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我的父母在土耳其博物館裏養毛驢兒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預見到，最後在伊斯坦堡現代美術館裏頭，牽着一頭驢犁地的這三位「中國農民」，會是我的父母和小舅。

父親剛滿60歲，他個子不高、身材瘦弱，禿頂又白髮很多年，神情一如既往的倔強，他走在驢的前面，牽着韁繩，佝僂着，顯得要蒼老些。52歲的小舅更幹練，把持着驢子身後的犁具；旁邊還站着57歲的我母親，她顯然覺得這一切都挺好笑的。來來往往的觀眾，有的會走近了打個招呼，他們很驚訝博物館裏竟然有一頭活生生的驢。

美術館沿海而建，站在入口處，一眼就能眺望到海峽另一頭的亞洲。2017年9月到11月，在第15屆「伊斯坦堡當代藝術雙年展」期間，這間美術館入口處的空地上，搭了一個臨時的棚子，大概有二三百平米。如果在展覽開幕的那個星期路過，會看到棚子裏有一層厚厚的泥土，上面站着一頭黑色的驢，它的脖子上套着皮質的脖環，連着身後木製的犁具，與它一起的，還有被稱為「中國農民」的我的家人。

這是中國當代藝術家蕭昱題為《地》的一件作品，2014年在北京實現過一次。也是在畫廊裏近二百平米的地上，藝術家先是鋪了厚厚一層泥，再又鋪了一層半乾的水泥漿。在水泥層還未完全變硬前，一位來自山西的農夫牽着自家的牛，用傳統的犁具，將水泥地一道又一道地犁了一通。用的是傳統耕地方法，只是耕在水泥地上。

2016年伊始，伊斯坦堡當代藝術雙年展的兩位策展人給蕭昱發出邀約，希望將這個表演在雙年展上重現。蕭昱隨即聯絡上了曾在他工作室做過一段時間助手的我——這時候我在歐洲遊走、自由職業，很樂意幫忙。只是沒想到，這會把遠在江南山村裏的我的家人，徑直帶到對他們而言極其陌生的土耳其，經歷一番「異鄉人」的旅途。

溝壑

2017年初，在籌備了一整年後，要在土耳其重現這件作品依然面臨很大的難題：我們無法保證中國的耕牛能無恙抵達伊斯坦堡，牛隻能在土耳其當地找；而且，蕭昱之前合作過的農夫，對於前往陌生的土耳其一整個月這個提議，即便有不錯的酬勞，依然沒有足夠的勇氣——事實上，所有藝術家嘗試聯絡過、會耕牛的農夫們，一聽要去那個叫做伊斯坦堡的地方，便都拒絕了。

我撥通了母親的電話，想問問老家村裏的鄰里，是否有人願意接下這個擔子。幾天後，母親回覆我：「不如喊你小舅舅去吧，他從小放牛，然後我跟你爸也一起。」我瞪大眼睛，意識到這個主意完全來自母親。

父母一輩子都生活在老家浙江西部的那個小山村裏，他們從未在我面前表達過對遠遊的期許——生長和操持一個普通家庭，旅遊於他們是一個幾乎不存在的概念，也認定紮根在故鄉是最理所當然的命運。他們願意全力支持的，唯有我和兄長的教育。父親因參軍錯過了高考恢復，總有懷才不遇之心，寄託子女可以用文憑來實現自己未盡的理想。我的確努力地求學，探尋自我實現的路徑。自從大學以來的這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離家特別遠的地方，在各種國家工作生活，毫無「安家」的跡象。這並不是父親想像的結果。

電話裏，母親還未問過父親，就信心滿滿地說：「不就是耕地嗎？」這個決定，摻雜母親的勇氣、對我的信任以及父親對外部世界的不安。小舅如今常年在外務工，修橋鋪路蓋樓房，我猜他膽大心細，的確不怕這樣的差事。倒是母親，精明利落可一生圍着家庭和柴米油鹽打轉，才是那個對陌生旅途有期待的人。父親證明了我的猜測，他生氣許久，說按他的意思，根本不願去這麼一個從未聽說過的地方；但他不願違了母親的心意，又不願讓她隨其他人去陌生國家。

七年前我在香港，父母來探望過我一次。整潔的現代化大都市讓他們欽佩又羨慕，但在離開的地鐵上，父親皺着眉建議，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新聞學碩士的我，應當在畢業後回到家鄉工作，我腦海中一直記得，伴着港鐵轟隆隆的背景音，他說：「聽說鎮上的化工廠在招會計。」我與父母，尤其與父親的關係，便一直有一種期待值上的巨大落差。他想要的是「女兒」這個身份應當給出的陪伴和一份可預見的安穩生活，我想要的是「父親」這個角色若給出、便意義重大的認可——我給不了他的，他也不給我。

