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前夜，舊曆新年氣氛未退之際，新華社公布了二中全會的修憲草案，一時社交媒體輿論大譁，也令世界吃驚。這一修憲草案的修改幅度之大，是1982年憲法之後歷次修憲文本中改動最多的，只是並未有朝向更為改革、更為民主的方向前進，而是空前強化了黨國體制論述，譬如第一次在憲法正文中加進了黨的領導地位的規定。
特別的是，這次修憲如暗渡陳倉一般，包含了對憲法第79條第3款的修正建議：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去除了對國家主席連任的名義限制後，在中央軍委主席和黨總書記（何況修憲文本首次在正文裏明確了黨的領導地位）沒有任期規定的條件下，一個集黨政軍三者權力為一身、且無任何形式約束的超級總統制，或者終身總統制便形成了。
筆者早在五年前已預言修憲時刻的到來，並且後來在端傳媒上深入分析了習近平身上的新毛主義和執政理念；加上過去五年習發動的所有運動，都在按部就班地消滅黨內外挑戰力量、營造領袖氣質，這次修憲可謂在意料之中。可以想見，即將召開的第十三屆人大，經過專門挑選的代表們將會沒有懸念地按下表決器，批准這一攬子的修憲建議，迎來一位「親自看守民族復興進程的偉大領袖」，陪伴到至少2035。2035是中共十九大上所確立的民族復興節點，也是今年央視春晚上極紅的TFBoys組合演唱的歌名元素（《我和2035有個約》）。
可是，毛時代政治動盪的根源卻到今天仍未解決，那就是權力交接的接班人問題。鄧時代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至今仍然得到相當多精英和民眾的支持，除了致富因素，很大程度上因為他在處理接班人問題上的開放，乃至在鄧身後，為挑選接班人而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黨內民主，強勢如江澤民也遵守了兩次連任的默契。而今次修憲等於用擱置接班人的辦法，基本杜絕了未來採取民主方式的解決可能。由此是否可能帶來中國未來政局的潛在動盪呢？這或許才是國際社會更為關注的問題。
以俄為師，柔性政變
在毛時代，從1950年代到1976年毛去世，甚至毛身後的幾年裏，接班人問題始終困擾着中共，也是幾乎歷次權力鬥爭和政治運動背後的肇因。高崗因此成為1949年後的第一個犧牲品，而毛澤東、劉少奇之間的鬥爭以路線鬥爭的方式，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在「四清」運動中激化，然後引發全民浩劫的「文革」。即使在文革的高潮——1969年的「九大」上，雖然確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卻也因為毛試探性地推舉張春橋作為隔代接班人，而埋下了日後林彪出逃的種子。在毛的最後幾年，接班人問題同樣貫穿着中共的權力鬥爭，最終以宮廷政變的方式結束，而真正的權力交替遲至華國鋒下台才算完成。
正常的權力交接無法解決，因為接班人問題而造成如此動盪、如此殘酷的局面，或許正是鄧小平努力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初衷。在他主政期間，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制至少在名義上建立起來了、在機制上運作起來了，並且在他身後順利運轉到江、胡的二十餘年。這一集體領導體制的出現，和其他共產國家在強人體制結束後的短暫過渡時期的轉型幾乎一致。例如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鐵托（狄托）在1980年去世後，南斯拉夫共產黨也採取集體領導制，但是米洛舍維奇（米洛塞維奇）則從1987年起利用科索沃問題贏得歡迎，於1989年成為塞爾維亞總統，然後以新政治強人的身份，發動了民族主義內戰。蘇聯在後極權主義時期的集體領導制過於短暫，幾乎被人忽略，僅僅為所謂「8．19」政變的短短三天，馬上就被葉利欽顛覆，取而代之的是延續至今的普京（普丁）模式。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過去五年來不斷地「以俄為師」，逐漸建立起一套普京模式的個人集權體制和民族主義轉型，堪稱一場柔性政變。習時代大大降低了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地位，在打擊政治對手的同時，消減着常委們的分工權力，取而代之的決策核心，是一個非常委委員構成的裙帶圈子。直到今天，這場柔性政變才算告一段落，卻未徹底結束。因為，雖然不能簡單地將中國未來等同於1990年代的巴爾幹危機，但是，這次修憲基調本身就藴含着許多經典的不確定性，可能在未來繼續困擾着中國政治和國際社會。
