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贴着海岸线划行，未有光于中

【编者按】本文首刊于赵刚先生脸书，经《端传媒》邀稿后，作者以“注释”而不改前文文字方式，进行扩写。由于注释数量高达二十个，并穿插于正文段落之中，为同时让读者阅读体验顺畅、保存原作架构，亦容纳注释入文，本文将先完整转引全文，再将原文与注释分别以“蓝色大字”搭配“黑色小字”方式进行呈现。原标题为〈2017/12/15杂感一则〉，标题为编辑所拟。

2017/12/15杂感一则

也算是留下一个心情纪录吧。别无他意。

我没有资格原谅任何人。但如果只有原谅与不原谅，我选择原谅。

他曾犯过的错，纵然有他自己的责任在—谁又能免于自身的责任呢？但那个错也是时代的恶所造成的。他曾当过加害者，但他也是受害者，受害于祖国的分断，受害于内战，受害于冷战，受害于他的加害。他的错，或他的恶，也是历史事件。而这段历史并没有结束，应以结束它为志向。

他的加害也受害于他的受害。分断与乡愁使那个党成为了他的乃至一世代人的浮木。失去母亲，只能让他更无助地认同那个父。恐惧与绝望，唉，以及一点私欲一点名累，又使他必须奋力前划。光后头是黑，黑后头是痛。并无某大姐所谓的有光于中。

因为他是诗人，所以他的伤不会逼使他抢银行。但都是痛。十多年前，我见过一个白发苍苍的拾荒冷班长，他说他心里的的母亲一直都还不到三十岁。

诗人是外省第一代。我是外省第二代。那里站着几个外省第三代。故乡在哪里？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乡愁”的问题很大很离奇，你们不要站着说话…。

这个诗人有没有忏悔过？我愿意说有。好比，他把“狼来了”给藏起来了。好比，他把他自己藏在西子湾。

这个诗人有没有投机过？我愿意说有。好比，他反共，但为名利故，并不忠贞。他还是要去有掌声的地方。但这是私德问题吧！

并不完全是，因为也是思想问题。诗人并没有表露过他对于一个最大的问题的思想：中国到底是什么？

在以文学为中心辐辏出的历史与思想大半径上，我们看到他总是小巧地、自适地、不改现代派初衷地，紧贴着那个原点──好像一块只敢贴着海岸线航行的舢舨。于是，香港是他的情人。我不禁莞尔。

毕竟，崎岖的思想山路上见不到他。他以美学糊弄思想，用中文掩盖中国，拿汉唐驱逐现代。然而，这在对岸竟然也热卖。可见对岸的很多知识分子也不太在意那个最大的思想问题。但是，对岸的一般读者到底是以什么情感接近他，是否竟然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呢？而那个我们看来可疑的情感，万一哪天突然都蒸发了，就一定是好事么？而又如果我们的不悦来自一种小家子气的不平衡，那是否又因为我们也耐不住寂寞呢？我想起真耐得住孤寂，踽踽于山路的他。然而。

但即便如此，这个诗人还是有一分功劳。比起很多立志要破坏中文语言的“诗人”，他的确是站在诗人的职业道德上，想要提升民族语言。就这一点，他至少是有苦劳的，得承认。

你好走。

（正文结束。以下为“注释版”阅读起点。）

【作者按】今天（2017/12/16）晚上，端传媒的编辑，一位我认识的朋友，发讯息给我，期我以此小文为本，展开一些未尽之意。今天下午，几位老友也指出文中一二处“有些人可能看不懂，最好改一下”。今天早上，我把我读高中的女儿叫到身旁，跟她逐句解释这篇文章，因为她说她“有看没有懂”。昨天晚上，我又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朋友圈对小文的一些“争论”……。这些很具体的缘由，加以我实在无力写一篇新文章，所以就采取了现在这个方式，论点既有所展开，又有注释版的“读者友善”与来源标注之利，而且还不改前文之文字于一毫。虽无乐，而何不为？

也算是留下一个心情纪录吧。别无他意。

当初我提笔之际，即自觉这是一篇捅马蜂窝，扰人扰己之文，因为干扰了一种同温层之内的敌友安定感。但我期望读者，尤其是我的朋友们，谅或不谅，以此为我内心之不得已于言的真诚独白。今日若能将彼此的想法与感情坦荡冲撞，他日才或将骄傲于我们曾走过的路。处敌都需如此，更何况友呢！