我應允了母親，仔細又惶恐地安排着行程：他們三個從未出過國門，如何放心讓他們搭乘跨國航班；在土耳其要住一整個月，這時已經開始全職工作的我，再盡力也無法陪着一個月；完全陌生的語言環境，會給他們帶來多大的挑戰？策展方尋了一位學過漢語的土耳其姑娘來做翻譯，我心想着父母的吳儂口音，他們真的能與一個只學了幾年中文的外國人輕鬆交流嗎？

倔強

很快就到了8月下旬，他們從杭州飛到阿姆斯特丹，我加入了飛往伊斯坦堡的後半段，儘可能陪了一段時間。不過，至始至終，我都被一層生怕出錯的緊張情緒左右着，忙前顧後，幾乎忘記呼吸。自從11歲進入寄宿學校，我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就被無限地碎片化了；成年後，更是只在春節這樣喧鬧的時刻淺淺一聚。我總是有些憤恨，覺得他們眼裏的我，一直是那個11歲的女孩；又或是，在父母面前，除了幼時的記憶，我無法再真實體會自己任何其他的經驗——換句話說，我才是那個將自己變成11歲女孩的人。

從伊斯坦堡往北車程一個多小時開外，直到黑海邊上，便是主辦方找來馴牛的這家小農場。其實用「養殖場」來形容更為貼切，後院一塊不大的空地上，雞鴨貓狗、羊群和小牛們還算自在，還有一頭不怕生的小黑驢。絕大部分的肉牛和奶牛，都被圈養着。它們身形巨大，癱坐在欄杆後面，大大的倉庫裏全是飼料。我們一行人走進農場的時候，製作人選定的那頭牛，正躺在漆黑的屋子裏睡午覺。

策展方細心地把我們安置在離農場不遠的一棟海邊小樓裏。傍晚去超市儲備食物時，小舅買了香煙，父親挑了瓶最接近白酒的伏特加；在擺滿了肉類的櫃枱前，母親抓着我的手臂問：「你幫我認認，豬肉在哪裏？」我一時語塞。江南一帶，養牛羊的極少，豬肉才是家鄉最普遍的肉食，逢年過節，村裏人聚集起來殺豬分食的場景，是我兒時既害怕地躲起來、總又好奇地豎起耳朵的時刻。

在這之前，我在一個空隙拉着他們跑去看了伊斯坦堡著名的藍色清真寺和索菲亞大教堂。可我是想當然他們理解伊斯蘭文化的基礎常識？還是其實心不在焉的我，並不懂怎樣是更好的陪伴？看着他們在清真寺裏充滿好奇的自拍，並沒有想到應該多介紹一些。我會為父親不敢面對陌生文化而生氣，卻也沒有多走出一步，去伴隨他們的探尋。

相反的，我的全部精力都在應對那隻牛帶來的麻煩。隨行的一位土耳其農民試着將牛從小黑屋裏拉出來。在土耳其南邊的一些農村裏，用牛犁地還是一個可尋的傳統，這位農民家中就養有一隻耕牛，但當主辦方試圖將他的牛運到伊斯坦堡時，才意識到將一隻地理上屬於亞洲的牛，跨國歐亞邊境，運到歐洲，即便是同一個國家，也需要經歷極其複雜的檢疫過程，可以耗上半年多。

於是，他的牛沒來，但作為馴牛的熟練人士，他答應帶着犁過來幫手。在我們抵達前一個多星期，這位人高馬大的年輕農民便一直在試圖馴化這頭牛。耕牛一般從小便開始訓練，牛的鼻子上會被穿環，這樣常見的「放牛」場景才可能，牽繩的人往那個方向拽，牛鼻子就能感受到拉扯，乖乖聽話。

但這一隻牛，卻是完全未經馴化，根本沒有興趣聽從任何人的指揮。急於展現成果的土耳其農民，其實是當地的摔跤比賽的冠軍，年輕的他一躍而上攬住牛角，逼着牛就範——倔強的牛則前腳一曲，生生跪了下來。更多的時候，他在追着它滿院子跑。站在角落裏的父親和舅舅，看得目瞪口呆。