對中國政權穩定有幫助？
簡單地說，這次修憲的基調有着濃重的黨國色彩，包括強化黨的領導地位論述、強化意識形態條款、新增監察委作為一個事實上向最高領袖負責的特權行動部門等等，都旨在明確以往模糊的、涉及四項基本原則的爭論。在很多人看來，這次修憲似乎回歸了毛時代的七五憲法，卻更可能是為未來的合憲性審查做準備，避免憲法危機。這一做法，顯示習和毛的最大區別在於制度化與否。從過去五年習的改革來看，他的新毛主義更傾向於以各種頂層設計和所謂社會主義法治所代表的制度化建設和國家主義建設。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才可能看出未來的接班人問題是否會導致毛時代的動盪。
至少在理論上，相比起毛時代的革命化、去制度化、反官僚化，習氏憲法所確立的終身「總統」制，反倒可能防止派系鬥爭和權力鬥爭上升到圍繞接班人的鬥爭，後者是你死我活的、更為根本的，並且更有利於利用不同派系的鬥爭。對普通民眾來說，反倒像回歸了毛時代或者皇權社會，多了一些心理安慰。這些都對中國政權穩定有實質幫助。
更重要的是，新的權力集中體制也消滅了江胡時代的寡頭體制，以及這種寡頭體制所派生的利益集團政治和寡頭經濟，如過去五年外界依次看到被整肅的能源、互聯網和金融行業等，這些行業內的大案無一不和常委級別或者黨內元老相關。習近平有時也掛在嘴邊的「把權力關進籠子」，正是針對這些黨內大佬級官僚。並且，習不僅通過反腐運動和設立監察委，還試圖以憲法宣誓的方式重建官僚的效忠。這種黨國憲政主義的模式，也可能極大地緩解民眾對官僚體制的不滿，有助於政權的穩定。
所以總體來說，此次修憲的意義，在於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發展了一種「晚期威權主義」，以個人威權加上黨國憲政主義維繫政黨的長久統治，也在此框架內緩解內部矛盾，將權力的集體壟斷造成的體制性危機，轉化為十九大所提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和發展不平衡」的矛盾，進而轉化為一個頗具20世紀上半葉色彩的民族國家模式，即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政治體。
晚期威權主義政權的虛無特質
可是，在修憲完成後，原來僅具名義上國家元首意義的國家主席，也成為這個民族國家的最高權力代表。由此，便產生了憲法文本內含的危機可能，即名義上最高權力代表的全國人大和國家主席的關係問題。
這一理論上的憲法衝突，固然可能繼續被黨所領導的人大所遮蔽，卻也可能因為官僚體制被約束，而在未來因着民眾的民主意願上升，將不滿轉化為直接的政治訴求，進而成為憲法危機，如同去年底以來在伊朗所發生的抗議，民眾把抗議目標直接指向最高宗教領袖和宗教戒律。相比中國過去二十餘年少有挑戰憲法的維權抗爭而言，這次修憲也形同幫助轉換了抗爭目標，開闢了一個更為直接的新戰場，從而根本改變了中國未來政治的性質。這才是晚期威權主義當中「晚期」的本來意義，好比1970年代晚期資本主義的出現和批判。
在這意義上，作為世界範圍內新民族主義潮流下的產物，中國的修憲正幫助中國建立一個「過時」的民族國家體制，也更大程度地如同去年習在達沃斯論壇的講話一般，把自己的內部穩定牢牢地與全球資本主義綑綁在一起。對照修憲草案條文，正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發表170週年，文本共產主義與現實資本主義的巨大反差、反西方意識形態和對全球化的高度依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或許可以解釋這一晚期威權主義政權的虛無特質，也可能意味着無限鬥爭的可能。畢竟，20世紀的歷史已經教給我們足夠豐富的政治教訓。接班人的問題能夠暫時擱置，卻無法逃避；對民眾來說，生命的短暫相比民主的理想更不足道。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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