反思：從横額的設計與落區「洗樓」（挨門逐戶拜訪）的頻率，到協調不同泛民政黨和「地區工作」不足，以至「中產式」選舉工程 v.s. 「基層的」需要之間的矛盾等等。
這些選舉策略和形式的回顧，建基的是一種判別民主運動成敗的準則：輸掉民選議席代表民運的失利，檢討是為了找出敗因，以便於下次選舉中重奪議席。不過，如果泛民的大量失票，意味着愈來愈多的民主運動（潛在）支持者，不再關心立會議席的得失，甚至不再在意民主政制，那麽把檢討的焦點投放於選舉策略，以選戰成敗作衡量準則，是否有點錯置？
依據政治學者蔡子強的計算，相對於上一次立法會選舉，泛民於三個直選選區的失票率，都遠較對手為高。長期紮根地區、相對接近傳統泛民的范國威的失票率，比「空降」九龍西區參選的姚松炎更為嚴重，說明了歸咎選舉工程形式或「地區工作」不足等賽後檢討，並沒有掌握重點。從是次立法會補選的結果回看，泛民儘管失票遠高於對家，但每區仍有超過十萬的支持者。這些數以十萬計的「基本盤」，邀請我們思考如下的問題：
在極權臨近、世道崩壞、前景堪虞的境況下，支撐這批為數不少的選民投票的，是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執著？還是理性甚至帶點功利的政治分析和計算？又或是建基於一種恐懼（中共）、焦慮未來的集體情緒？他們當中，多少人會在意選舉横額的設計、洗樓街站的多寡？會重視所謂的「地區工作」？倘若真的在意和重視，具體的形式和内容又是什麼？能說明「新」的（如姚松炎）選舉策略失敗嗎？或印證了「舊」的方法（如范國威）成功？而沒有出來投票，又或票投建制的，多少是由於泛民選舉工程的「失誤」？又或建制論述的「成功」？還是因為全球局勢、中港政治的巨變，包括政權偏幫（如取消候選人資格）及經濟資源懸殊，令選舉遊戲變得愈來愈不公平，再加上一些偶發的因素（例如九龍西plan B的爭論及繼後的情感政治）而導致？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選戰的勝負，真的應該及可以由參選團隊完全負責嗎？民主運動的成敗，能夠完全依據議會席位的得失來計算？
忽略這些根本問題的選後評估，不僅焦點錯置，更因快速地鎖定了既有的陳腔濫調答案，阻礙我們認真思考，甚至無法提出一些更值得深思的問題：選民的放棄投票，向泛民訴說着什麼？而投了票支持或反對泛民的選民，又表達了哪些政治訊息？換句話說，民眾，包括「中產」與「基層」、「黃絲」和「藍絲」（泛民和建制支持者）、「左翼」及「本土」，他們的投票或不投票的決定，反映了怎樣的集體情感和認知？展示了什麼政治取態？
恐懼、焦慮、虚無、妒恨的情感政治
要有意義地分析及回答上述的根本問題，自然需要全面而系統的硏究，這裏只嘗試提出一些初步的觀察，以作為日後的研究猜想。
學者齊澤克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今天，不論是來自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能量，主要是建基在一種源於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在歐美的社會脈絡中，這種「恐懼的政治」具體呈現為右翼的排拒移民或懼怕女性主義，以及左翼對極端民粹主義的擔憂。而在香港，恐懼政治則見諸政權建制所最高舉的反港獨、求安定、怕爭吵，又或泛民對極權，以及本土對「強國」臨近的憂慮。
然而，除了基於「恐懼的政治」外，還存在另一種相近的集體情緒，或可稱之為「焦慮的政治」（politics of anxiety）。恐懼往往針對特定的對象（或其臨近），因此「恐懼的政治」指向的，是嘗試消滅引起恐懼的源頭，從而產生各種拒外排他的思想和行動，甚至誘發集體的妒恨（ressentiment），也就是一種揉合無力感、嫉妒與怨恨的情感狀態，從而衍生各式針對特定對象的報復踐行。
至於焦慮，則源自對自我身份的懷疑甚至否定，對無法達致的完美或純潔自我形象的不斷追求及反挫。由於焦慮者難以找到清晰的鬥爭對象、把問題簡單外化，所以「焦慮的政治」所導向的，可以是一種轉化自身的集體訴求，一種嘗試從犯錯中不斷學習和改善的政治潛能。這也是為什麼齊澤克建議，我們應從恐懼轉往焦慮的政治。
