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踏入新的一年，身為音樂媒體工作者的我，在腦海裡都會盤算著這年有甚麼經典專輯來到甚麼週年紀念，在這個2018年初也如是。而在今年的「25週年系列」當中，我就想起了包括有愛爾蘭搖滾樂隊The Cranberries在1993年春天出版的首張專輯《Everybody Else Is Doing It, So Why Can't We?》。
誰不知今年才運行半個月，便傳來The Cranberries女主將Dolores O'Riordan在1月15號於英國倫敦錄音期間猝逝的噩耗，享年46歲(1971 – 2018)，到目前為止尚未公佈其死因。
由於今年將會是《Everybody Else Is Doing It, So Why Can't We?》面世25週年，而在不久之前我才回想到那陣子的The Cranberries，從而記憶中浮現起當其時尚未夠22歲的Dolores一臉鄰家女孩樸素模樣的面孔。然後，卻得悉這位女性搖滾巨星殞落，連結上「死亡」二字，一下子這個反差太大了。而且，Dolores O'Riordan根本從不是大家曾料到會早逝的音樂人。
首張專輯，慢熱的經典
也許我慶幸能夠看著The Cranberries的崛起，我擁有的第一張The Cranberries唱片，就是樂隊在1992年發行的首張單曲〈Dreams〉的7”黑膠細碟。通過當時的英國音樂週報介紹，我最早認識到的他們，就是一隊樸實無華甚至有點害羞的愛爾蘭獨立搖滾樂隊(有說早年Dolores要站在舞台台側才可以演出)，然後《Everybody Else Is Doing It, So Why Can't We?》在25年前面世。當時的Dolores仍是蓄著一頭one-lenght髮型，有別於她日後的爽朗醒目短髮形象。
《Everybody Else Is Doing It, So Why Can't We?》時The Cranberries的聲音，也是屬於一種清爽、青蔥、內斂與真摯的淡淡然感覺，相當對了我的音樂口味，那時我是用上The Smiths、The Sundays甚至Cocteau Twins等獨立名團的風格來跟他們作比較；跟著我也見證了《Everybody Else Is Doing It, So Why Can't We?》如何成為一張慢熱的專輯，〈Dreams〉與〈Linger〉這兩張經典單曲到1994年相繼再版發行，方取得重大商業成就、成功打進了美國市場。
緊接在1994年秋天面世的第二張專輯《No Need to Argue》，The Cranberries亦走向成熟與較激情的聲音，展示出一支搖滾大團的姿態，感覺已不同日而語。那位內斂的女主唱，也搖身一變成為大家心目中新一代的搖滾女神。
搖滾女王與世界三大男高音合唱
毋庸置疑，Dolores O'Riordan是1990年代英美樂壇其中一把最重要的白人女聲。當年得以分庭抗禮，是美國的Tori Amos，英國的PJ Harvey、Trip hop天團Portishead的Beth Gibbons，由冰島轉戰倫敦發展的Björk。
Dolores O'Riordan的歌聲，既能溫婉柔揚，也能激情動蕩，音域甚廣而又情感豐富，一人唱出多個層次，她的約德爾唱法與愛爾蘭利默里克口音，也令她樹立起其強烈的個人風格。即使她的歌曲內容會有描寫某種悲痛經驗，但也能賦予出一股儼如她形象的倔強聲音，唱出一種音樂上的正能量，而非任何消極的情緒，這是何解The Cranberries的作品比同期的女歌手為成功與深入民心。
也別忘記在1995年Pavarotti & Friends的《Children of Bosnia》音樂會上，Dolores可以跟意大利歌劇男高音歌唱家巴伐洛堤(Luciano Pavarotti)合唱〈Ave Maria〉，當時才作為只出版過兩張官方專輯的The Cranberries成員、24歲的她，已能夠攀上天后級歌手的高度姿態、足以傲視同儕。大家都視Dolores為愛爾蘭搖滾女王，抑或「女版Bono」。
她是The Cranberries這隊暢銷熱賣樂隊的靈魂人物，亦曾擁有美滿婚姻，過去我們心目中的Dolores絕對是人生勝利組的搖滾名人。大抵樂迷們都會記得她富有得可以購下了百多英畝的牧場，又曾在愛爾蘭躋身十大富婆之列。可是Dolores在2014年與丈夫(兼經理人)Don Burton結束了20年的婚姻，同年她大鬧航班及遭逮捕，多年後公佈患上躁鬱症，她的人生也在這幾年間發生了逆轉。
在香港：王菲與王家衞效應
