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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組織或國家,你會叛離還是抗議?──導讀赫緒曼

如果要在20世紀選出一本最精瘦卻最有份量的社會科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堪稱第一。


赫緒曼著作及其給作者的簽名。 攝影:廖美。
赫緒曼著作及其給作者的簽名。 攝影:廖美。

【筆者按】:本文改寫自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經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中譯本的專文導讀。筆者感謝吳介民閱讀文稿,提出批評與修改意見。

如果要在20世紀(甚至直到今日)選出一本最精瘦卻最有份量的社會科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堪稱第一。本書作者、著名政治經濟學者赫緒曼曾說,有關社會和經濟問題專書的寫作歷程,通常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作者在撰寫之前,對答案已胸有成竹;另一種是,作者尚無解答,但唯有透過書寫才能滿足求解之心。在前一種寫作狀態下,作者心思聚焦在答案,會以為自己的答案可以同時解決許多問題;後一種寫作動機則從問題出發,引導求解的熱情走向多種可能的答案。(註一)

赫緒曼的著作,多是第二種寫作動機的產物。這樣的寫作動力,讓他對問題的求索具有深沉關懷,卻不至陷入悲觀,畢竟,解決問題的答案不只一個啊!他在研究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時,就曾特別創造「可能論」(possibilism)一詞,旨在提醒我們,就算問題解決的機率極低,我們依然需要盡力找出解決方案,不管路徑多麼地狹窄。

《叛離、抗議與忠誠》

作者: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
翻譯:李宗義、許雅淑
出版社:台灣商周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3月8日

赫緒曼最獨特之處,在於他能夠透過敏銳觀察事物,將看似不相關的社會現象聯繫起來,進而開展重要的論題。比如,他在任職哈佛大學期間,觀察到波士頓的汽車在經過常塞車的隧道時,一個有意思的反應:當一起堵車無法前進時,大家都只是等待不會動氣。可是,一旦某一車道的車輛開始移動,自己那一車道卻不動,有的駕駛者就會憤怒地按喇叭。這個觀察,幫赫緒曼發展出關於「失望」(disappointment)與「憤慨」(indignation)的理論。

從消費看叛離與抗議

讀者從赫緒曼看事情的角度,可以發現他命名的概念是非常靈動的,如本書的「叛離」(轉向支持另一機構、產品或信仰)與「抗議」(對現狀提出意見、批評和反對)。赫緒曼透過這兩個概念的雙向穿透,探討它們如何被人們用於應對不公、惱人或低效率的組織和關係。他從簡單易懂的詞彙出發,建構人類面臨「抉擇」時的基本反應模式,進入複雜的心理過程與行為互動。「叛離、退出、拋棄」或「抗議、表達、批評」兩類抉擇,都在捕捉人們糾結於離開或留下的心理反覆——應該退出遠走?還是就地發聲?這樣的二分選擇,又在何種情況下切換?人們很少是頑固的叛離者或純粹的抗議者,有時相互替代,有時採取互補,有時彼此破壞,其中牽涉的是混合與轉換的煉金術。

「叛離」和「抗議」這兩個行動概念如何彼此移動?這看似簡單的分析,在赫緒曼的筆下,論證立刻變得複雜起來。他以消費者對紅酒、乳酪或小孩教育品質要求的差異為例,分析「產品」品質的下降,將帶給不同顧客群不同經濟損失的主觀評估。

例如,對行家紅酒顧客而言,他們的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即購買者自我感覺到所獲得的額外利益)比較多,願意花費較高價購買某一個品牌紅酒,而一旦紅酒品質下降,他們便會立刻選擇叛離,因為有其他品牌可以替代。也就是說,消費者剩餘比較多的人,選擇叛離的機會比較大。

至於「抗議的力道」,則可被消費者對品質的需求彈性所決定。當產品品質下降,消費者首先想到的是要不要換個產品,而不是去影響企業產品的品質。只有當消費者決定不換品牌時,他們才比較可能出面抗議。赫緒曼問:「在價格上漲時即刻叛離的人,跟品質下降選擇叛離的人,有沒有可能不是同一批人?」這個提問,馬上讓分析變得繁複有趣,這在《叛離》第四章有非常精彩的論述。

《叛離》出版於1970年,一出版便馬上造成轟動,廣泛被各領域的人閱讀、討論與運用。其實,赫緒曼並沒有提出一套艱澀理論來刻劃現實,而是以日常語彙來捕捉人類行為的動力,藉此展現人類活動其實是在一個流動的、混合的、不完美的現實中運作。世界雖然充斥着「叛離者」,但並不受「純粹競爭」所支配,人們也不能以毫無拘束的「抗議」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選項上,赫緒曼既不鍾情叛離市場,也不偏好政治抗議:一切都是計算, 在特定情境可能出現「最佳」組合,但組合的情況並不穩定。

人民出走,對國家有何影響?

