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風波 深度 評論

許寶強:從全球脈絡看香港補選──直面新時代,告別舊檢討

如果泛民的大量失票,意味着愈來愈多的民主運動(潛在)支持者,不再關心立會議席的得失,甚至不再在意民主政制,那麽把檢討的焦點投放於選舉策略,以選戰成敗作衡量準則,是否有點錯置?


把檢討的焦點投放於選舉策略,以選戰成敗作衡量準則,是否有點錯置?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把檢討的焦點投放於選舉策略,以選戰成敗作衡量準則,是否有點錯置?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剛過去的香港立法會四席補選,泛民主派輸了一半。受制於功能團體選舉的局限,輿論似乎較諒解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一席的敗陣;但未能重奪同樣因釋法而失去的九龍西選區直選議員席位,則成為了選後檢討甚至批評的焦點。

歸咎選舉工程形式,錯置焦點

選舉失利,自然應「查找不足」,重新學習。然而,紙媒和網上的檢討內容和方向,大部分側重於選舉策略的反思:從横額的設計與落區「洗樓」(挨門逐戶拜訪)的頻率,到協調不同泛民政黨和「地區工作」不足,以至「中產式」選舉工程 v.s. 「基層的」需要之間的矛盾等等。

這些選舉策略和形式的回顧,建基的是一種判別民主運動成敗的準則:輸掉民選議席代表民運的失利,檢討是為了找出敗因,以便於下次選舉中重奪議席。不過,如果泛民的大量失票,意味着愈來愈多的民主運動(潛在)支持者,不再關心立會議席的得失,甚至不再在意民主政制,那麽把檢討的焦點投放於選舉策略,以選戰成敗作衡量準則,是否有點錯置?

依據政治學者蔡子強的計算,相對於上一次立法會選舉,泛民於三個直選選區的失票率,都遠較對手為高。長期紮根地區、相對接近傳統泛民的范國威的失票率,比「空降」九龍西區參選的姚松炎更為嚴重,說明了歸咎選舉工程形式或「地區工作」不足等賽後檢討,並沒有掌握重點。從是次立法會補選的結果回看,泛民儘管失票遠高於對家,但每區仍有超過十萬的支持者。這些數以十萬計的「基本盤」,邀請我們思考如下的問題:

在極權臨近、世道崩壞、前景堪虞的境況下,支撐這批為數不少的選民投票的,是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執著?還是理性甚至帶點功利的政治分析和計算?又或是建基於一種恐懼(中共)、焦慮未來的集體情緒?他們當中,多少人會在意選舉横額的設計、洗樓街站的多寡?會重視所謂的「地區工作」?倘若真的在意和重視,具體的形式和内容又是什麼?能說明「新」的(如姚松炎)選舉策略失敗嗎?或印證了「舊」的方法(如范國威)成功?而沒有出來投票,又或票投建制的,多少是由於泛民選舉工程的「失誤」?又或建制論述的「成功」?還是因為全球局勢、中港政治的巨變,包括政權偏幫(如取消候選人資格)及經濟資源懸殊,令選舉遊戲變得愈來愈不公平,再加上一些偶發的因素(例如九龍西plan B的爭論及繼後的情感政治)而導致?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選戰的勝負,真的應該及可以由參選團隊完全負責嗎?民主運動的成敗,能夠完全依據議會席位的得失來計算?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選戰的勝負,真的應該及可以由參選團隊完全負責嗎?民主運動的成敗,能夠完全依據議會席位的得失來計算?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選戰的勝負,真的應該及可以由參選團隊完全負責嗎?民主運動的成敗,能夠完全依據議會席位的得失來計算?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忽略這些根本問題的選後評估,不僅焦點錯置,更因快速地鎖定了既有的陳腔濫調答案,阻礙我們認真思考,甚至無法提出一些更值得深思的問題:選民的放棄投票,向泛民訴說着什麼?而投了票支持或反對泛民的選民,又表達了哪些政治訊息?換句話說,民眾,包括「中產」與「基層」、「黃絲」和「藍絲」(泛民和建制支持者)、「左翼」及「本土」,他們的投票或不投票的決定,反映了怎樣的集體情感和認知?展示了什麼政治取態?

恐懼、焦慮、虚無、妒恨的情感政治

要有意義地分析及回答上述的根本問題,自然需要全面而系統的硏究,這裏只嘗試提出一些初步的觀察,以作為日後的研究猜想。

學者齊澤克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今天,不論是來自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能量,主要是建基在一種源於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在歐美的社會脈絡中,這種「恐懼的政治」具體呈現為右翼的排拒移民或懼怕女性主義,以及左翼對極端民粹主義的擔憂。而在香港,恐懼政治則見諸政權建制所最高舉的反港獨、求安定、怕爭吵,又或泛民對極權,以及本土對「強國」臨近的憂慮。