我没有资格原谅任何人。但如果只有原谅与不原谅，我选择原谅。

我既非高风亮节之义人，也非余光中先生某些言动的直接受害者，谈何原宥？真有资格说“不宽恕”，甚或“一个也不宽恕”的只有被余光中加害过的人，例如陈映真。但因为合情合理的原因，人不问我，我自己也会问自己：“你跟陈先生如此这般，那你怎么看待余某呢？原谅还是不原谅？”

他曾犯过的错，纵然有他自己的责任在—谁又能免于自身的责任呢？

人是社会与历史关系的总和。但是这并不能当作主体否定自身作为人的“终极主体性”的反思与反省的责任的哲学借口。我相信，这是陈映真的哲学人类学（见陈映真〈惋惜〉）。也是我的。我对我女儿“近取譬”说：当前这个教育体制是有大问题，这没错，但人也不应因此拿“体制”为由，作弊有理，于是继续作弊，免于反省。

但那个错也是时代的恶所造成的。他曾当过加害者，但他也是受害者，受害于祖国的分断，受害于内战，受害于冷战，受害于他的加害。他的错，或他的恶，也是历史事件。

2004年9月14日，陈映真在被动回应余光中在2004年9月11日刊在广州《羊城晚报》的〈向历史自首？〉的〈惋惜〉一文中，虽不曾遗忘也不可能遗忘近三十年前余光中所加诸于他的可以让人头落地的〈狼来了〉一文（徐复观先生以“血滴子”作喻），但仍，绝非故作良善地，提出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立场”，请大家不要把那块历史乌云看成某一个人的善恶体现，而是要把它看成一个或可名为“余光中事件”的历史事件。于是，陈先生指出了这个事件其实是要安置在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现当代史，尤其是1895年以降日本据台五十年的法西斯帝国殖民统治，以及之后在美国主导下的两岸分断新殖民地社会的一共长达百年的断裂及其伤口，之下才能理解。就“余光中事件”而言，更属直接脉络的当然是战后的民族分断。在美国支持下所建立的亲美反共军事独裁，以“自由、民主的名义，鼓励极端的反共意识形态，煽动同族相仇、相疑、相残的政治，建立可以无限上纲的反共国家安全体系”。“余光中事件”必须置放在至今没有愈合，而且更形溃烂的这些民族伤口下来理解。陈先生说：“我因此把余光中先生一九七七年的〈狼来了！〉和那『一封长信』摆到这个框架上来认识，因而并不以为是我和他的个人的恩怨。” 当然，〈惋惜〉一文有不少篇幅是在被动地因应余光中的文饰之文所作，但那，以我的理解，仅仅是陈先生以最大的克制与善意澄清他并没有误读误解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恶性言动。除此之外，在文章的首与尾，陈先生念兹在兹的还是如何能够在认清当前的最重要危机（“重中之重”），也就是台独分离主义，的挑战下，能够拓展与“台湾的民族派文学界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因此，很清楚的是，2004年的陈先生，尽管面对的是余光中自我反省的进一退二，却仍然不曾放弃余光中，仍然对余光中有所“等待”，“不让事情往绝对性矛盾发展”。

〈惋惜〉是一份重要历史文献，反映了陈映真在2004年之际对于局势与团结面的判断。他很清楚余光中的转变的限制与性质，但他依然要团结他。他看到人的进步，哪怕是极些微的“进步”，哪怕陈先生的内心也许是怅然远多于击节的。不妨说，余光中的转变仅仅是从反共／丑中，到把反共掖起来，以“古典中国”来美中。我认为〈惋惜〉的另一个能展现这样的一种对战线与团结的理解是陈映真某种既站在左翼的立场叙述与诠释历史，但同时又有一种超越左右的视野。陈映真把现当代的左右乃至国共的路线争论与现实斗争，都以一种这是中国人民自家的争论与斗争来看。文中，陈映真有这样的文字：“1920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民在救亡、发展问题上开始了左右两大倾向的探索”。我看重这一句话。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种从左翼出发的超越左右的、民族的、人民的视野，给予了陈映真真正能“宽恕”余光中的坚实的认识的与道德的基础。而这就是为何我相信陈映真对余光中的宽恕并非作态。

