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趙剛:貼著海岸線划行,未有光於中

在以文學為中心輻輳出的歷史與思想大半徑上,我們看到他總是小巧地、自適地、不改現代派初衷地,緊貼著那個原點──好像一塊只敢貼著海岸線航行的舢舨。於是,香港是他的情人。我不禁莞爾。


2017年12月14日,詩人余光中病逝, 享年89歲。圖為詩人余光中2012年出席西安一個大學活動。  攝:Imagine China
2017年12月14日,詩人余光中病逝, 享年89歲。圖為詩人余光中2012年出席西安一個大學活動。 攝:Imagine China

【編者按】本文首刊於趙剛先生臉書,經《端傳媒》邀稿後,作者以「註釋」而不改前文文字方式,進行擴寫。由於註釋數量高達二十個,並穿插於正文段落之中,為同時讓讀者閱讀體驗順暢、保存原作架構,亦容納註釋入文,本文將先完整轉引全文,再將原文與註釋分別以「藍色大字」搭配「黑色小字」方式進行呈現。原標題為〈2017/12/15雜感一則〉,標題為編輯所擬。

2017/12/15雜感一則

也算是留下一個心情紀錄吧。別無他意。

我沒有資格原諒任何人。但如果只有原諒與不原諒,我選擇原諒。

他曾犯過的錯,縱然有他自己的責任在—誰又能免於自身的責任呢?但那個錯也是時代的惡所造成的。他曾當過加害者,但他也是受害者,受害於祖國的分斷,受害於內戰,受害於冷戰,受害於他的加害。他的錯,或他的惡,也是歷史事件。而這段歷史並沒有結束,應以結束它為志向。

他的加害也受害於他的受害。分斷與鄉愁使那個黨成為了他的乃至一世代人的浮木。失去母親,只能讓他更無助地認同那個父。恐懼與絕望,唉,以及一點私欲一點名累,又使他必須奮力前划。光後頭是黑,黑後頭是痛。並無某大姊所謂的有光於中。

因為他是詩人,所以他的傷不會逼使他搶銀行。但都是痛。十多年前,我見過一個白髮蒼蒼的拾荒冷班長,他說他心裡的的母親一直都還不到三十歲。

詩人是外省第一代。我是外省第二代。那裡站著幾個外省第三代。故鄉在哪裡?不是一個好回答的問題。「鄉愁」的問題很大很離奇,你們不要站著說話…。

這個詩人有沒有懺悔過?我願意說有。好比,他把「狼來了」給藏起來了。好比,他把他自己藏在西子灣。

這個詩人有沒有投機過?我願意說有。好比,他反共,但為名利故,並不忠貞。他還是要去有掌聲的地方。但這是私德問題吧!

並不完全是,因為也是思想問題。詩人並沒有表露過他對於一個最大的問題的思想: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以文學為中心輻輳出的歷史與思想大半徑上,我們看到他總是小巧地、自適地、不改現代派初衷地,緊貼著那個原點──好像一塊只敢貼著海岸線航行的舢舨。於是,香港是他的情人。我不禁莞爾。

畢竟,崎嶇的思想山路上見不到他。他以美學糊弄思想,用中文掩蓋中國,拿漢唐驅逐現代。然而,這在對岸竟然也熱賣。可見對岸的很多知識分子也不太在意那個最大的思想問題。但是,對岸的一般讀者到底是以什麼情感接近他,是否竟然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呢?而那個我們看來可疑的情感,萬一哪天突然都蒸發了,就一定是好事麼?而又如果我們的不悅來自一種小家子氣的不平衡,那是否又因為我們也耐不住寂寞呢?我想起真耐得住孤寂,踽踽於山路的他。然而。

但即便如此,這個詩人還是有一分功勞。比起很多立志要破壞中文語言的「詩人」,他的確是站在詩人的職業道德上,想要提升民族語言。就這一點,他至少是有苦勞的,得承認。

你好走。

(正文結束。以下為「註釋版」閱讀起點。)