然而,除了基於「恐懼的政治」外,還存在另一種相近的集體情緒,或可稱之為「焦慮的政治」(politics of anxiety)。恐懼往往針對特定的對象(或其臨近),因此「恐懼的政治」指向的,是嘗試消滅引起恐懼的源頭,從而產生各種拒外排他的思想和行動,甚至誘發集體的妒恨(ressentiment),也就是一種揉合無力感、嫉妒與怨恨的情感狀態,從而衍生各式針對特定對象的報復踐行。

至於焦慮,則源自對自我身份的懷疑甚至否定,對無法達致的完美或純潔自我形象的不斷追求及反挫。由於焦慮者難以找到清晰的鬥爭對象、把問題簡單外化,所以「焦慮的政治」所導向的,可以是一種轉化自身的集體訴求,一種嘗試從犯錯中不斷學習和改善的政治潛能。這也是為什麼齊澤克建議,我們應從恐懼轉往焦慮的政治。

不過,需要小心的是,無處不在的焦慮,包括懷疑甚至否定過去的工作或努力,以至自身存在的意義,也有可能被轉化成內疚虚無。尼采指出,內疚虚無不斷訴說的正是:「這是我的錯,這是我的錯」,直至個體完全失去「能動力」。

在極權臨近、希望匱乏的年代,恐懼、焦慮、虚無、妒恨等情感於本地湧現,自是毋須過於驚訝。直面這些集體情緒之餘,學習分析和理解它們如何影響民眾的民主訴求、政治取態,包括投票或不投票的意向,應是香港民運的當前要務。缺乏對情感政治的深入分析,選戰的檢討就無法搔着癢處;而要準確捕捉民眾的集體情感,則有必要思考民眾所置身的社會脈絡。

舊世界正死,新世界未生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寫於上世紀20至30年代的《獄中札記》,用「舊秩序正步向死亡,新世界仍未誕生」來形容當時的歐洲。他指出,在此明暗交替的過渡時期,社會上將不斷湧現各種令人不安的病態敗象。今天,隨着新自由主義文化大計的後遺症愈來愈清晰浮現,葛蘭西這著名的判斷,在世界各地再次被廣泛引用。是的,踏進21世紀,全球處處確實流露出上世紀初民主倒退、極權登場的蛛絲馬跡,政治上各種可怕的荒誕怪行也屢見不鲜。不過,由於歷史脈絡的差異,現代社會危機所呈現的內容和形式,與上世紀30年代葛蘭西所觀察的,還是不盡一樣。

對於葛蘭西的論斷,我們或許可以補充:當代社會的舊秩序確實正步向死亡,但「爛船仍有三斤釘」,既有的保守力量仍在一定程度產生影響,有時甚至可以左右大局;與此同時,新的世界儘管還未誕生成形,但種子確實經已撒下,幼苗正在成長。

一個最明顯的當代危機,是Appadurai所指的「民主疲憊」(democracy fatigue)。而香港最近的立法會補選,亦看到了爭取民主的政團流失大量選票,民眾不太熱心於追求自由民主,從而導致威權專制的坐大。
一個最明顯的當代危機,是Appadurai所指的「民主疲憊」(democracy fatigue)。而香港最近的立法會補選,亦看到了爭取民主的政團流失大量選票,民眾不太熱心於追求自由民主,從而導致威權專制的坐大。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世界各地近年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變化,見證了各種病態敗象紛至沓來,包括社會兩極分化、民粹排外興起、自由多元萎縮、犬儒虚無氾濫。一個最明顯的當代危機,是Appadurai所指的「民主疲憊」(democracy fatigue),具體的表現是不少民眾選擇了特朗普(川普)、普京(普丁)、莫迪、埃爾多安等強權領袖,或向代表自由貿易及多元文化的歐盟說不。而香港最近的立法會補選,亦看到了爭取民主的政團流失大量選票,民眾不太熱心於追求自由民主,從而導致威權專制的坐大。換句話說,代表傳統自由民主價值的政治力量,失利於選戰,並非香港獨有,而是全球愈來愈普遍的現象。因此,倘若把本地選舉結果的檢討工作,置放於更為廣闊的時空脈絡,或可有助我們超越過去不斷重複的狹窄視野,帶來新的啟示。

除了「民主疲憊」以外,另一種令人不安的癥候,是「語言偽術」成為常態,那怕是最荒謬的假話也能横行無忌,以至有論者認為我們已進入「後真實社會」。謊言之所以大行其道,與當代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有關。由跨國資本主導的世界經濟,逐漸從民族國家政權手中奪去「經濟主權」;與超越國界的資本親和甚至勾結的各地政府、政黨,大多不願也無力真正改善國內民眾生計,但卻需要一定的認受,於是只能用拒外排他的恐懼政治轉移視線,又或嘗試哄騙選民,開出各式不會兌現的競選承諾。

儘管民眾並不愚昧,但活於不斷製造貧富懸殊、政治不公,以至孕育恐懼、焦慮、虚無、妒恨等集體情緒的社會體制內,長期浸淫於這些容易令人覺得無力的體制及情感氛圍下,犬儒地接受謊言,投向建制;又或對缺乏真正選擇的選舉遊戲感到徹底失望,拒絕重複過去的投票慣性,出現「民主疲憊」,影響選舉結果,也就不難理解。

在這種社會脈絡下,選戰的成敗,或票數的多寡,究竟還意味着什麼?泛民失票真的是由於公關策略失效,又或無法以論述、文宣、洗樓、握手吸引選民?還是無法或不願像親資本政權般開出難以兌現的競選承諾,或不能有效地推動恐懼的政治?這些是民主運動應進入的檢討方向嗎?指向的是怎樣的出路?

