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特朗普一週年

周濂:「另類右翼」與美國政治

共和黨並沒有因為特朗普的勝利而變得精誠團結,保守主義也沒有因為特朗普的勝利而變得前程遠大。恰恰相反,共和黨和保守主義曾經堅守的基本價值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美國總統特朗普。 攝: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Images
美國總統特朗普。 攝: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Images

【編者按】:從一年前的就職典禮觀眾人數爭議,到針對穆斯林的入境限制令,再到力推廢除奧巴馬(歐巴馬)醫保,直到一年後美國聯邦政府正式停擺,特朗普(川普)就任後的所作所為,幾乎無一不是爭論焦點。在這種背景下,端傳媒的「特朗普一週年」專題力圖展示其中某些重要側面。圍繞「另類右翼」現象,本文作者周濂從學理脈絡角度闡述了不同思想流派的分野,而明天刊發由北大飛撰寫的評論,則從現實政治權謀角度解讀,二者之間形成了張力與互補。

本文首發於《讀書》雜誌2018年第1期,端傳媒經授權編修轉載。

對於不少隔岸觀火的國人來說,特朗普(川普)在 2016年取得美國總統大選的勝利,不僅意味着共和黨對民主黨的勝利,更意味着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勝利,以至於有一位朋友在閒聊時說,假如施特勞斯(Leo Strauss)在世,一定會為特朗普的勝利歡欣鼓舞。

我相信這不僅是對共和黨和保守主義的誤讀,更是對當代美國政治生態和未來走向的誤讀。事實上,共和黨並沒有因為特朗普的勝利而變得精誠團結,保守主義也沒有因為特朗普的勝利而變得前程遠大。恰恰相反,共和黨和保守主義曾經堅守的基本價值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在不久前的國會演說中,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佛雷克(Jeff Flake)直陳:「這一點現在已很明顯,相信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致力於自由貿易和支持移民的傳統保守主義者,在共和黨內獲得提名的道路越來越窄了——而這個政黨長久以來是通過對這些主張的信念來自我定義的。」

與佛雷克的痛心疾首形成鮮明對比,右翼人士勞倫‧穆瑞(Lawrance Murray)在特朗普當選次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文章:「我們歡呼特朗普總統帶來的民族主義,美國第一,對另類右翼的正式承認……這是美國白人的勝利……我們將讓世界變成對單族統治(ethnocracy)的安全所在。」

雖然目前斷言美國政治已經在根本上發生了範式轉換還為時尚早,但是,特朗普的獲勝所帶來的政治震盪顯而易見,而這一切都與「另類右翼」的粉墨登場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某種意義上,面對另類右翼的挑戰,反對是容易的(雖然是必需的),理解則是困難的(當然絕不意味着接受)。關於另類右翼國內已有不少介紹,特別是其與「小粉紅」、表情包相當雷同的網絡屬性,人們多少有些了解。我更關心的是,另類右翼的崛起對美國保守主義意味着什麼?作為一種病理反應,另類右翼折射出美國政治文化的哪些問題?在反對另類右翼的同時,反對者是否應該做些自我檢討?凡此種種問題,在最近出版的《理解另類右翼》(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一書中,喬治‧霍利(George Hawley)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文本。

