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修宪回避不了的接班人问题，毛时代动荡会否重现？

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前夜，旧历新年气氛未退之际，新华社公布了二中全会的修宪草案，一时社交媒体舆论大哗，也令世界吃惊。这一修宪草案的修改幅度之大，是1982年宪法之后历次修宪文本中改动最多的，只是并未有朝向更为改革、更为民主的方向前进，而是空前强化了党国体制论述，譬如第一次在宪法正文中加进了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

特别的是，这次修宪如暗渡陈仓一般，包含了对宪法第79条第3款的修正建议：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去除了对国家主席连任的名义限制后，在中央军委主席和党总书记（何况修宪文本首次在正文里明确了党的领导地位）没有任期规定的条件下，一个集党政军三者权力为一身、且无任何形式约束的超级总统制，或者终身总统制便形成了。

笔者早在五年前已预言修宪时刻的到来，并且后来在端传媒上深入分析了习近平身上的新毛主义和执政理念；加上过去五年习发动的所有运动，都在按部就班地消灭党内外挑战力量、营造领袖气质，这次修宪可谓在意料之中。可以想见，即将召开的第十三届人大，经过专门挑选的代表们将会没有悬念地按下表决器，批准这一揽子的修宪建议，迎来一位“亲自看守民族复兴进程的伟大领袖”，陪伴到至少2035。2035是中共十九大上所确立的民族复兴节点，也是今年央视春晚上极红的TFBoys组合演唱的歌名元素（《我和2035有个约》）。

可是，毛时代政治动荡的根源却到今天仍未解决，那就是权力交接的接班人问题。邓时代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至今仍然得到相当多精英和民众的支持，除了致富因素，很大程度上因为他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的开放，乃至在邓身后，为挑选接班人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强势如江泽民也遵守了两次连任的默契。而今次修宪等于用搁置接班人的办法，基本杜绝了未来采取民主方式的解决可能。由此是否可能带来中国未来政局的潜在动荡呢？这或许才是国际社会更为关注的问题。

以俄为师，柔性政变

在毛时代，从1950年代到1976年毛去世，甚至毛身后的几年里，接班人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共，也是几乎历次权力斗争和政治运动背后的肇因。高岗因此成为1949年后的第一个牺牲品，而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斗争以路线斗争的方式，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四清”运动中激化，然后引发全民浩劫的“文革”。即使在文革的高潮——1969年的“九大”上，虽然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却也因为毛试探性地推举张春桥作为隔代接班人，而埋下了日后林彪出逃的种子。在毛的最后几年，接班人问题同样贯穿着中共的权力斗争，最终以宫廷政变的方式结束，而真正的权力交替迟至华国锋下台才算完成。

正常的权力交接无法解决，因为接班人问题而造成如此动荡、如此残酷的局面，或许正是邓小平努力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初衷。在他主政期间，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制至少在名义上建立起来了、在机制上运作起来了，并且在他身后顺利运转到江、胡的二十余年。这一集体领导体制的出现，和其他共产国家在强人体制结束后的短暂过渡时期的转型几乎一致。例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在1980年去世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也采取集体领导制，但是米洛舍维奇则从1987年起利用科索沃问题赢得欢迎，于1989年成为塞尔维亚总统，然后以新政治强人的身份，发动了民族主义内战。苏联在后极权主义时期的集体领导制过于短暂，几乎被人忽略，仅仅为所谓“8．19”政变的短短三天，马上就被叶利钦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延续至今的普京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过去五年来不断地“以俄为师”，逐渐建立起一套普京模式的个人集权体制和民族主义转型，堪称一场柔性政变。习时代大大降低了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地位，在打击政治对手的同时，消减着常委们的分工权力，取而代之的决策核心，是一个非常委委员构成的裙带圈子。直到今天，这场柔性政变才算告一段落，却未彻底结束。因为，虽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未来等同于1990年代的巴尔干危机，但是，这次修宪基调本身就蕴含着许多经典的不确定性，可能在未来继续困扰着中国政治和国际社会。