而这段历史并没有结束，应以结束它为志向。

因此，对于“余光中事件”，我揣摩、我猜想陈先生的根本立场是：“我真诚地能宽恕你，就像我在我的小说里宽恕过调查局干员李清皓，甚至宽恕过那前伪满州国鹰犬、后警总特务──手上沾满了白色恐怖受难者鲜血的马正涛，因为所有这些言动的恶，是要放在民族的大历史背景下看，是世界格局下民族苦难的一部份。但是，余先生，你自己能这么容易地原宥你自己吗？你曾经开始忏悔过，但你并没有走完，甚至又在意外的大众瞩目之下，退缩了，文过饰非了。你错过了安顿你自己良心的机会，也误掉了一个展开团结的机会。对此，我感到的是惋惜。但同时，我也有些许遗憾，我甚至想，当初如若我们能在你悔心初萌时，皆能端正态度，积极掌握住难逢的机会，达成和解，促进民族文坛的团结，那不是更好吗？”（以下为我的揣摩的基础：在文章开始，“九月十一日，余光中先生第一次在《羊城晚报》写〈向历史自首？〉作了回应，并且对我提出数问，为自己洗清。事情发展至此，虽非所愿，但继之寻思：如果我和余先生皆能端正态度，以余先生在发表回应文章前致我私信中强调的“善意与诚意”，公开交换意见，坦诚面对历史，达成谅解，弥合伤痕，增进当下台湾民族文坛的团结，当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事。”甚至，在文章结束时，陈映真说，读了余光中的自我辩护的文章后，他“感到寂寞、怅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释怀，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动念？”见陈映真〈惋惜〉）。因此，我完全不能接受我曾瞄到过的一句话：“陈映真至死没有原谅余光中。”请你不要为了黑余光中而连带着把陈映真也黑了。陈先生一生奋发惕励大度，无悔无怨无恨，此心光明，死而后已。怎会带着对余某的“不原谅”以逝。大错！

他的加害也受害于他的受害。分断与乡愁使那个党成为了他的乃至一世代人的浮木。失去母亲，只能让他更无助地认同那个父。恐惧与绝望，唉，以及一点私欲一点名累，又使他必须奋力前划。光后头是黑，黑后头是痛。并无某大姐所谓的有光于中。

文化人、前马政府官员龙应台，说余光中“数十年来在风吹草动、价值混乱中忠于自己的真实情感，执着自己所信仰的美学，不随浪潮的推涌而附从漂流，可以说是『光在心中』”见〈乡愁成绝响 余光中病逝〉，《中国时报》2017/12/15，A16）。“有光于中”是我误记。

因为他是诗人，所以他的伤不会逼使他抢银行。

抢银行。此处说的是发生于1982年4月14日轰动全台的第一宗银行抢案。退伍单身山东人老兵李师科犯案时55岁，比余光中大一岁。此案株连了另一酷似李师科的老兵王迎先，后者在酷刑下跳河解脱。李师科案之所以能破，又是因为被李师科所援助托付的另一老兵的告密所致。1982年5月21日被判处死刑，5天后迅速枪决。

但都是痛。十多年前，我见过一个白发苍苍的拾荒冷班长，他说他心里的母亲一直都还不到三十岁。

21年前，我为这位我在台中忠义新村作访调时遇见的一位底层退伍老兵冷班长，写了一段题为〈社会史之五：冷班长（真有其人）〉的文字。正文说“三十不到”，记忆有误，兹重抄于下：

冷班长又梦见那女子。五十年来，她总是三十出头，温婉愁苦，
磨搓着他的脸，念念有词：“心肝儿，你跑到哪儿去了？”

五十年生死两茫茫。心肝儿垂垂老矣，母亲依然三十出头。
儿子想母亲，竟像是老爸想女儿……

谁人知道？八千里外，是否还有一老妇人，夜夜思想起，她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儿──在青林黑塞之间。

一万多个夜里／摆不平捺不住的思念／化作条条电蛇／盘旋 斯磨 冲撞／于海峡上空／
夜──轰隆隆 无雨／黎明时／条条电蛇具收作／根／根／白／发。

诗人是外省第一代。我是外省第二代。那里站着几个外省第三代。故乡在哪里？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乡愁”的问题很大很离奇，你们不要站着说话．．．。