不過在探討以上問題之前,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進化史。

與歐洲保守主義者不同,美國建國的獨特性讓美國保守主義只能保守「自由」的傳統。在這個意義上,只有首先了解美國自由主義的家譜,才能把握美國保守主義的歷史成因和複雜立場。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由於主張大政府、高税收和高福利的進步主義鳩佔鵲巢,佔用自由主義頭銜,讓古典自由主義者只能生造出「自由至上主義」這個術語自我正名,繼而自由至上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在實質性主張上也產生了較為明晰的區別:前者強調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反對政府干預自由市場以及進行社會再分配;後者雖然看重財產權和經濟自由權,但沒有將之視為「道德上的絕對之物」,因此在反對進步主義的同時,會出於慈善原則、社會穩定或者市場穩定等權宜之計支持一定程度的再分配。自此,自由主義大家族內部呈現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古典自由主義,自由至上主義,以及從進步主義進化而來的自由主義(亦稱當代自由主義)。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內憂」——進步主義和「外患」——共產主義的裏外夾擊下,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自由至上主義者和傳統主義者(亦稱「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半心半意地集結在「保守主義」這面大旗下。這場婚姻從一開始就存在着感情基礎不夠堅實的問題:自由至上主義者把自由視為最高的政治價值,傳統主義者強調政治的最終目的是德性,而古典自由主義者海耶克則乾脆寫了一篇《我為什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來劃清界限。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弗蘭克‧邁耶(Frank Meyer)提出所謂的「融合主義」(Fusionism),試圖在理論上整合保守主義。與此同時,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立足《國民評論》,試圖把共和黨打造成一個堅定的保守主義政治工具。在經典著作《1945 年以來的美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運動》中,喬治‧H.納什指出,雖然高華德(Barry Goldwater)在 1964 年的總統選戰中以大敗告終,「但是人們忽然意識到,邁耶所主張的融合主義卻贏得了勝利」。不僅如此,高華德的失敗還以曲折的方式實現了巴克利的夙願:保守主義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得到了鞏固和加強。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是新保守主義粉墨登場的時代,作為「被現實打劫了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雖然轉投共和黨陣營,但與保守主義始終保持半心半意的關係,在國內政策上堅持新政的核心主張,在國際政策上推行積極的干預主義,總之,他們既是自由派的叛徒,又是保守派的內鬼,他們是一群熱衷於哲學體系和深奧理論的知識精英,同時又對現實秩序和自由世界的全球擴張有着高度的熱情。

新保守主義者的整體基調與傳統的保守主義格格不入,其精神教父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曾經半開玩笑地評論說:「作為一個新保守主義者,就必須要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無論現實是多麼的沉悶壓抑。在美國所有成功的政治都是希望的政治,這是傳統的美國保守主義那裏並不顯著的一種情緒。」

同樣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還出現了關注社會道德議題的宗教右翼和政治保守主義者,他們聚焦色情文學、藥物使用、大眾娛樂業的粗俗化等議題,把美國社會的道德滑坡現象歸咎於世俗人文主義也即當代自由主義,為此他們積極動員草根階層和宗教信徒進入公共領域,準備打一場「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戰爭」。面對這一趨勢,克里斯托曾經預言:「就長時段而言,這可能是最重要的變化。」因為,「這種文化戰爭可能壓倒何為政治與何為非政治的傳統觀念」。

綜觀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前三波浪潮,雖然理念各異、策略各異,但依舊有着如下幾個基本共識:

首先,他們仍然願意團結在「保守主義」的大旗下面,為進入主流保守主義圈子、成為家族聚會的正式成員而努力。

其次,傳統主義者和宗教右翼雖然批評現代性和啟蒙運動,但並不根本否定現代性和啟蒙運動,而是基本認同甚至尊重自由、民主乃至平等這些核心價值。以爭議最大的「平等」價值為例,通常認為這是當代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但是施特勞斯的著名弟子哈里‧雅法就認為《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絕非修辭學的浮飾,而就是美國革命的首要動機。

雅法甚至認為平等價值根本就是保守主義的原則。施特勞斯的另一個弟子哈維‧曼斯菲爾德雖然批評進步主義不知「過度平等」為何物,主張「人與人之間有差異和不平等,尤其是智力上的不平等」,但是他也沒有徹底否定平等價值,更沒有放棄捍衞「更好的民主」的初衷。

最後,當代美國保守主義一直與自由主義大家族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說,當代美國保守主義自認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神傳人,反對的是進步主義,但是構成其核心成員之一的卻是自由至上主義。

歷史學家阿蘭‧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在《保守主義的問題》(1994)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紀的大多數美國保守主義者都沒準備好在哲學基礎上與其理論對手自由主義傳統做出區隔。……多數保守主義者會認為在二十世紀,相比自由主義,保衞自由更是保守主義者的核心關注。」