我們可從赫緒曼的著作看到,他如何把供給、需求、消費者剩餘、公共財、耐久財、產品品質彈性、獨佔、寡佔、雙佔等屬於經濟學的理論概念,巧妙地用來解析政治行動。不過,《叛離》較多談經濟觀點,只以有限篇幅處理政治學家所關注的研究對象——國家。

赫緒曼在稍後出版的論文,曾特別把「國家」帶進來,探討人們出走(叛離/移民),對移出和移入國的影響。(註二)赫緒曼指出,歐洲國家大規模的移民(例如移向北美新大陸),一方面減少了歐洲國家內部的社會抗議,另一方面移民在移入的新社會沒有網絡,在當地也比較低調 ;結果呈現,大量移民對移出和移入國的短期影響是減少抗議。

另外,我們有可能從人民的出走進一步理解當代民主化的情況嗎?例如,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工人,在1960和70年代初期大規模移入法國和德國,有促使這些移出國家更願意通過談判,達成較為民主的程序來留住人民外移嗎?赫緒曼認為這種關係的連結不容易確證,因此獲得的關注不多。不過,異議者離開本國,短期內對威權政權的鞏固顯而易見,這是威權政體處心積慮把異議者驅逐或禁止政敵回國的主因。

赫緒曼也檢視了愛爾蘭人於1950年代大量出走英國的案例:因為沒有語言隔閡,愛爾蘭人移出比例非常大,被認為對愛爾蘭國家的存在造成威脅,而促使愛爾蘭在1958年通過國家經濟計劃,試圖改善經濟政策與條件,防止人民移出與人才流失。以愛爾蘭為例,赫緒曼以為,小國針對人民出走與否更有應變彈性,就這方面跟大國比,有特定優勢。

赫緒曼在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室,背後為其著作的各國譯本。赫緒曼第一本授權中譯的著作是《反動的修辭》,由吳介民翻譯,新新聞於2002年出版,譯本置於書架頂上右上角;此譯本在2013年修訂再版,由左岸出版印行。
赫緒曼在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室,背後為其著作的各國譯本。赫緒曼第一本授權中譯的著作是《反動的修辭》,由吳介民翻譯,新新聞於2002年出版,譯本置於書架頂上右上角;此譯本在2013年修訂再版,由左岸出版印行。 攝影:廖美

游離學院之外20年

回到本書《叛離、抗議與忠誠》,我們值得花一點篇幅來談一下本書被寫出來的前塵往事。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撰寫的赫緒曼傳記出版於2013年,書名取為《入世的哲學家》(Worldly Philosopher)。這裏的“worldly”一語雙關,表示赫緒曼在社會科學界的「世界性」與「入世」。一般對赫緒曼的介紹,常從他是哥大和哈佛等名校教授,及在1974年進入高等研究院開始,直到學術生命最後,看起來他一直在高等研究院享有崇高地位。實際上,他在進入學院之前堪稱坎坷的經歷,更值得我們了解。

赫緒曼自1938年在意大利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1941年1月從歐洲逃離納粹踏上美國領土,到1958年寫出《經濟發展策略》,其間二十年,都不算有固定工作;寫完《策略》後,他甚至還曾短暫失業,這時他已經43歲,仍主要專注於經濟學領域。

是否因為游離於學院之外20年的經歷,讓赫緒曼比較不局限在學院思考?