民主運動,應是文化/社會改造的大計

檢討的作用,在於理解失誤,從中學習,校正工作方向。當中至關重要的,是釐清目標願景。民主運動的根本目標是什麼?在當下的社會條件下能達致什麼?中期目標如何與終極願景連繫?不思考及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缺乏可參照的準則,難以談論成敗、評斷對錯,自然做不到任何有意義的檢討。

換句話說,檢討離不開對根本問題的叩問,也必須聯繫到具體的社會脈絡一同思考。選戰失利,我們自然可查找選舉策略和形式的不足,但卻不能不追問選票及議會席位的得失,跟當代香港民主運動的終極關懷和堅持的基本倫理價值的扣連,以及與政制選舉不公、資源分配不均等社會條件的關係。

檢討的作用,在於理解失誤,從中學習。當中至關重要的,是釐清目標願景。民主運動的根本目標是什麼?在當下的社會條件下能達致什麼?中期目標如何與終極願景連繫?
檢討的作用,在於理解失誤,從中學習。當中至關重要的,是釐清目標願景。民主運動的根本目標是什麼?在當下的社會條件下能達致什麼?中期目標如何與終極願景連繫?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如果在「舊的正死,新的未生」的歷史脈絡、情感氛圍下,操弄「恐懼的政治」,或聚焦於公關伎倆、空洞言辭,以及短期利益主導的選舉工程,真的能有助選情、吸納選票,那麼民主運動應該以此為日後的工作方向嗎?把大量精力投進這些「檢討」及其後的政治策略、「地區工作」,能夠引領我們行近民運的願景?還是在過程中不斷改造我們的身心、價值,走向與初衷相反的道路?

圍繞着選戰策略的檢討,往往從選民是什麼的假設出發;認真而根本的檢討,則須嘗試反思民主運動這文化/社會改造大計,於選舉當中及前後,在「舊的正死,新的未生」的社會脈絡下,所從事的轉化民眾集體情感、政治取態的工作,開拓了哪些可能性,或是否因犯錯而偏離了原初的願景目標;倘是,又該如何校正。

從根本上來說,民運應是一個文化/社會改造的大計,願景是建立一個更理想的社會,當中包括人跟人關係相對平等,並設立制度保障每個人都有不順服的權利,維持生活/生命的尊嚴,而普選則是當中的一種制度安排,也可視作這文化/社會改造大計的一個組成部分。同理,反民主的政治力量投身的,亦是一項文化/社會改造的大計,目標是把人改造為經濟動物,當中的選舉建基於短期利益、恐懼妒恨,投票轉化為被動的消費行為,也不鼓勵民眾思考根本問題。

從世界各地近年的選舉結果及政權變動,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區似乎並沒有走近民主運動的願景。要深入甚至從根本上理解當代民主疲憊的病態敗象,我們需要認真分析已踏入了「舊的正死,新的未生」這明暗交替時期的社會脈絡,叩問步向死亡的舊秩序是什麼?未生而正在發芽的新世界又是什麼?

正如不少論者指出,以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小政府、不干預等言辭妝扮的新自由主義文化霸權,已步入危機、走到盡頭。愈來愈多民眾向「開放貿易」、「自由放任」說不,右翼民粹政權也樂意為之。伴隨新自由主義逐漸(甚或更早)消亡的,還有被不斷掏空窄化,依據人權、法治、代議、普選等概念和制度支撐的古典自由主義秩序。然而,舊秩序的分崩離析,讓過去被遮蓋的陳腐敗象,清晰呈現,因而也容易喚起追求「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力量。例如,近年於全球各地都看到新一代(包括為數不少的中學生)挺身而出,向舊世界的謊誕說不;但同時亦出現各種右翼民粹拒外排他、擁護極權的群眾運動。

我們希望從舊秩序的廢墟中誕生出怎樣的新世界?這大概才是所有對選舉或民主運動的檢討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等等)

參考資料

Appadurai, A. (2017) "Democracy fatigue”, in Heinrich Geiselberger ed. The Great Regression, NY: Polity, pp.1-12.

Deleuze, Gilles (1983):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11-122. (中譯:吉爾‧德勒茲(2002)︰《尼采與哲學》,周穎、劉玉寧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p.163-181).

Zizek, S. (2017):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in Heinrich Geiselberger ed. The Great Regression, NY: Polity, pp.18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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