這個論斷得到了曼斯菲爾德(Mansfield)的響應,在他看來,保守主義不可能採取「回返」(go back)的策略,而只能走「緩行」(go slow)之路,不是要去「替代」自由主義,而是「糾正和彌補自由主義的局限」,敦促「自由主義堅守其自身的原則」。一言以蔽之,保守主義者的任務就是「把自由主義從進步主義手中拯救出來」。

雖然曼斯菲爾德明確區分了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但是從現實政治的效果看,過去幾十年來,美國政治正在日益呈現出兩黨趨同、左右合流的走勢,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民主黨和進步主義顯然扮演了更加主動的角色。其實,當年海耶克反對保守主義的「決定性理由」正在於此,他認為保守主義缺乏獨立的政治原則和理想,「天生不能為我們正在前進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種選擇的可能」。所以必然會被力量更大的那一方拖着走。

也正是在這裏,我們開始「理解」另類右翼橫空出世的「部分合理性」,因為另類右翼為他們提供了第三種選擇——「改道」。

其實,「另類右翼」的「另類」一詞"alternative",正是取代和替代的意思,只是他們想要取代的不是自由主義,而是主流保守主義。在《理解另類右翼》這本書中,霍利反覆提請我們注意,另類右翼的主要攻擊目標是主流保守主義和共和黨的建制派力量,他們的目標不是在保守主義的家族聚會中覓得一席,而是掀翻桌子、另起爐灶,徹底地取而代之。

根據霍利的觀察,他從未遇見過任何一個把拉塞爾‧柯克( Russell Kirk)、弗蘭克‧邁耶或者佛利民(傅利曼)的著作視為思想源泉的另類右翼。這意味着,對於主流保守派,另類右翼一個也不認同。正如極右翼運動人士亨特‧華萊士(Hunter Wallace)在南部民族主義網站Occidental Dissent上說的:

在美國,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和自由意志主義者全都是通常所說的自由主義家族的分支。所有這些群體都想要保存根本的自由世界秩序,儘管他們對於「自由」和「平等」孰先孰後存在分歧,而且彼此之間鬥得不可開交。他們都共享了思路狹窄的自由主義世界觀,認為更多的「自由」或者更多的「平等」是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

我們不屬於自由主義家族。我們把自己視為完全不同的種類。這就是為什麼,比方說,我們中的多數人都享受挑釁性言論(trolling),因為我們壓根不相信任何標準意義上的胡扯——例如,不存在比所有人都生而平等更自明的事情——以及政治正確性是一個無法抵制的對象。

這段話表明,在另類右翼看來,主流保守派跟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乃是「一丘之貉」。但這不足以讓他們「改道」,其「改道」最直接的理由是,主流保守派的「緩行」方案無法阻止一個他們所不樂見的未來的發生:人口格局的必然改變,以及「白人國家」的必將失去。

另類右翼的核心主張是白人的身份政治,但是霍利特別指出,有必要區分「白人至上主義」和「白人民族主義」這對概念,前者指的是在一個多種族共存的社會裏白人佔據社會主導地位,後者指的是將不同的種族完全隔離,分而治之。另類右翼是白人民族主義者而非白人至上主義者,這意味着他們的根本政治訴求是建立一個由純種白人組成的單一種族社會。這是一個毫無現實根據的政治狂想,但是,缺乏現實政治的可操作性並不意味着沒有現實政治的後果,所謂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對於另類右翼來說,重要的是他們把種族問題重新引入到公共政治視野當中。

在接受霍利的採訪時,最早提出「另類右翼」的史賓沙(Richard Spencer)自稱身份至上主義者(identitarian),他說:

我會說一個身份至上主義者在追問任何其他問題之前都會追問「我是誰?」或者「我們是誰?」正因如此,雖然其他的政治意識形態可能建基於某種經濟理論、某個宗教或者社會理論,但身份至上主義者則立足於某種身份之上。