The Cranberries得以在香港廣為樂迷認識，那要多得商台903音樂節目《豁達音樂天空》當年對他們的大力推介；當然再進一步的推波助瀾，是王菲在1994年專輯《胡思亂想》裡把樂隊的〈Dreams〉改編成〈夢中人〉，同年並被王家衞電影《重慶森林》用作插曲，好讓除了鍾情歐西音樂的樂迷外，The Cranberries的知名度亦大大地滲透到華語音樂聽眾的領域。
姑勿論你對王菲的改編版本怎樣嗤之以鼻，但The Cranberries的確是因此而在華人市場上增長了相當的普及程度。看看The Cranberries在1996年4月底出版了第三張專輯《To the Faithful Departed》，隨即便火速的在5月初於紅館舉行樂隊首個專場音樂會，那無可厚非背後是有著王菲/王家衞效應；當晚的壓軸歌曲，就是〈Dreams〉。(下一次The Cranberries來港演出，是2002年跟美國樂團No Doubt聯袂舉行音樂會；然後就是樂隊復合之後在2012年的專場。兩者同是在灣仔會議舉行。)
當時大家都見證到The Cranberries在香港所激起的一股巨浪。如果從前已有「文青」的標籤，那麼他們所吸納到就是那些年的文青樂迷，尤其影響到一眾女生。
王菲與The Cranberries的關係，其實只有在改編歌〈夢中人〉裡她如何模仿Dolores的唱腔而已。但當時香港樂壇上有另一位深受Dolores影響的女歌手，她是前Black & Blue主唱盧巧音，大家都說Candy的唱腔是來自Sinéad O'Connor，但來自Dolores的薰陶也不難聽得出來。
當然The Cranberries / Dolores的影響在香港亦散播到很多組樂隊的女生身上，也有不少樂手玩奏過他們的歌曲。猶記得在1990年代尾我為一個樂隊比賽擔任評判，當中有一隊女主唱的樂隊(抱歉記了名字)，在樂隊正式演奏他們的原創歌曲之前，其女歌手先來獨唱了一段ad-lib以展示唱功，而她就唱得活像Dolores上身般。
重新認識Dolores
教我重新認識Dolores，那是The Cranberries解散後她正式作個人發展的時候。2007年，Dolores在獨立廠牌Sanctuary旗下出版她的首張個人專輯《Are You Listening?》，唱片面世前夕她來香港宣傳，並在中環Grappa's Cellar舉行過一場宣傳性質的小型acoustic演出《An Evening with Dolores O'Riordan》。當晩我曾跟她會面，留著一頭黑色長髮的她已沒有任何巨星的氣燄，反之是相當和藹可親，畢竟當時的Dolores就是過著深居簡出、養尊處優生活，她就是育有一名繼子與三名親生孩子的媽媽。
到2009年Dolores出版第2張個人專輯《No Baggage》，我又跟身處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她做了一個電話訪問(但遇上當地的大風暴)。說到她之前以個人姿態回歸樂壇，她表示：「我闊別了群眾足足四年，加入The Cranberries時我仍在唸書，跟著我做了十多年名人。一天我不想再出名了，所以離開了The Cranberries，全然與孩子一起生活，做回一名媽媽與妻子。然後重返樂壇巡演，我是有點害怕，我懷疑樂迷們仍在嗎？還是已離去？意外地，樂迷仍是那麼棒，因為你的音樂夠強，對樂迷來說是有意義的東西，當他們聽到〈Linger〉、〈Dreams〉、〈Zombie〉時，便會想起他們在生活的某段時光。我的回歸，感覺是很獎賞的。」然後，The Cranberries也告復合，並在2012年帶來了睽違11年的回歸專輯《Roses》。
Dolores逝世，樂迷們也細說起對The Cranberries的情意結。但The Cranberries這個名字卻好像只屬大家的1990年代音樂回憶，所緬懷的都是樂隊頭三張專輯的作品來。
很多Doroles的「忠實樂迷」，卻忽視了她的兩張個人專輯，更莫論是她跟美國紐約市唱作歌手/製作人Olé Koretsky及前曼徹斯特傳奇性獨立搖滾樂隊The Smiths低音結他手Andy Rourke所組成的電音搖滾樂團D.A.R.K.，他們在2016年出版的《Science Agrees》專輯，那是Dolores相當不俗的新嘗試來。
也是如此，The Cranberries在去年發表的《Something Else》專輯，那還是以acoustic形式來重新演繹樂隊的舊作為大前提，只有三首新歌而已；反璞歸真地以acoustic手法來重灌其舊作，如今聽來已儼如Dolores給大家的一個道別式。
原来悼词也可以如此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