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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淵:走不出的「邊疆中國」

中國的近代領土屬性轉型是一項複雜、持久、龐大的國際工程。首當其衝的一個間題是,何為中國?是漢人的中國,還是多民族的中國?


邊疆民族其實大大迥異於內地省份聚居的固有民族,區域自治取代民族自決,實際上是中央集權對於邊疆分離主義的克服。圖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個公共車站。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邊疆民族其實大大迥異於內地省份聚居的固有民族,區域自治取代民族自決,實際上是中央集權對於邊疆分離主義的克服。圖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個公共車站。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編者按】:本文分上下篇,上篇為《於淵:「自古以來的中國」,真的存在嗎?》。

在晚清到中華民國之間,民國雖然繼承了大部分的清帝國疆域,但是無論疆域範圍的變化如何,疆域的性質已經完全變化了──「領土屬性」的轉型,才是晚清到民國,中國邊疆的本質轉型,這一時間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所提出的「五族共和」,代替了此前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的就是防止疆土的分崩離析。

回望辛亥:為什麼五族共和?

這是孫中山提出的著名命題──但大量史料證明,孫中山自己也不相信這一命題。他的最終理想,實際上就是建立一個漢族主導的民族國家,而「五族共和」,實則是「同化」其他民族。

辛亥之前,革命還是改良一度成為社會爭論焦點。在《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找秩序與意義 》中,歷史學家張灝追溯了四個分屬兩派的知識分子的時代意見,核心的是,革命派關注漢人的主權問題,立憲派則關注漢人的權利問題。也就是說,他們在中國如何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產生了紛爭。立憲黨人主張整合國內各民族,而革命黨人則認為,必須以站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漢族為主體。

如前文所說,在晚清,中國已經朝向民族國家開始轉型,但那時候的中國領土,不是「雄雞狀」,而是海棠葉形狀──

「勾勒這片秋海棠葉的國際邊界線不再是中國與個別鄰邦之間的私相承諾,而是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公開約定;不再是天朝帝王意志的體現,而是以國際法為根據的實踐;不再是模糊、遊移的邊疆地帶,而是相對固定的國家分界。」

過去的邊疆政策,其實質是隔離中國本部與疆部,而現在,則開始使用改土歸流、移民實邊、蒙藏建省以及相關的經濟、文化、交通建設等手段,對帝國疆域內滿、漢蒙、回藏五大區域進行整合。

中國的近代領土屬性轉型是一項複雜、持久、龐大的國際工程。首當其衝的一個間題是,何為中國?是漢人的中國,還是多民族的中國?

這一點,在20世紀初爭議極大,孫中山自身也搖擺不定,並且更傾向於漢人為主的觀念;在其實踐中,五族共和也從未真正實現。

章炳麟則更加極端,他不贊同繼承異族王朝的疆域,而要恢復到漢、明時期的疆域,那才是漢族正統。於是在章炳麟眼中,在清朝與中國形同異國的緬、朝、越,變成中華民國「必當恢復」的領土;而在清代內附且至清末已明白劃在中國近代國際疆界之內的蒙、回、藏部,反而成了可以「任其去來」的「荒服」。

這種異想天開,其實是基於章炳麟對漢人民族建國的構想,因此,他在民族構建與疆域規劃問題上,「捨近(清)求遠(漢、明),為中華民國設計了一條穿越時空之路。」

這種大辯論之下的革命實踐,在辛亥革命之後告一段落,民國仍然繼承的是大清的疆域,而非漢明的疆土。

「五族共和」的公式,也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各方妥協下,成為清朝「五大子民」的進化體──但從此後中華民國的發展看,劉曉原認為,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最不真實的命題之一」。

首先,中國國內民族的數量遠遠多於五族;其次,五族共和是漢、滿精英的妥協,並不是五族之間達成的。五族共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將清帝國五域維繫在民國之內,而中國實際上卻進入了以分離為開端的大分裂時期──外蒙直接獨立,最終成為無可挽回的結局。

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發布宣言書,彼時他表達了強烈的國家整合意識,強調民族、領土、軍政、內治的統一:「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然而,這些目標在民國時代,一樣都未能實現。因此,回望辛亥,劉曉原認為,辛亥的成就在於「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正名和恢復主政地位,並使中國在國家組織形式上進入現代國家之列。」而其失敗之處,則是民國「未能有效地繼續晩清開始的國家整合,順利地完成從帝國到民國的在疆域、人民方面的繼承。」

康有為曾預言,「晚清若去,蒙、藏必不能保」。但不同於責罵革命派應該承擔全部責任的楊度,康有為承認,「蒙、藏之自立於革命之前,則不能盡責於今政府矣」。或許,沒有人能夠回答,倘若沒有辛亥革命,而是立憲成功,蒙、藏將會是何種情形?