我有多個身份,我是一個男人,我 38 歲,我在得克薩斯長大,出生在馬薩諸塞。……雖然存在多重的身份……但是我會說種族是身份的基礎。你無法擺脱這一點。不管你是否想要認同你的種族,種族都會與你認同。……你從哪裏來這一點最終會影響你是誰。我認為你需要首先追問這些問題,然後你才能開始追問經濟問題、外交政策等等。

在身份政治問題上,主流保守派的傳統策略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平權運動為例,保守派認為平權運動導致了反向歧視,與擇優原則相違背。曼斯菲爾德指出:「擇優原則實際上是一項自由主義原則,當保守派將該原則拿來反對平權行動時,他們實際上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反對自由派。」

正是出於「把自由主義從進步主義手中解放出來」的邏輯,曼斯菲爾德批評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平權行動上的讓步,認為這會讓保守派面臨如下危險:「他們日益淪為政治正確和自由式的裙帶主義的擔保人或『幫兇』。

面對自由派對自由主義的背叛,他們視而不見,而正是自由主義要求自由派按照一個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他的種族和性別對一個人做出評價。」因此,與主流保守派的任務不同,另類右翼從未打算把自由主義從進步主義手中解放出來,而是力爭把右翼從傳統保守派的手中解放出來。

另類右翼人士埃里森‧洛奇 2009 年在《達奇雜誌》(Taki's Magazine)上撰文指出:「南方策略讓共和黨成功勝選,但他們甚至壓根兒就沒有打算在移民或(種族)份額上做任何事情。」洛奇指責尼克遜(尼克森)、列根(雷根)以及老布殊(老布希)在移民政策上向民主黨舉旗投降。這讓不少美國白人產生「被背叛」的怨恨情緒:「白人是保守主義政治中的主導成員,但是保守主義的有權勢者卻鮮少促進白人的利益。」

所以與主流保守派的策略不同,另類右翼不再通過強調擇優原則來反對平權運動,恰恰相反,他們就是要通過重申白人民族主義來反對平權運動。

白人至上主義和白人民族主義的興起,讓我們再一次認識到身份政治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被進步力量用來反對守舊和狹隘的社會成規,也可以被保守力量用來捍衞守舊和狹隘的社會成規。

在傳統觀念裏,身份政治是少數對於多數、邊緣對於主流、弱勢對於強勢的抗爭和挑戰。一般來說,身份政治的行動者兼備邊緣、少數和弱勢這三個特徵,但是在特殊情況下,也會出現「多數+邊緣+弱勢」的奇特組合,白人民族主義就是最佳個案:雖然是多數群體,但由於長期被主流媒體和建制派(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忽視,所以在政治上處於邊緣與弱勢地位。

不管是否符合事實,重要的是另類右翼充分利用了這種不斷自我強化的「被背叛感」,進而發展出一套「逆向身份政治」的邏輯。

政治哲學家威爾‧金里卡曾經指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意涵(political implication)部分地取決於主張者「是否接受自由主義的前提——我們的目的具有多樣性和可修正性」。

正是因為拒絕接受自由主義的基本前提,另類右翼的「逆向身份政治」將身份政治潛在的惡發揮到了極致:它不僅培養出唯我主義的狹隘視角,而且用反對平等價值的種族等級制和單一民族觀取代了基於平等價值的多樣性。

2016 年大選告訴我們,從三K黨以降的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義者、白人民族主義者、厭女症患者其實同樣訴諸身份政治的邏輯,但因為他們在歷史上長期屬於多數、強勢的一方,所以人們忽視了他們的身份政治的面向。時光流轉,在政治正確話語主導美國政治已逾五十年的今天,這股被壓抑已久的「逆向身份政治」話語終於爆發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這股「逆向身份政治」的潮流到底會導致什麼樣的未來?「舊日重現」不太可能,但它也絕非僅僅是「迴光返照」,因為它與經濟、階級、宗教以及恐怖襲擊等問題進行了多重捆綁,環環相扣,要想解開這麼多的結和套談何容易。