对中国政权稳定有帮助？

简单地说，这次修宪的基调有着浓重的党国色彩，包括强化党的领导地位论述、强化意识形态条款、新增监察委作为一个事实上向最高领袖负责的特权行动部门等等，都旨在明确以往模糊的、涉及四项基本原则的争论。在很多人看来，这次修宪似乎回归了毛时代的七五宪法，却更可能是为未来的合宪性审查做准备，避免宪法危机。这一做法，显示习和毛的最大区别在于制度化与否。从过去五年习的改革来看，他的新毛主义更倾向于以各种顶层设计和所谓社会主义法治所代表的制度化建设和国家主义建设。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可能看出未来的接班人问题是否会导致毛时代的动荡。

至少在理论上，相比起毛时代的革命化、去制度化、反官僚化，习氏宪法所确立的终身“总统”制，反倒可能防止派系斗争和权力斗争上升到围绕接班人的斗争，后者是你死我活的、更为根本的，并且更有利于利用不同派系的斗争。对普通民众来说，反倒像回归了毛时代或者皇权社会，多了一些心理安慰。这些都对中国政权稳定有实质帮助。

更重要的是，新的权力集中体制也消灭了江胡时代的寡头体制，以及这种寡头体制所派生的利益集团政治和寡头经济，如过去五年外界依次看到被整肃的能源、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等，这些行业内的大案无一不和常委级别或者党内元老相关。习近平有时也挂在嘴边的“把权力关进笼子”，正是针对这些党内大佬级官僚。并且，习不仅通过反腐运动和设立监察委，还试图以宪法宣誓的方式重建官僚的效忠。这种党国宪政主义的模式，也可能极大地缓解民众对官僚体制的不满，有助于政权的稳定。

所以总体来说，此次修宪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了一种“晚期威权主义”，以个人威权加上党国宪政主义维系政党的长久统治，也在此框架内缓解内部矛盾，将权力的集体垄断造成的体制性危机，转化为十九大所提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进而转化为一个颇具20世纪上半叶色彩的民族国家模式，即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体。

晚期威权主义政权的虚无特质

可是，在修宪完成后，原来仅具名义上国家元首意义的国家主席，也成为这个民族国家的最高权力代表。由此，便产生了宪法文本内含的危机可能，即名义上最高权力代表的全国人大和国家主席的关系问题。

这一理论上的宪法冲突，固然可能继续被党所领导的人大所遮蔽，却也可能因为官僚体制被约束，而在未来因着民众的民主意愿上升，将不满转化为直接的政治诉求，进而成为宪法危机，如同去年底以来在伊朗所发生的抗议，民众把抗议目标直接指向最高宗教领袖和宗教戒律。相比中国过去二十余年少有挑战宪法的维权抗争而言，这次修宪也形同帮助转换了抗争目标，开辟了一个更为直接的新战场，从而根本改变了中国未来政治的性质。这才是晚期威权主义当中“晚期”的本来意义，好比197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和批判。

在这意义上，作为世界范围内新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产物，中国的修宪正帮助中国建立一个“过时”的民族国家体制，也更大程度地如同去年习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一般，把自己的内部稳定牢牢地与全球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对照修宪草案条文，正值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文本共产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的巨大反差、反西方意识形态和对全球化的高度依赖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或许可以解释这一晚期威权主义政权的虚无特质，也可能意味着无限斗争的可能。毕竟，20世纪的历史已经教给我们足够丰富的政治教训。接班人的问题能够暂时搁置，却无法逃避；对民众来说，生命的短暂相比民主的理想更不足道。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

2017年7月，端传媒启动了对深度内容付费的会员机制。但本文因关乎重大公共利益，我们特别设置全文免费阅读，欢迎你转发、参与讨论，也期待你付费支持我们，浏览更多深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