不過，需要小心的是，無處不在的焦慮，包括懷疑甚至否定過去的工作或努力，以至自身存在的意義，也有可能被轉化成內疚虚無。尼采指出，內疚虚無不斷訴說的正是：「這是我的錯，這是我的錯」，直至個體完全失去「能動力」。
在極權臨近、希望匱乏的年代，恐懼、焦慮、虚無、妒恨等情感於本地湧現，自是毋須過於驚訝。直面這些集體情緒之餘，學習分析和理解它們如何影響民眾的民主訴求、政治取態，包括投票或不投票的意向，應是香港民運的當前要務。缺乏對情感政治的深入分析，選戰的檢討就無法搔着癢處；而要準確捕捉民眾的集體情感，則有必要思考民眾所置身的社會脈絡。
舊世界正死，新世界未生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寫於上世紀20至30年代的《獄中札記》，用「舊秩序正步向死亡，新世界仍未誕生」來形容當時的歐洲。他指出，在此明暗交替的過渡時期，社會上將不斷湧現各種令人不安的病態敗象。今天，隨着新自由主義文化大計的後遺症愈來愈清晰浮現，葛蘭西這著名的判斷，在世界各地再次被廣泛引用。是的，踏進21世紀，全球處處確實流露出上世紀初民主倒退、極權登場的蛛絲馬跡，政治上各種可怕的荒誕怪行也屢見不鲜。不過，由於歷史脈絡的差異，現代社會危機所呈現的內容和形式，與上世紀30年代葛蘭西所觀察的，還是不盡一樣。
對於葛蘭西的論斷，我們或許可以補充：當代社會的舊秩序確實正步向死亡，但「爛船仍有三斤釘」，既有的保守力量仍在一定程度產生影響，有時甚至可以左右大局；與此同時，新的世界儘管還未誕生成形，但種子確實經已撒下，幼苗正在成長。
世界各地近年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變化，見證了各種病態敗象紛至沓來，包括社會兩極分化、民粹排外興起、自由多元萎縮、犬儒虚無氾濫。一個最明顯的當代危機，是Appadurai所指的「民主疲憊」（democracy fatigue），具體的表現是不少民眾選擇了特朗普（川普）、普京（普丁）、莫迪、埃爾多安等強權領袖，或向代表自由貿易及多元文化的歐盟說不。而香港最近的立法會補選，亦看到了爭取民主的政團流失大量選票，民眾不太熱心於追求自由民主，從而導致威權專制的坐大。換句話說，代表傳統自由民主價值的政治力量，失利於選戰，並非香港獨有，而是全球愈來愈普遍的現象。因此，倘若把本地選舉結果的檢討工作，置放於更為廣闊的時空脈絡，或可有助我們超越過去不斷重複的狹窄視野，帶來新的啟示。
除了「民主疲憊」以外，另一種令人不安的癥候，是「語言偽術」成為常態，那怕是最荒謬的假話也能横行無忌，以至有論者認為我們已進入「後真實社會」。謊言之所以大行其道，與當代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有關。由跨國資本主導的世界經濟，逐漸從民族國家政權手中奪去「經濟主權」；與超越國界的資本親和甚至勾結的各地政府、政黨，大多不願也無力真正改善國內民眾生計，但卻需要一定的認受，於是只能用拒外排他的恐懼政治轉移視線，又或嘗試哄騙選民，開出各式不會兌現的競選承諾。
儘管民眾並不愚昧，但活於不斷製造貧富懸殊、政治不公，以至孕育恐懼、焦慮、虚無、妒恨等集體情緒的社會體制內，長期浸淫於這些容易令人覺得無力的體制及情感氛圍下，犬儒地接受謊言，投向建制；又或對缺乏真正選擇的選舉遊戲感到徹底失望，拒絕重複過去的投票慣性，出現「民主疲憊」，影響選舉結果，也就不難理解。
在這種社會脈絡下，選戰的成敗，或票數的多寡，究竟還意味着什麼？泛民失票真的是由於公關策略失效，又或無法以論述、文宣、洗樓、握手吸引選民？還是無法或不願像親資本政權般開出難以兌現的競選承諾，或不能有效地推動恐懼的政治？這些是民主運動應進入的檢討方向嗎？指向的是怎樣的出路？
民主運動，應是文化／社會改造的大計
檢討的作用，在於理解失誤，從中學習，校正工作方向。當中至關重要的，是釐清目標願景。民主運動的根本目標是什麼？在當下的社會條件下能達致什麼？中期目標如何與終極願景連繫？不思考及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缺乏可參照的準則，難以談論成敗、評斷對錯，自然做不到任何有意義的檢討。