在共和與立憲的爭論中,也出現過一種折中的「帝國共和主義」,主張留皇帝虛名,行共和之實──但這種方式,無論是袁世凱,還是革命黨都是不可能接受的。於是,辛亥革命的實現,迅速導致了蒙藏的解脱,並且按照王柯所言,以「勤王」滿清的藉口,脱離了民國。

在王柯那裏,革命者的民族建國論應該負首要責任,而劉曉原則認為:「邊疆動盪或許是中國在新的政治基礎上構建民族國家所必須出的代價,歷史研究不應因此而苛責1911年致力於締造新國家的革命者。」

其實,對於1902年的孫中山而言,他和章炳麟沒有本質的差別,對於清帝國的疆域,他主張是「因其勢順其情」,而非一定要繼承清帝國的疆域。因為在孫中山眼中,「無可保全」的是蒙古、新疆等邊疆地區,而「無可分割」的則是在過去五六百年間「如金甌之固,從無分裂之虞」的十八省土地。

而10年以後,孫中山在他的臨時大總統宣言中「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的言論,就受到了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的影響,他在這時候又認可了這一方案,從而主張繼承滿清的海棠葉疆域──到這時候,便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形容的,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的疆域,實質上是「把民族的緊窄外皮拉扯到帝國的巨大軀體之上」。因此,這種中國大一統觀念在20世紀的延續,劉曉原認為,「更應歸功於在世紀之交尋求穩定的滿清政府和立憲派,而不是造反的革命黨。」

「五族共和」實現了嗎?

但在民國以後,孫中山逐漸顯示出對五族共和的摒棄,他主張的是「五域整合」。他認為蒙藏地區的人,並不懂什麼是共和,所以才屢屢發生背謬民國的事情。這和立憲派的觀點類似,辛亥以前,立憲派的觀點認為,滿、蒙、回、藏尚未進入「國民社會」,因此中國不可驟行共和制度。

不過,孫中山放棄「五族共和」的最重要原因,並非因為邊疆地區的落後,而是深感「中國本部政治局勢的糜爛和漢族自身國民程度的久缺。」劉曉原認為,使孫中山痛心疾首的是,「韃虜」之驅逐和「中華」之恢復,帶來的卻是五族離散,中原板蕩。他不得不在失去滿清這個對立面的情況下重新定義民族主義,以為繼續進行革命的主導思想。

而孫中山的改造結果便是,「將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從中國之內轉向中國之外,並使民族主義的主旨擺脫五族多元觀念的干擾,重歸華夏一元的正統。」因此,在1919年的《三民主義》手稿中,孫中山指斥,「五族共和」為辛亥之際「無知妄作者」所創,為官僚舊黨所附和,荒唐之極。

從此以後,孫中反對講五族的民族主義,強調必須大講漢族的民族主義,使漢族同化其他民族,組成中華民族的大民族國家。劉曉原發現,孫中山在1919年以後的講話和文件中,以及在後來廣為流傳的有關三民主義的演講中,將漢族民族主義提升到「國族主義」。

孫中山從此變成了一個大漢族沙文主義者,他認為,秦漢以來,中國歷史上的國家都是一個民族組成,在演講中,他憤然漢族以四萬萬之眾,卻未能「真正獨立組一完全漢族的國家,實是我們漢族莫大的羞恥,這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沒有成功」。

而對於其餘四族,在孫中山眼中,就成為了摻雜在漢人當中的極小部分人口,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意義可以忽略不計,而他們此時還在列強控制之下,將來只有在漢族的幫助下才能獲得拯救。同化為漢族,成為了孫中山此後的核心思想。