【作者按】今天(2017/12/16)晚上,端傳媒的編輯,一位我認識的朋友,發訊息給我,期我以此小文為本,展開一些未盡之意。今天下午,幾位老友也指出文中一二處「有些人可能看不懂,最好改一下」。今天早上,我把我讀高中的女兒叫到身旁,跟她逐句解釋這篇文章,因為她說她「有看沒有懂」。昨天晚上,我又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朋友圈對小文的一些「爭論」……。這些很具體的緣由,加以我實在無力寫一篇新文章,所以就採取了現在這個方式,論點既有所展開,又有註釋版的「讀者友善」與來源標注之利,而且還不改前文之文字於一毫。雖無樂,而何不為?

也算是留下一個心情紀錄吧。別無他意。

當初我提筆之際,即自覺這是一篇捅馬蜂窩,擾人擾己之文,因為干擾了一種同溫層之內的敵友安定感。但我期望讀者,尤其是我的朋友們,諒或不諒,以此為我內心之不得已於言的真誠獨白。今日若能將彼此的想法與感情坦蕩衝撞,他日才或將驕傲於我們曾走過的路。處敵都需如此,更何況友呢!

我沒有資格原諒任何人。但如果只有原諒與不原諒,我選擇原諒。

我既非高風亮節之義人,也非余光中先生某些言動的直接受害者,談何原宥?真有資格說「不寬恕」,甚或「一個也不寬恕」的只有被余光中加害過的人,例如陳映真。但因為合情合理的原因,人不問我,我自己也會問自己:「你跟陳先生如此這般,那你怎麼看待余某呢?原諒還是不原諒?」

他曾犯過的錯,縱然有他自己的責任在—誰又能免於自身的責任呢?

人是社會與歷史關係的總和。但是這並不能當作主體否定自身作為人的「終極主體性」的反思與反省的責任的哲學藉口。我相信,這是陳映真的哲學人類學(見陳映真〈惋惜〉)。也是我的。我對我女兒「近取譬」說:當前這個教育體制是有大問題,這沒錯,但人也不應因此拿「體制」為由,作弊有理,於是繼續作弊,免於反省。

但那個錯也是時代的惡所造成的。他曾當過加害者,但他也是受害者,受害於祖國的分斷,受害於內戰,受害於冷戰,受害於他的加害。他的錯,或他的惡,也是歷史事件。

2004年9月14日,陳映真在被動回應余光中在2004年9月11日刊在廣州《羊城晚報》的〈向歷史自首?〉的〈惋惜〉一文中,雖不曾遺忘也不可能遺忘近三十年前余光中所加諸於他的可以讓人頭落地的〈狼來了〉一文(徐復觀先生以「血滴子」作喻),但仍,絕非故作良善地,提出一個基本的「認識和立場」,請大家不要把那塊歷史烏雲看成某一個人的善惡體現,而是要把它看成一個或可名為「余光中事件」的歷史事件。於是,陳先生指出了這個事件其實是要安置在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現當代史,尤其是1895年以降日本據台五十年的法西斯帝國殖民統治,以及之後在美國主導下的兩岸分斷新殖民地社會的一共長達百年的斷裂及其傷口,之下才能理解。就「余光中事件」而言,更屬直接脈絡的當然是戰後的民族分斷。在美國支持下所建立的親美反共軍事獨裁,以「自由、民主的名義,鼓勵極端的反共意識形態,煽動同族相仇、相疑、相殘的政治,建立可以無限上綱的反共國家安全體系」。「余光中事件」必須置放在至今沒有癒合,而且更形潰爛的這些民族傷口下來理解。陳先生說:「我因此把余光中先生一九七七年的〈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擺到這個框架上來認識,因而並不以爲是我和他的個人的恩怨。」 當然,〈惋惜〉一文有不少篇幅是在被動地因應余光中的文飾之文所作,但那,以我的理解,僅僅是陳先生以最大的克制與善意澄清他並沒有誤讀誤解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惡性言動。除此之外,在文章的首與尾,陳先生念茲在茲的還是如何能夠在認清當前的最重要危機(「重中之重」),也就是台獨分離主義,的挑戰下,能夠拓展與「台灣的民族派文學界的溝通、理解和團結」。因此,很清楚的是,2004年的陳先生,儘管面對的是余光中自我反省的進一退二,卻仍然不曾放棄余光中,仍然對余光中有所「等待」,「不讓事情往絕對性矛盾發展」。