換句話說，檢討離不開對根本問題的叩問，也必須聯繫到具體的社會脈絡一同思考。選戰失利，我們自然可查找選舉策略和形式的不足，但卻不能不追問選票及議會席位的得失，跟當代香港民主運動的終極關懷和堅持的基本倫理價值的扣連，以及與政制選舉不公、資源分配不均等社會條件的關係。
如果在「舊的正死，新的未生」的歷史脈絡、情感氛圍下，操弄「恐懼的政治」，或聚焦於公關伎倆、空洞言辭，以及短期利益主導的選舉工程，真的能有助選情、吸納選票，那麼民主運動應該以此為日後的工作方向嗎？把大量精力投進這些「檢討」及其後的政治策略、「地區工作」，能夠引領我們行近民運的願景？還是在過程中不斷改造我們的身心、價值，走向與初衷相反的道路？
圍繞着選戰策略的檢討，往往從選民是什麼的假設出發；認真而根本的檢討，則須嘗試反思民主運動這文化／社會改造大計，於選舉當中及前後，在「舊的正死，新的未生」的社會脈絡下，所從事的轉化民眾集體情感、政治取態的工作，開拓了哪些可能性，或是否因犯錯而偏離了原初的願景目標；倘是，又該如何校正。
從根本上來說，民運應是一個文化／社會改造的大計，願景是建立一個更理想的社會，當中包括人跟人關係相對平等，並設立制度保障每個人都有不順服的權利，維持生活／生命的尊嚴，而普選則是當中的一種制度安排，也可視作這文化／社會改造大計的一個組成部分。同理，反民主的政治力量投身的，亦是一項文化／社會改造的大計，目標是把人改造為經濟動物，當中的選舉建基於短期利益、恐懼妒恨，投票轉化為被動的消費行為，也不鼓勵民眾思考根本問題。
從世界各地近年的選舉結果及政權變動，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區似乎並沒有走近民主運動的願景。要深入甚至從根本上理解當代民主疲憊的病態敗象，我們需要認真分析已踏入了「舊的正死，新的未生」這明暗交替時期的社會脈絡，叩問步向死亡的舊秩序是什麼？未生而正在發芽的新世界又是什麼？
正如不少論者指出，以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小政府、不干預等言辭妝扮的新自由主義文化霸權，已步入危機、走到盡頭。愈來愈多民眾向「開放貿易」、「自由放任」說不，右翼民粹政權也樂意為之。伴隨新自由主義逐漸（甚或更早）消亡的，還有被不斷掏空窄化，依據人權、法治、代議、普選等概念和制度支撐的古典自由主義秩序。然而，舊秩序的分崩離析，讓過去被遮蓋的陳腐敗象，清晰呈現，因而也容易喚起追求「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力量。例如，近年於全球各地都看到新一代（包括為數不少的中學生）挺身而出，向舊世界的謊誕說不；但同時亦出現各種右翼民粹拒外排他、擁護極權的群眾運動。
我們希望從舊秩序的廢墟中誕生出怎樣的新世界？這大概才是所有對選舉或民主運動的檢討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等等）
參考資料
Appadurai, A. (2017) "Democracy fatigue”, in Heinrich Geiselberger ed. The Great Regression, NY: Polity, pp.1-12.
Deleuze, Gilles (1983):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11-122. (中譯：吉爾‧德勒茲(2002)︰《尼采與哲學》，周穎、劉玉寧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p.163-181).
Zizek, S. (2017):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in Heinrich Geiselberger ed. The Great Regression, NY: Polity, pp.18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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