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也許需要更多地反省身份政治的負面效果,通過重返自由主義的社會正義視域,立足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策略,幫助那些少數、邊緣、弱勢的群體成為沒有標籤的、自由且負責任的個體,緩解甚至消解由˿身份帶來的焦慮與憤恨,而不是強化、激化身份政治的邏輯。

很多右翼人士雖然不看好特朗普的品格與操守,但也不看衰特朗普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因為他們相信美國三權分立和聯邦制度足以有效地限制特朗普的破壞力。應該說,這個判斷並非沒有合理性。如果將特朗普勝選視為一次「撞車試驗」,目前為止,測試結果表明美國的政治制度有着足夠的韌性和彈性。

可是就像金里卡所指出的,對於一個健全的自由民主制度,僅有平衡個人利益的程序性制度機制是不夠的,除此之外,還需要有一定水準的公平品德和公共精神,例如,「積極地、非獨斷地參與對權威的批判,通過慎議追求相互理解而不是通過討價還價或者威脅去排他性地追求個人利益」。

自由民主制固然不要求人人都是天使,但自由民主制也不可能存活於由惡魔組成的社會裏。若想實現健康的運轉,自由民主制必須滿足一個關鍵下限:「必須存在着足夠數量的、在一種程度上擁有這些品德的公民。」

這個「關鍵下限」既包括量(人數)的指標也包括質(品德)的指標,就 2016 年大選而言,至少從「質」的指標出發,另類右翼的登堂入室已足以證明跌破了「關鍵下限」。

理解另類右翼的關鍵之處在於,他們是在打一場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戰爭。斯賓塞曾經毫不諱言地指出:「我不認為選舉是改變世界的方式。你是通過重大的文化變化來改變世界的。」也就是說,大選只是手段,他們的真正目的是改變美國的公共政治文化,最終改變世界。因此,萬萬不可因為另類右翼沒有成為建制派的可能就低估他們的破壞力。

霍利認為特朗普不是另類右翼,他並不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納粹分子或者白人民族主義者。但是另一方面霍利也承認特朗普對於另類右翼的崛起可謂居功至偉。過去幾十年裏,主流的保守主義力量一直扮演着守門員的角色,通過黨內清洗,將種族主義、納粹主義以及白人民族主義隔絕在公眾視野之外。

特朗普就像是「意識形態的破冰者」,通過他無與倫比的破壞力,不僅「終結了保守主義在右翼政治中的壟斷地位」,「表明右翼可以不遵守由共和黨精英制定的遊戲規則來獲得勝利」,而且成功地突破了政治正確性的底線,為另類右翼在美國政治生態中獲得一席之地掃清了障礙。

特朗普雖然不是另類右翼,但二者之間卻在風格氣質上頗為「惺惺相惜」。這首先體現在他們都是無法用傳統的二元模式歸類的存在。特朗普在名義上是共和黨成員,政治光譜屬於右翼而非左翼,但是仔細考察他的心智取向、政治理念(如果有的話)和政策主張就會發現他在貿易和對外政策方面比克林頓(柯林頓)更左,但在移民議題上則比傳統共和黨更右;他鮮少通過主流媒體發聲,而是慣用群眾集會以及網絡廣場——推特,像古希臘的民意煽動者那樣與擁躉直接發生聯繫;與另類右翼一樣,他不了解也不珍視民主傳統和基本價值,不斷挑戰政治正確性的邊界,突破社會習俗和常規的底線,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特朗普與另類右翼另外一個共同之處是對勝利的渴望。事實上,如果一定要給特朗普貼上一個標籤,那就是「贏家」二字。《國民評論》的資深編輯戈德伯格(Jonah Goldberg)認為:「在班農這裏,以及在班農的鼓聲中奮力划槳的許多右翼分子那裏,動力並非來自種族主義或者反猶主義,動力來自不惜一切代價獲勝的需求。」