〈惋惜〉是一份重要歷史文獻,反映了陳映真在2004年之際對於局勢與團結面的判斷。他很清楚余光中的轉變的限制與性質,但他依然要團結他。他看到人的進步,哪怕是極些微的「進步」,哪怕陳先生的內心也許是悵然遠多於擊節的。不妨說,余光中的轉變僅僅是從反共/醜中,到把反共掖起來,以「古典中國」來美中。我認為〈惋惜〉的另一個能展現這樣的一種對戰線與團結的理解是陳映真某種既站在左翼的立場敘述與詮釋歷史,但同時又有一種超越左右的視野。陳映真把現當代的左右乃至國共的路線爭論與現實鬥爭,都以一種這是中國人民自家的爭論與鬥爭來看。文中,陳映真有這樣的文字:「1920年代初開始,中國人民在救亡、發展問題上開始了左右兩大傾向的探索」。我看重這一句話。我認為,正是這樣一種從左翼出發的超越左右的、民族的、人民的視野,給予了陳映真真正能「寬恕」余光中的堅實的認識的與道德的基礎。而這就是為何我相信陳映真對余光中的寬恕並非作態。

陳映真。

陳映真。攝:陳文發 via 台灣文化部

而這段歷史並沒有結束,應以結束它為志向。

因此,對於「余光中事件」,我揣摩、我猜想陳先生的根本立場是:「我真誠地能寬恕你,就像我在我的小說裡寬恕過調查局幹員李清皓,甚至寬恕過那前偽滿州國鷹犬、後警總特務──手上沾滿了白色恐怖受難者鮮血的馬正濤,因為所有這些言動的惡,是要放在民族的大歷史背景下看,是世界格局下民族苦難的一部份。但是,余先生,你自己能這麼容易地原宥你自己嗎?你曾經開始懺悔過,但你並沒有走完,甚至又在意外的大眾矚目之下,退縮了,文過飾非了。你錯過了安頓你自己良心的機會,也誤掉了一個展開團結的機會。對此,我感到的是惋惜。但同時,我也有些許遺憾,我甚至想,當初如若我們能在你悔心初萌時,皆能端正態度,積極掌握住難逢的機會,達成和解,促進民族文壇的團結,那不是更好嗎?」(以下為我的揣摩的基礎:在文章開始,「九月十一日,余光中先生第一次在《羊城晚報》寫〈向歷史自首?〉作了回應,並且對我提出數問,爲自己洗清。事情發展至此,雖非所願,但繼之尋思:如果我和余先生皆能端正態度,以余先生在發表回應文章前致我私信中強調的「善意與誠意」,公開交換意見,坦誠面對歷史,達成諒解,彌合傷痕,增進當下臺灣民族文壇的團結,當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事。」甚至,在文章結束時,陳映真說,讀了余光中的自我辯護的文章後,他「感到寂寞、悵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釋懷,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動念?」見陳映真〈惋惜〉)。因此,我完全不能接受我曾瞄到過的一句話:「陳映真至死沒有原諒余光中。」請你不要為了黑余光中而連帶著把陳映真也黑了。陳先生一生奮發惕勵大度,無悔無怨無恨,此心光明,死而後已。怎會帶著對余某的「不原諒」以逝。大錯!