孫中反對講五族的民族主義,強調必須大講漢族的民族主義,使漢族同化其他民族,組成中華民族的大民族國家。圖為來自內蒙古的一批小學生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參觀,並和孫中山畫像合照。

孫中反對講五族的民族主義,強調必須大講漢族的民族主義,使漢族同化其他民族,組成中華民族的大民族國家。圖為來自內蒙古的一批小學生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參觀,並和孫中山畫像合照。攝:Gideon Mendel/Corbis via Getty Images

而共產主義在一戰之後的到來,則又讓中國的民族思潮經歷了新的碰撞。

巴黎和會、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蘇俄謀華等等一系列事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從此以後,「民族自決」開始進入中國政治。但很大程度上,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面向邊疆地帶使用「自決權」和「自由聯合」時,都是為了取得莫斯科對中國革命政黨的信任──共產黨自不必說,國民黨在改組後,也變成一個半列寧主義政黨。

劉曉原認為,「在兩黨以後的歷史中,這些語句從未超出宣傳上的意義,在實踐中帶來的只有尷尬。」這是因為,兩個新型政黨以這種列寧主義登上歷史舞台時,中國早已大分裂。而至此以後,劉曉原認為,獨立思想者的大辯論時代也成為過去,民族將被黨族所代替。

在這一對「五族共和」的理解、揚棄的發展變遷過程中,無論是國共,其出發點,都以漢族為中心。而孫中山作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締造者,在其後,雖然顯示出從孤立的漢族立場,轉向包容他族的國族立場,但其族群政治的出發點,基本延續了辛亥前革命黨的一元立場,因此同化政策才是孫中山後期的核心。這種堅持,到了蘇俄影響傳入中國,並對國民黨造成深遠影響後,也沒有改變。

孫中山唯獨在國家地緣形體和民族構成上,全盤接受了曾經的論敵立憲派的觀點,在事實上繼承了清王朝帝國。但這種繼承並非兼容五族的共和政治結構,而只剩下疆域的繼承,如劉曉原聲稱的,「辛亥妥協所造就的五族共和公式,完全被以漢族為中心的五域統合理念所取代。」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五族共和」在事實上,確立了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主體民族──漢族。在此後抗日戰爭中,無論國共,都以民族主義為大旗,而建構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則更加強了漢族主體政治的意識。很多年以後,人們也就淡忘了,1911年以後的「五族共和」,只是東部中國政治精英的短暫共識,「蒙藏回部不僅未參與,甚至用勤王分裂等行動,表達了反對。」

劉曉原看到,儘管「五族共和」是一個不真實的命題,也沒有得到蒙藏回部的認同,但其仍然承認了各族「心理」訴求的合理性,而這種承認,在以後中國政黨的綱領中不復存在──國共在野時,都在一定程度上對邊疆民族的分離心態和自治要求給予肯定,但在自己主政以後,都調轉槍頭,不再提及民族自決。

而理想的「五族共和」,直到現在,也終歸沒有真正的實現。

中國邊疆變化至今未最終結束

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族共和」變成了民族區域自治,但從根本上,中國仍未走出「邊疆中國」。

在劉曉原看來,無論中外,中國現代史都長期缺乏對「邊疆」主題的研究,中國學者致力於研究中國歷史的大一統如何被帝國主義破壞,如何喪失土地,是一種「失地學派」。而西方學者則把清王朝與帝國主義聯繫起來,從帝國角度研究民族衝突,是一種「帝國學派」。

但這些學術作品,並未對中國邊疆的地位、屬性,以及作為邊疆國家的中國有更多思考。

在歷史上,中國一直具有「邊疆國家」特徵,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概括道,中國歷史的邊疆特徵,要麼是邊疆及以外的王朝向內運動,實現對中國的全面控制;要麼是建立於中國的王朝向外運動,取得對邊疆甚至更遠地區的控制。

所以中國從來不存在「自古以來」,相反,自古以來,中國的邊疆都處於變化的過程,並且成為漢族與非漢民族之間的交往或隔離、同化或抵抗、戰爭與和平的歷史過程。

美國在1890年宣布終結「開拓者邊疆」,距離美國建國100年以後。而中國的邊疆變化,則到如今仍未最終結束。

中國到目前為止,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切實的多民族共同體,而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基本上是一個被國族化的漢族群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族群政治並未宣告「歷史的終結」,而是以一種不一樣的方式,從民國到如今,繼續延續着。

