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凍的海面、等待破冰的漁船、空靈的作業聲、搖晃的鏡頭⋯⋯中國青年導演甯佳偉的新片《驚蟄》正在 IDFA（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上進行着世界首映。放映結束，現場的一位荷蘭觀眾通過提問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不適」：這個片子，為什麼跟我以前看到的中國故事，那麼不一樣？
坐在影院的角落裏，我對這位觀眾的問題產生了好奇。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在歐洲的影院裏，聽到關於「中國故事」的發問——是否真的存在一種類型，叫做「中國故事」？如果是，外國人期待的「中國故事」，有着怎樣的輪廓？這種期待是如何形成的？中國的紀錄片人又如何處理這種期待？
作為一個紀錄片愛好者，我在 IDFA 呆了十天——創立於1988年的 IDFA 是全世界最大的紀錄片節，以支持有創新性的獨立電影而聞名，有「紀錄片界的奧斯卡」之稱。過去這些年裏陸續有百部中國紀錄片來過 IDFA，它們有的得到資金支持、有的斬獲業界大獎、還有的只是來做做展映。有業內人士認為 IDFA 為中國紀錄片打開一扇國際窗戶的同時，似乎也逐漸發展出一套關於「中國故事」的敘述方式。
@laury 中國厲害的導演不少，但就算可以突破中國人的審美，大概也無法突破官方的審美封鎖。不符合官方敘事，沒有金源，不得上映，任何電影都拍不成，也唯有向外尋求出路了 。
其實國內獨立紀錄片的圈子裡，外國工作者加入紀錄片的剪輯和製作是很常見的事情，沒必要覺得奇怪或者這是進步
西方從來就不只是一個「標籤」而已。西方人牢牢掌握了國際文化商品的流通體系，以及定價權。歐美文化精英分子決定了什麼作品才是有創意的，什麼作品才是有深度的。從而這些作品可以曝光、可以被討論，可以賣錢。阿姆斯特丹影展正是這個文化霸權體系的佼佼者。所以西方真的只是一個標籤？
@羅賓何：中國觀眾活在封閉環境中嗎？那麼每年大量出國的中國觀光客是怎麼一回事？在美國大學外籍學生中，數量排名第一的中國留學生是怎麼一回事？翻牆上網又是怎麼一回事？中國觀眾並不處在固化和停滯之中，除非你自己願意。再說，如果中國觀眾需要審美教育和突破，那麼是誰可以扮演教育者和突破者的角色？是西方人嗎？觀點犀利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所在多有，他們不能夠突破中國人的審美教育嗎？這些人不符合官方敘事的評價系統，但他們也不需向西方搖尾乞憐。
反对楼上的说法。不可否认也许西方观众存在着东方主义心态与猎奇，但为什么符合与官方叙事不同的评价体系就要被认为是摇尾乞怜，仅仅因为加上了“西方”的标签？在封闭环境中观众的审美需要教育与突破，如果缺乏这些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以及这样的逆向输出，只能长期处于固化和停滞之中。
這是一篇典型的對著西方文化霸權搖尾乞憐的書寫。為什麼要去在乎西方文化精英愛看什麼中國故事？怎麼不問問中國觀眾要看什麼荷蘭故事？這篇文章的敘事邏輯，顯然把西方人對於文化商品的詮釋權與篩選標準奉為圭臬，彷彿被西方肯定的紀錄片才是優秀作品，亞洲人、中國人說的都不算數。阿姆斯特丹影展把紀錄片的商品化、規格化操作得淋漓盡致，不願曲意迎合的中國獨立記錄片，當然不可能在這裡得到曝光。與其跑去阿姆斯特丹看西方人篩撿過的中國紀錄片，與其自我臣服於這種文化殖民，不如回到中國看看那些被體制鎮壓、見不得光的紀錄片們。
這裡面存在獨立紀錄片互相借鑑，認為這樣的「敘事」才可以入選歐洲電影節，影片本身不注重觀眾，不交代歷史文化背景，因此大部分歐洲觀眾以獵奇心態看片。「我的詩篇」有些不同，一則短，二則有聲音，相對比較容易看。曾有美國教授說，他學生看不下去那些冗長的鏡頭和段落，他還解釋為什麼需要這樣，我笑說，你想多了，有些導演不會剪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