他的加害也受害於他的受害。分斷與鄉愁使那個黨成為了他的乃至一世代人的浮木。失去母親,只能讓他更無助地認同那個父。恐懼與絕望,唉,以及一點私欲一點名累,又使他必須奮力前划。光後頭是黑,黑後頭是痛。並無某大姊所謂的有光於中。

文化人、前馬政府官員龍應台,說余光中「數十年來在風吹草動、價值混亂中忠於自己的真實情感,執著自己所信仰的美學,不隨浪潮的推湧而附從漂流,可以說是『光在心中』」見〈鄉愁成絕響 余光中病逝〉,《中國時報》2017/12/15,A16)。「有光於中」是我誤記。

因為他是詩人,所以他的傷不會逼使他搶銀行。

搶銀行。此處說的是發生於1982年4月14日轟動全台的第一宗銀行搶案。退伍單身山東人老兵李師科犯案時55歲,比余光中大一歲。此案株連了另一酷似李師科的老兵王迎先,後者在酷刑下跳河解脫。李師科案之所以能破,又是因為被李師科所援助託付的另一老兵的告密所致。1982年5月21日被判處死刑,5天後迅速槍決。

但都是痛。十多年前,我見過一個白髮蒼蒼的拾荒冷班長,他說他心裡的母親一直都還不到三十歲。

21年前,我為這位我在台中忠義新村作訪調時遇見的一位底層退伍老兵冷班長,寫了一段題為〈社會史之五:冷班長(真有其人)〉的文字。正文說「三十不到」,記憶有誤,茲重抄於下:

冷班長又夢見那女子。五十年來,她總是三十出頭,溫婉愁苦, 磨搓著他的臉,唸唸有詞:「心肝兒,你跑到哪兒去了?」

五十年生死兩茫茫。心肝兒垂垂老矣,母親依然三十出頭。 兒子想母親,竟像是老爸想女兒……

誰人知道?八千里外,是否還有一老婦人,夜夜思想起,她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兒──在青林黑塞之間。

一萬多個夜裡/擺不平捺不住的思念/化作條條電蛇/盤旋 斯磨 衝撞/於海峽上空/ 夜──轟隆隆 無雨/黎明時/條條電蛇俱收作/根/根/白/髮。

詩人是外省第一代。我是外省第二代。那裡站著幾個外省第三代。故鄉在哪裡?不是一個好回答的問題。「鄉愁」的問題很大很離奇,你們不要站著說話...。

這三點代表了「不.腰.疼.」。相對於大陸讀者對余氏鄉愁的某種需要我們進一步理解的同情,此間對余光中的批判則充滿了對他的「鄉愁」的戲謔,無多深意,總之是「廉價、輕薄」,以及指控,說這種鄉愁居心叵測──甚至上升到說余的「鄉愁」追根究底是白色餘孽「返鄉團」的慾望。我的確沒有為余光中這個人辯護的慾望,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未來不知道,但相信也不會有。但是,我要說,對「廉價、輕薄」的批判本身也要避免「廉價、輕薄」,不能只是搖晃某張道德旗,而必須,借用陳映真的話,有某種「歷史主義」的態度。試問,如果把外省人(而非僅僅是余光中)的「鄉愁」看做一個「歷史事件」呢?第一代「樹離了根、花離了土」的痛苦、第二代糾纏於表態媚俗認同反抗的無地徬徨的痛苦,第三代,那很多各種之前的歷史遺留問題被時代漠然、被自我否認的那種無法被指認被表述的鬼魅痛苦……。我自己還好,跌跌碰碰慢慢走出了一條依稀是路的路,稍微有點平衡感,但我看到很多人很痛苦,痛苦到狀似快樂,但事實上得要在孤獨時耗費很大的心能,把這些痛苦用各種方式變賣、轉移、變形、「昇華」,以至造成各式各色的身心悖反。你們有故鄉的朋友、有祖厝的朋友,我的左派朋友,不要站著說話不腰疼。〈第一件差事〉、〈纍纍〉、〈文書〉、〈夜霧〉、〈忠孝公園〉,甚至〈歸鄉〉……,難道都是陳先生一篇篇的虛構文本嗎?可以讀它不上心嗎?進者,如果不用「鄉愁」而用「故鄉」呢?你就沒有鄉愁了麼?你的故鄉呢?那不是所有的人,所有在大陸的中國人,所有在台灣的中國人,都也不免於被這一個問題棘心的嗎?這裡當然不只是民族的問題,還有資本的問題,還有城鄉的問題,還有,更根本的,「何謂現代」的問題。我們是可以說,余光中對「鄉愁」的問題沒有提出深刻的思索──我有一個搞詩學的浙大朋友說余光中「只有聯想沒有思想」。確哉!但是,他至少,像一個老人或小孩,表達出疼痛了。要哀矜勿喜。喜或是恨,都妨礙了我們對問題的更進一步的「歷史主義」的認識。