這20年裏,赫緒曼被捲進時代的前線。他剛到美國時,因得到柏克萊大學獎學金,不到兩年就寫出《國家權力與外貿結構》(1945)。赫緒曼在書中討論貿易配額、匯率控制、資本投資、經濟戰等議題,以及如何評估世界貿易體系的潛在趨勢。按照當時社會科學的條件來說,這種討論方向有點不尋常,因為大蕭條時代的經濟學家,多半集中在凱恩斯總體經濟學的討論,或多邊貿易和金融體系失靈的問題,很少關注經濟政策和政治體制之間的關聯。

除此之外,赫緒曼在書裏也設計了一個統計指標來衡量外貿集中度(註三),以及外貿如何做為國家權力的工具,對貿易伙伴產生政治影響。與此同時,德國和中歐轉向威權主義國家,常被看作是因民族特徵而產生的問題。赫緒曼認為,這不僅是經驗差距的誤解,也是概念的失敗。透過觀察國家主權與世界貿易的交鋒,赫緒曼試圖說明,強國如何以弱國為代價,操縱外貿來增強國家權力。

這個輕嘗學術的經驗,因美國加入二戰馬上被腰斬,赫緒曼本人也投入戰場,在大戰末期擔任聯軍在意大利對納粹軍官審判的翻譯官。從歐洲戰場回到美國後,他本來想加入財政部工作,最後只在聯儲會擔任政策研究專員,其間調任支援馬歇爾計劃。這之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根據赫緒曼1930年代末期在歐陸的經驗,誤判他與共產黨關係匪淺,讓他每次跟財政部申請工作,都被打回票。(註四)

沒辦法在美國找到工作的赫緒曼,在1952年前往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觀察經濟發展計劃,起先為世界銀行工作,兩年計劃到期後,他開起投資顧問公司,在波哥大成為政府經濟計劃和私人投資的顧問。這個走上哥倫比亞的一小步,從此開啟他作為發展經濟學專家的歷程,也讓他成為美國學界在1960年代少數的拉丁美洲專家。後來,更因他建立的拉美學界網絡,兩地多國在討論和研究上密切交流,為美國的拉美研究奠立很可觀的基礎。

大膽的經濟發展概念──「不均衡成長」

處處充滿洞察力的《國家權力》在1945年出版後,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主要是這本書試圖解答的問題,似乎已是過去世界的事。對照來看,1958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策略》則明顯寫來介入新出現的問題,《策略》也被視為是發展經濟學領域中,最有啟發的一本著作。

《策略》的重要性,在於提出經濟發展可採取「不均衡成長」的策略;而這個「異議」又創新的概念,來自赫緒曼親自的田野體驗。在觀察低度發展國家的情況後,赫緒曼以為,應該慎選一兩個戰略部門或行業,給予巨額投資來促進發展,一旦一兩個部門發展起來,就可能帶動其他部門的發展。換句話說,這類國家最可行的發展策略是通過有計劃的不均衡成長來打破低水平的均衡。

然而在1950年代,發展經濟學的主流看法卻是「均衡成長」。不過,他們沒有注意到許多亟待發展的貧窮國家,常面臨勞力過剩和資本短缺形成的「均衡陷阱」——就是低投資、太多窮人、沒有足夠儲蓄,更不用說,先天不良的基礎設施,還有阻礙發展的頑固傳統。均衡發展理論專家認為窮國面臨的困境是:阻力和障礙從一部分傳到另一部分,一個角落的阻塞就能阻礙其他地方的進展;因此,需要「均衡成長」來打擊所有障礙或降低障礙。

「均衡成長」的劇本也是寫給特定演員演出的,包括具有影響力的外國顧問、「經濟傳教士」和發展專家。他們運用分析工具,調整出微妙的平衡與干預的時間,把不斷演變的系統摩擦最小化。正如赫緒曼常提到,盛裝在宏偉理論的知識外衣,可能來自對主要問題的掩蓋。

跨學術領域對話

雖然在《策略》之後,赫緒曼還寫了《邁向進步旅程》(1963)和《發展計劃觀察》(1967),被稱為赫緒曼的「發展經濟學三部曲」,但後兩本著作,一本關注拉美國家經濟發展計劃在政策制訂的政治過程,另一本走進各國城市和鄉野,觀察草根發展計劃如何團結前進,都較少觸及到概念的演繹。

因此,就撰寫手法的親近性來說,與《叛離》最相似的是《策略》,因為兩本書都以很漂亮的手法演繹概念。不過要強調的是,赫緒曼的概念從不是憑空而來。赫緒曼說過,馬克思《資本論》書名的後面應該還有一個副標,題為「一個英國個案研究」,因為馬克思的寫作是奠基在對英國工業化的觀察。(註五)同樣地,《經濟發展策略》後面的副標就是「一個哥倫比亞個案研究」。