这三点代表了“不．腰．疼．”。相对于大陆读者对余氏乡愁的某种需要我们进一步理解的同情，此间对余光中的批判则充满了对他的“乡愁”的戏谑，无多深意，总之是“廉价、轻薄”，以及指控，说这种乡愁居心叵测──甚至上升到说余的“乡愁”追根究底是白色余孽“返乡团”的欲望。我的确没有为余光中这个人辩护的欲望，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不知道，但相信也不会有。但是，我要说，对“廉价、轻薄”的批判本身也要避免“廉价、轻薄”，不能只是摇晃某张道德旗，而必须，借用陈映真的话，有某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试问，如果把外省人（而非仅仅是余光中）的“乡愁”看做一个“历史事件”呢？第一代“树离了根、花离了土”的痛苦、第二代纠缠于表态媚俗认同反抗的无地彷徨的痛苦，第三代，那很多各种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被时代漠然、被自我否认的那种无法被指认被表述的鬼魅痛苦……。我自己还好，跌跌碰碰慢慢走出了一条依稀是路的路，稍微有点平衡感，但我看到很多人很痛苦，痛苦到状似快乐，但事实上得要在孤独时耗费很大的心能，把这些痛苦用各种方式变卖、转移、变形、“升华”，以至造成各式各色的身心悖反。你们有故乡的朋友、有祖厝的朋友，我的左派朋友，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第一件差事〉、〈累累〉、〈文书〉、〈夜雾〉、〈忠孝公园〉，甚至〈归乡〉……，难道都是陈先生一篇篇的虚构文本吗？可以读它不上心吗？进者，如果不用“乡愁”而用“故乡”呢？你就没有乡愁了么？你的故乡呢？那不是所有的人，所有在大陆的中国人，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都也不免于被这一个问题棘心的吗？这里当然不只是民族的问题，还有资本的问题，还有城乡的问题，还有，更根本的，“何谓现代”的问题。我们是可以说，余光中对“乡愁”的问题没有提出深刻的思索──我有一个搞诗学的浙大朋友说余光中“只有联想没有思想”。确哉！但是，他至少，像一个老人或小孩，表达出疼痛了。要哀矜勿喜。喜或是恨，都妨碍了我们对问题的更进一步的“历史主义”的认识。

这个诗人有没有忏悔过？我愿意说有。好比，他把“狼来了”给藏起来了。

据说余光中编定结集出的《余光中集（1-9）》没有收〈狼来了〉。也有多种证据指出了余光中对此事的悔恨，在此不引了，只引最近的一笔相当可信的资料。前几天，杨渡在他的文章里说，2011年他在高雄访问余光中时，本想就“狼来了”直接问于受访者，但当余光中翻阅随行编辑所准备的余氏创作年表时，余光中脸色变得“如此难看”，皱着眉头，指着几行字说：“这个可以删掉吗？事情都过去了，这一段就不必写了。”（见，杨渡，〈另一种凝视：余光中留下的最后一课〉，《中国时报》，2017/12/19，A6）。也许有人会立即说，这太蠢了，你掩饰得了吗？但我愿意说，这不表示余认为那是他自己所能删得完的，而是泄露了他对自己的那一段有厌恶感、有羞耻心。我想，这样度人，应该是比较合情合理吧！但在当今台湾，很多人习惯了一种方式，要闭着眼让敌人黑到底。你反余光中，很批判，但你反的方式与情感结构，很主流。

好比，他把他自己藏在西子湾。

西子湾。高雄中山大学所在地。在1985年，余就从权力中心台北移到高雄的中山大学，直到过世。

这个诗人有没有投机过？我愿意说有。好比，他反共，但为名利故，并不忠贞。他还是要去有掌声的地方。但这是私德问题吧！

并不完全是，因为也是思想问题。诗人并没有表露过他对于一个最大的问题的思想：中国到底是什么？

在以文学为中心辐辏出的历史与思想大半径上，我们看到他总是小巧地、自适地、不改现代派初衷地，紧贴着那个原点──好像一块只敢贴着海岸线航行的舢舨。于是，香港是他的情人。我不禁莞尔。

余光中语：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

毕竟，崎岖的思想山路上见不到他。

山路。〈山路〉，陈映真作。把这句话翻成白话，让我的需要慰借的朋友们释怀一下吧：“比起陈映真，余光中差太远啦！”

他以美学糊弄思想，用中文掩盖中国，拿汉唐驱逐现代。

余光中说，“我喜欢借高僧亚奎纳斯之论，把中国文化比方为一个大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迹可循，而中文乃其半径，中文能走多远，中国文化的大圆就有多大。身为作家，我的责任与使命，就是延长这半径”。这当然是一个缺乏思想的对“中国”的认识，完全没有思考到“中国”是一个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用费孝通的说法，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文，对余光中而言，是可以并且需要与当代中国区分开来的。或，余光中的中文是仅仅与他心目中汉唐盛世意象钩连的中文。而这样的中文与亲美、反共的主旋律之间是没有任何紧张的，也是可以无碍联系上“华语风”的。