其實,種族主義的動力與不惜一切代價獲勝的需求並不矛盾,二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恰恰是相互支持,因為從被背叛的怨恨心理中最容易生長出報復衝動。根據戈德伯格的觀點:「在過去十年裏,許多右翼評論者已經成功地說服他們自己,保守主義的真正問題是意志的缺乏(lack of will),他們心悅誠服地引用左翼活動家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觀點,聲稱『我們』必須要像『他們』那樣,不擇手段地去『贏』。」

在特朗普身上,他們看到了「贏」的可能性。所以哪怕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韙,攻擊那位墜機身亡的穆斯林美國士兵的父母,他們也可以自我辯護說:「至少他是在戰鬥!」因為在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中,道德的考量是完全可以被拋在一邊的。

霍利指出,儘管這個現象並不意味着有大量的美國白人悄悄地懷有另類右翼的信念,但是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有越來越多的美國白人不再把種族主義視為道德上的敗壞,而且有意願與明確的白人身份政治進行捆綁。

不破不立,大破大立,面對特朗普如蠻牛闖入瓷器店的破壞力,不少保守派這樣自我安慰。曼斯菲爾德就是這樣一邊痛惜特朗普不是一個紳士,一邊又對他肆無忌憚地攻擊政治正確性而暗自竊喜。

可是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是人類社會多年的經驗。再好的制度也需要適當的民情和政治文化作為土壤。任何一個制度,如果想要實現良好的運轉,就必須在制度之正義性和公民德性之間形成相互支持的「自循環」格局。而另類右翼的出現打破了這個格局。特朗普不是另類右翼,但是特朗普是那個打開瓶塞放出惡魔的人。他也許暫時還沒有動搖美國政治制度這株大樹,但讓已經龜裂的美國公共政治文化土壤進一步的鹽鹼化了。

回到本文最初的那個判斷,特朗普的勝利並沒有讓共和黨變得精誠團結,保守主義也沒有因此變得前程遠大,恰恰相反,傳統的保守主義曾經堅守的基本價值,無論是自由、德性還是秩序,都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正如霍利所言,作為一種運動,另類右翼既受惠於傳統保守派的衰落又致力於加速它的最終崩潰。

從另類右翼的視角出發,傳統保守派的「緩行」策略業已證明是投降路線,它無力拖住自由主義的腳步,反而會帶亂自己的步伐,如果還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下討論議題,保守主義就只能越來越趨同於自由主義。另類右翼祭出的白人民族主義,雖然在建制層面暫無落實的可能,但絕對不能低估它對美國政治公共文化的衝擊和破壞。

有朋友樂觀地預言另類右翼難成氣候,時代巨輪滾滾向前,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得與時俱進。我對這樣的樂觀主義始終心存疑慮。也許從長時段看,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取向是不可逆的,但是這個進程卻不可能如我們想像的那般平穩開闊。如果自由主義內部的偏保守力量也即左翼的建制派無法有效地延緩激進左翼的步伐,如果保守主義內部的偏進步力量也即右翼的建制派不能有效地遏制另類右翼的歧路,那麼未來並不可期。

歷史尚未終結,也許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作者按】:「我很喜歡哲學家趙汀陽的『一個以及所有問題』說法,它告訴我們真正的思考需要覆蓋的領域有多廣。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落筆成文的時候,也需要論及所有問題,事實上,在給定的篇幅裏面我們只能論及一個或者至多兩三個問題,其餘問題只是作為背景隱藏其後。拙文着重論述另類右翼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它牽涉到很多一帶而過,但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比如Goldwater在1964年的選戰策略及其對共和黨的深遠影響,National Review雜誌的前世今生,福音派基督徒與進步主義者自1960年代以來的文化戰爭等等。也正因如此,我很樂意讀到北大飛和崇明的作品(後者將發表在《讀書》2018年第2期),只有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切入到這些相互關聯但又有所差異的主題,才有可能深入理解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複雜性和多面性。」

(周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著有《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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