從《策略》到《叛離》,時間相隔12年。在《叛離》成作後,赫緒曼便不再「隸屬」發展經濟學範疇(註六),而更往政治經濟學和政治思想位移。在本書《叛離》裏,赫緒曼陳述經濟學家如何霸氣地宣稱,分析稀缺現象與資源配置所發展的概念,可用以解釋包含權力、民主與國族主義等政治現象。反之,政治學的概念比較少對經濟學提供分析貢獻。而這個不對等性,一方面讓經濟學家佔領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另一方面讓政治學家面對分析工具豐富的經濟學家有自卑情結。不過,赫緒曼也清楚,這種人比人氣死人的情境,也發生在經濟學家面對物理學家的心虛。重點不是各自以強項示人,而是跨到他人領域吸取新知,進而做出貢獻。

當赫緒曼在70歲退休,時間是1985年。還要再等六年,才出版《反動的修辭》(1991)。在退休期間,他一直主張應該在研究院成立政治經濟學講座,聘請跟下列各領域有興趣對話的經濟學者為主,包括社會發展議題、各種資本主義、其他社會科學、倫理學和哲學等。他的期望讓聽到的人都覺得任務艱鉅,但如果不是他以身實踐,如此跨學門的對話可能不會被切實理解。

赫緒曼的傳記作者阿德爾曼認為,赫緒曼屬於一個不可回返的智性時刻(intellectual moment),未來恐怕不會再有更多的赫緒曼了。(註七)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赫緒曼的書,欣賞他展現的知識魅力。(註八)本書最後一章最後一段,赫緒曼期望那些被社會或組織成員忽視的反應模式,像叛離、抗議或兩者的組合,可以發揮潛能。我們從他語意深長的口吻,巧然發現,透過著作對讀者帶來行動的影響,原來是他心之所繫的夢想。

(廖美,台灣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經濟學博士)

註一: 見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頁 371。

註二: 見赫緒曼,1981.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收入Essays in Trespassing一書,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頁 246-265。

註三: 赫緒曼為測量貿易集中度,曾建構一個集中度指標,這個指標在1950年被一位美國經濟學家赫芬達爾(Orris C. Herfindahl)使來測量產業集中度,兩個指標的差異只在赫緒曼的指數有開根號,而後者沒有。有一段期間,這個指數一直被稱為赫芬達爾指數(Herfindahl Index)。到了1964年,赫緒曼在《美國經濟評論》一個小小條目提及指數的身世,才被正名為「赫芬達爾一赫緒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見赫緒曼,1964. “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761-762。

註四: 雖然從二戰回到美國,自1945-1952年,赫緒曼主要在政府部門工作,從聯儲會到支援馬歇爾計劃,但都屬任務計劃,不是常設職務;如果主管換人,他就必須跟着走人。赫緒曼總計168頁的FBI檔案,是他無法在美國政府找到工作的原因。檔案直到2006年才解禁,之前赫緒曼無從知悉已在「黑名單」,幾次試圖申請財政部工作,都因無法通過忠誠審核,而沒有下落。這個例子,正符合赫緒曼所謂「隱藏之手」的概念,因為不知道已被限制,才鍥而不捨再接再厲嘗試。

註五:見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頁 337。

註六: 赫緒曼強調要在一個政治體系背景下理解經濟,總體經濟決策不可能與政權切割,不管這個政權屬於右翼獨裁、社會主義政府,還是多元自由主義政體。作為無論直觀審視或歸納分析,具敏銳洞察的學者,赫緒曼從未讓自己的經濟學思考,遠離基本的政治關懷,尤其他很清楚,經濟分析不關注意識形態如何導引政策決定,可能產生分析的盲點。

註七: 見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頁601。在閱讀上,赫緒曼的涉略廣泛,從黑格爾哲學、馬克思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文獻,旁及法國、俄國、英美文學,在學術的經驗研究領域,則以拉丁美洲國家為專注場域。撰寫論文和書籍都用英文,這是他的第三語言,母語是德文,與太太在家交談用法文,博士論文寫作用義大利文,進入田野研究講西班牙語及有限的葡萄牙語。

註八: 關於赫緒曼的人格與學術養成,請看赫緒曼著,吳介民翻譯的《反動的修辭》書中兩篇推薦序:吳乃德凝練生動撰寫的《赫緒曼其人其書》(頁9-19);廖美多角度討論《赫緒曼的學術關懷》(頁21-44),2013,台北:左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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