這個詩人有沒有懺悔過?我願意說有。好比,他把「狼來了」給藏起來了。

據說余光中編定結集出的《余光中集(1-9)》沒有收〈狼來了〉。也有多種證據指出了余光中對此事的悔恨,在此不引了,只引最近的一筆相當可信的資料。前幾天,楊渡在他的文章裡說,2011年他在高雄訪問余光中時,本想就「狼來了」直接問於受訪者,但當余光中翻閱隨行編輯所準備的余氏創作年表時,余光中臉色變得「如此難看」,皺著眉頭,指著幾行字說:「這個可以刪掉嗎?事情都過去了,這一段就不必寫了。」(見,楊渡,〈另一種凝視:余光中留下的最後一課〉,《中國時報》,2017/12/19,A6)。也許有人會立即說,這太蠢了,你掩飾得了嗎?但我願意說,這不表示余認為那是他自己所能刪得完的,而是洩露了他對自己的那一段有厭惡感、有羞恥心。我想,這樣度人,應該是比較合情合理吧!但在當今台灣,很多人習慣了一種方式,要閉著眼讓敵人黑到底。你反余光中,很批判,但你反的方式與情感結構,很主流。

好比,他把他自己藏在西子灣。

西子灣。高雄中山大學所在地。在1985年,余就從權力中心台北移到高雄的中山大學,直到過世。

這個詩人有沒有投機過?我願意說有。好比,他反共,但為名利故,並不忠貞。他還是要去有掌聲的地方。但這是私德問題吧!

並不完全是,因為也是思想問題。詩人並沒有表露過他對於一個最大的問題的思想: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以文學為中心輻輳出的歷史與思想大半徑上,我們看到他總是小巧地、自適地、不改現代派初衷地,緊貼著那個原點──好像一塊只敢貼著海岸線航行的舢舨。於是,香港是他的情人。我不禁莞爾。

余光中語: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

畢竟,崎嶇的思想山路上見不到他。

山路。〈山路〉,陳映真作。把這句話翻成白話,讓我的需要慰藉的朋友們釋懷一下吧:「比起陳映真,余光中差太遠啦!」

他以美學糊弄思想,用中文掩蓋中國,拿漢唐驅逐現代。

余光中說,「我喜歡借高僧亞奎納斯之論,把中國文化比方為一個大圓,圓心無所不在,圓周無跡可循,而中文乃其半徑,中文能走多遠,中國文化的大圓就有多大。身為作家,我的責任與使命,就是延長這半徑」。這當然是一個缺乏思想的對「中國」的認識,完全沒有思考到「中國」是一個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概念,用費孝通的說法,是多元一體的多民族國家。中文,對余光中而言,是可以並且需要與當代中國區分開來的。或,余光中的中文是僅僅與他心目中漢唐盛世意象鉤連的中文。而這樣的中文與親美、反共的主旋律之間是沒有任何緊張的,也是可以無礙聯繫上「華語風」的。

2014年5月28日,詩人余光中參加內地開封清明上河園舉行的端午詩會。

2014年5月28日,詩人余光中參加內地開封清明上河園舉行的端午詩會。 攝:Imagine China

然而,這在對岸竟然也熱賣。可見對岸的很多知識分子也不太在意那個最大的思想問題。但是,對岸的一般讀者到底是以什麼情感接近他,是否竟然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呢?而那個我們看來可疑的情感,萬一哪天突然都蒸發了,就一定是好事麼?