共產主義者在1920年代以後登上歷史舞台,按照意識形態,他們本不應成為民族主義者,而是在全世界範圍之內開展階級鬥爭,超越國境,超越民族。在其創始之初,中共是共產國際的分支,是蘇俄謀華的一步棋子。劉曉原分析,在那時候,「共產主義者信奉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倡導蒙古、西藏與新疆等地邊疆人民的民族自決。」而這也被認為是鍼砭中國頑疾、回生中華民族的良方。

是毛澤東的革命策略,導致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自然而然引領了中共的本土化。到抗日戰爭時期時,民族主義不再是共產黨人批判的資產階級陷阱,而是要與國民黨競爭取得民心的旗幟。也因此,毛澤東在1935年曾公開對內蒙古宣稱,「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的組織起來。總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但到了1938年,毛澤東則在《論新階級》中提出,「允許蒙、回、藏、苗、瑤各民族面已有平等權利在共同抗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

新的表述裏,民族自治,取代了民族自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讓這一政策主張延續下去,至此以後,中國領土屬性的現代化與中國國家的民族化,仍在進程之中,並且比之於積貧積弱、處於動盪世界中的民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境遇好得太多。

在1949年後的兩年中,無論是政治還是領土,中華民族都實現了對中國東、南各省以及西、北邊疆的全面覆蓋。劉曉原評論道,「中國共產黨由此完成了國民黨所未能做到的使中國從政黨觀念,向民族實體的擴展,由此繼國民黨打造黨國之後,完成了黨族的構建。」

內蒙的自治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成功經驗,亦即「容忍一個邊疆民族在某種程度上的特殊化,其實可以促進它與中國內地政治同質化的重大進展。」於是,在1949年的中國人民協商會議中產生的《共同綱領》「代憲法」,宣布民族區域自治作為重大國策。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引入,也導致了中央政府對國內各少數民族進行識別確認,最終確定了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民族。在直接的政治結果中,55個少數民族的確認,「有助於淡化諸如內蒙、新疆、西藏這樣的邊疆民族區域的特殊性」。

蘇聯領導人後來認為中共領導人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這基本是不錯的。中共領袖和其敵對的國民黨前任,在邊疆問題上沒有更大的差別,而是同樣決心繼承清王朝的遺產。

民族區域自治是逐步實施的──在1949年以後的五年裏,內蒙古是一個自治區,新疆是一個省,西藏是一個「地方」。到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成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全國範圍內,「勝利了」。

但這一制度並未更長久的堅持,因為社會主義改造,是社會主義中國不可迴避的宏偉目標。而這也導致邊疆中國的實質,並未得到改善。

劉曉原分析道,這種民族區域自治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仍然存在三個尚待解決的難題。

邊疆民族其實大大迥異於內地省份聚居的固有民族,這種特殊性並不會因為它們都被稱為「少數民族」而消滅。而區域自治取代民族自決,實際上是中央集權對於邊疆分離主義的克服,但是否能取得各方的認可,則是未解的難題。最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終目標,使得邊疆與內地都最終實現政治同質化,這注定導致原本邊疆與內地合作的氣氛變得緊張劇烈。

文革期間,這種衝突變得更加劇烈。而拉鐵摩爾對於中國是「邊疆中國」的論斷,則仍然成立。只是在新的民族國家的邊界之內,邊疆政治的爭執以新的方式延續。迄今為止,民族邊疆與中國內地被一種超民族的政治理念和社會主義綑綁在一起,但反應的主要是中國內地漢族的政治意志。

也因此,儘管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自己的國際邊界,「然而,在過了一個甲子之後,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邊疆狀態依然在延續。」

劉曉原在本書終結處,並未給出如何走出邊疆中國的方式和時間,而只是給出了美國的經驗:美國用了近120年才結束自己的邊疆狀態,變成一個整合的國家,是人民共和國的兩倍時長。

至少現在看上去,邊疆中國,仍然走不出這幅員遼闊的邊疆。

《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

作者:劉曉原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6月

(於淵,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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