然而，这在对岸竟然也热卖。可见对岸的很多知识分子也不太在意那个最大的思想问题。但是，对岸的一般读者到底是以什么情感接近他，是否竟然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呢？而那个我们看来可疑的情感，万一哪天突然都蒸发了，就一定是好事么？

对岸为什么会出现余光中热？因为统战──把余光中塑造成一个心怀祖国的台湾诗人？因为某要人对其诗词的引用？因为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过度政治化的文艺所产生的敏感或厌食，从而被余光中的诗所蕴借的某种温情脉脉、某种小巧所吸引？是精致颓废而又去政治化的“民国风”的一部份？余光中现象与张爱玲现象、白先勇现象，甚至与龙应台现象，都共享了一种政治／知识／情感平台？都有可能。但我认为“余光中现象”有其特殊性，因为这个风潮的风眼是“乡愁”。这个乡愁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一、大陆民众对于近现代革命叙事之前的“四千年历史与文明”的乡愁，以及大陆人对于台湾人的“乡愁”的某种属于同胞才会有的温情共感。

而又如果我们的不悦来自一种小家子气的不平衡，那是否又因为我们也耐不住寂寞呢？我想起真耐得住孤寂，踽踽于山路的他。然而。（注一）

大家（此处指我与我的朋友们）要有“介之推”的气度与准备，也不要陷入“汲黯”的不平衡。这两个古人的名字典故在此就不加注了，有兴趣的请自己网搜。

但即便如此，这个诗人还是有一分功劳。比起很多立志要破坏中文语言的“诗人”，他的确是站在诗人的职业道德上，想要提升民族语言。就这一点，他至少是有苦劳的，得承认。

近年，余光中经常写文章批判西化语法。这是我所谓的诗人的“职业道德”，与所谓的教科书文言文比例的争论事件可以无关。

你好走。

有读者跟我说，读我文章，都能同意，唯一的遗憾是，结尾用“你”，不够敦厚，死者为大，何不敬称？对此，我不同意，难以遵命。我能原谅他──假如我有资格，但我并不尊敬他，以前，现在，与未来。

注一：“然而”，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初刊版的笔名。

“注释版”后记：

在加注之时，也就是2017年12月20日，台湾发生了绿色恐怖第一波，也就是新党王炳忠等四人被以“证人”的名义破门而入，强制搜索，强制带走“作证”。一星期之内，历史以如此的密度──前是“余光中”，紧接的是“新党”──逼迫我们思考、表态。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我看到朋友们的复杂心情，从一种团结的心情到一种区分的心情，之间的来回摆荡。这个心情跌落到最低点的时候，是以这样的一种质问表现出来的：民进党抓你固然要谴责，但你看看自己的过去吧，你有过反省吗？

要扩大团结面，坚守自己的信念，同时看到别人的进步（可能）与可团结之处？还是一直切割人己，捍卫自己的正确（某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愈来愈悲愤、愈来愈孤独？于是，一个本应是团结与区分并进的辩证进步过程，却有可能内缩回一个无法自拔的哈姆雷特式困局。

于是，我又想起陈映真。也就是在他的〈惋惜〉这一篇文章的最后。即便余光中的反省是如此之倒退，陈映真仍以如此开阔与团结的心态表达他的相应态度、期望与作法。兹重抄如下：

从大局看，在台湾的民族派文学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当着岛内外反民族文论猖狂的形势下，实为重中之重。我真诚祈望我和余先生还有互相以坦承与善意相谈的可能与机会。……

我会刊出我致余先生的的二信，以示我自始对余先生的诚意与善意。与这封信一样，除非被动，我不会主动公开任何扩大误解的资料。拳拳此心，盼望余先生和两岸关心的文化界能了解。但自我反省自有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我和广大爱护余先生的大陆文坛应该等待，不让事情往绝对性矛盾发展。我有什么差错，也愿接受严格批评。

（赵刚，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著有《小心国家族：批判的社运，社运的批判》、《四海困穷：战云下的证词》、《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橙红的早星：随着陈映真重访台湾1960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