對岸為什麼會出現余光中熱?因為統戰──把余光中塑造成一個心懷祖國的台灣詩人?因為某要人對其詩詞的引用?因為改革開放後人們對於過度政治化的文藝所產生的敏感或厭食,從而被余光中的詩所蘊藉的某種溫情脉脉、某種小巧所吸引?是精緻頹廢而又去政治化的「民國風」的一部份?余光中現象與張愛玲現象、白先勇現象,甚至與龍應台現象,都共享了一種政治/知識/情感平台?都有可能。但我認為「余光中現象」有其特殊性,因為這個風潮的風眼是「鄉愁」。這個鄉愁至少包含了兩個層面:一、大陸民眾對於近現代革命敘事之前的「四千年歷史與文明」的鄉愁,以及大陸人對於台灣人的「鄉愁」的某種屬於同胞才會有的溫情共感。

而又如果我們的不悅來自一種小家子氣的不平衡,那是否又因為我們也耐不住寂寞呢?我想起真耐得住孤寂,踽踽於山路的他。然而。(註一)

大家(此處指我與我的朋友們)要有「介之推」的氣度與準備,也不要陷入「汲黯」的不平衡。這兩個古人的名字典故在此就不加註了,有興趣的請自己網搜。

但即便如此,這個詩人還是有一分功勞。比起很多立志要破壞中文語言的「詩人」,他的確是站在詩人的職業道德上,想要提升民族語言。就這一點,他至少是有苦勞的,得承認。

近年,余光中經常寫文章批判西化語法。這是我所謂的詩人的「職業道德」,與所謂的教科書文言文比例的爭論事件可以無關。

你好走。

有讀者跟我說,讀我文章,都能同意,唯一的遺憾是,結尾用「你」,不夠敦厚,死者為大,何不敬稱?對此,我不同意,難以遵命。我能原諒他──假如我有資格,但我並不尊敬他,以前,現在,與未來。

註一:「然而」,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初刊版的筆名。

「註釋版」後記:

在加註之時,也就是2017年12月20日,台灣發生了綠色恐怖第一波,也就是新黨王炳忠等四人被以「證人」的名義破門而入,強制搜索,強制帶走「作證」。一星期之內,歷史以如此的密度──前是「余光中」,緊接的是「新黨」──逼迫我們思考、表態。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點上,我看到朋友們的複雜心情,從一種團結的心情到一種區分的心情,之間的來回擺盪。這個心情跌落到最低點的時候,是以這樣的一種質問表現出來的:民進黨抓你固然要譴責,但你看看自己的過去吧,你有過反省嗎?

要擴大團結面,堅守自己的信念,同時看到別人的進步(可能)與可團結之處?還是一直切割人己,捍衛自己的正確(某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愈來愈悲憤、愈來愈孤獨?於是,一個本應是團結與區分並進的辯證進步過程,卻有可能內縮回一個無法自拔的哈姆雷特式困局。

於是,我又想起陳映真。也就是在他的〈惋惜〉這一篇文章的最後。即便余光中的反省是如此之倒退,陳映真仍以如此開闊與團結的心態表達他的相應態度、期望與作法。茲重抄如下:

從大局看,在台灣的民族派文學的溝通、理解和團結,當著島內外反民族文論猖狂的形勢下,實為重中之重。我真誠祈望我和余先生還有互相以坦承與善意相談的可能與機會。……

我會刊出我致余先生的的二信,以示我自始對余先生的誠意與善意。與這封信一樣,除非被動,我不會主動公開任何擴大誤解的資料。拳拳此心,盼望余先生和兩岸關心的文化界能瞭解。但自我反省自有一個艱難、漫長的過程。我和廣大愛護余先生的大陸文壇應該等待,不讓事情往絕對性矛盾發展。我有什麼差錯,也願接受嚴格批評。

(趙剛,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著有《小心國家族:批判的社運,社運的批判》、《四海困窮:戰雲下的證詞》、《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台灣1960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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