「這牛從來沒被馴過，」小舅皺起眉頭，「沒被馴過的牛長大了脾氣很大，這樣耕不了。」

養殖場裏的幾位工人應該覺得這些陌生的中國人很好笑，一連好幾天，他們不是在學習用土耳其語來吆喝，就是用鮮嫩青草誘惑那隻慵懶的牛。然而院子裏的牛兒，要麼紋絲不動，要麼橫衝直撞，生生撞壞了幾處欄杆。壯年的牛力氣極大，根本不可能被馴服。

化解

「怎麼辦？」我一時束手無策。策展方几位年輕製作人，毫無農村生活經驗，滿心祈禱只要這幾位經驗豐富的「中國農民」努力去馴，一切都有可能。父親和舅舅的神色愈發尷尬，「我們買張機票回家好了，」父親在某個時刻冷不丁地說。

最終出現在現代博物館場地裏的，是那頭小黑驢。農場主說黑驢沒有主人，平日裏就在院子裏晃悠。它性情很好，起初，我們嘗試着將脖套擱在它的脖子上，或是拉着韁繩領着它四處走動時，驢兒撲閃着大眼睛，抖着兩隻耳朵，安順地跟隨着。甚至毫不抵抗地耕了會兒地——不過，第三次再去招惹它的時候，它還是拔腿躲開了幾十米，又在地上打了好些滾兒。

在將用驢換牛的方案徹底鎖定之後——這需要在藝術家、策展人、製作人和出版人之間反覆討論，我也不得不離開了，但父親舒展開的眉頭讓我鬆了口氣。

我不在的那半個月，他們看起來很自在，還想辦法把一個土耳其傳統的犁具，改造成中國農村裏常見的模樣。也似乎與中文生澀的翻譯和只會土耳其語的工作人員聊得嫻熟。不過，幾種語言混雜下來，常相處的工作人員打聽到的我，既是記者，還很懂營養學，不僅學了哲學還會拍電視劇（除了記者是我的職業，其他幾項毫無出處）。

等我再回到伊斯坦堡的時候，他們也從海邊小樓搬到了市中心的酒店，準備展覽的開幕。我發現父母房裏有五雙竹筷子——他們從老家帶了許多泡麪和家鄉小菜，卻忘了帶筷子。母親笑着說：「我們自己做的。」

我收起這幾雙筷子，打算帶回布魯塞爾的家裏，又問起父親對土耳其的看法，他想了想說，土耳其人特別好，忠厚老實、熱心善良，這讓他很吃驚，「但是伊斯坦堡不夠現代化，很多地方都特別髒。」我止住了反駁父親的衝動，他對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有着決絕的判斷。也於是不難解釋，在我的生活狀態中勘探一番後，父親回國後難得地給我發的短信，總結說我工作繁忙、身體瘦弱、很不開心，這使得他很難過沉重——我手忙腳亂地解釋，忙碌不意味着我不開心，工作不是負擔而是我想要的，但也心知大約不會激起父女之間的什麼漣漪。

開幕的那個星期，蕭昱的老朋友、藝術家艾未未也在一個午後出現。場地瞬間熱鬧起來，數十人一下子圍在了絡腮鬍子的艾未未身邊，自拍、簽名的都有。母親有些激動地拽着我問：「這個肚子很大的人是明星嗎？我們也可以跟他拍照嗎？」我把父母推到艾未未身邊，替他們在那頭驢身前合影，想了想又低聲解釋說，這是那個很有名的詩人艾青的兒子。

不過，母親要求我不向任何親戚提起此行的真正緣由，要是有人問起，只需說他們是隨我在土耳其旅遊了一個月——我這才意識到，雖然一輩子生活在農村裏，他們並不喜歡自己在博物館裏呈現的「中國農民」這個形象；在博物館裏養牛牽驢，更是難以向親朋好友解釋的畫面。

半年後，母親喜滋滋地說，她發現了一個秘密：土耳其海邊院子裏有幾棵掛滿果實的無花果樹，那些果子，治好了父親的痔瘡。「你爸當時就說了無花果可以治痔瘡，每天都吃很多，現在果然好了。」原來，他們還摘了一些無花果的枝丫，要回國嫁接栽培，可惜大多勉強發了芽便死了，「只有一棵還有可能活下來。」母親說。

他們也依然會想起那頭驢就發笑——終了的那場表演，也就是去犁半乾的水泥層的時候，黑驢徹底決定不再聽話了，在犁了兩道之後便再也不動。揮着小棍兒的舅舅，又被現場的工作人員制止，「這樣會被人以為我們在虐待動物」。在場的獸醫則說，驢是很敏感的動物，把它從農場里拉到博物館，離開了夥伴兒，可能是很抑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