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香港的「集體回憶」是如何形成的？》一文刊出後，引來不少正反兩面的意見。部分意見認筆者特意「黑」中國，捧「英國老爹的大腿」；部分則反駁上述的說法，認為他們「玻璃心」發作，深信香港的成功和中國沒有任何關係。
先簡單回應一下，正如筆者在文中提及，任何國族史均有偏頗和主觀之處，因此無論是中共式的國族主義論述，還是「大香港」式的歷史論述，都是筆者批判的對象。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中方的國族史觀強調三點：一、中港之間的歷史連結；二、香港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傳統；三、華人文化和背靠「祖國」對香港發展的重要。第一和第二點是否正確的爭論不大，我們很難否認中國和香港在歷史和文化上的聯繫，以及香港一些抗殖的歷史。但最重要的是，正如歷史社會學家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所言，歷史、文化、血緣等等看似客觀的因素並不是構成國族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和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因為民族形成最終是一個集體的「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而實際上人們根本不會認識同一國族內絕大部分的其他成員。那怕是同文同種的美國人和英國人，最後也因為歷史原因分道揚鑣。而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和1841年前的香港並不可以簡單視為一個連續體，因此1841年前發生在香港的歷史，某程度上只能稱為發生在這個地區的歷史事件。其次，這些反殖抗爭的論述往往有誇張失實之處，例如屢屢被描述為愛國抗英的1899年新界原居民抵抗運動，其根源更多在於新界的高門大戶害怕土地權益受損。
在接下來的篇幅，筆者會集中處理第三點，即香港戰後經濟發展的論述，因為這是網絡留言中討論最激烈和最兩極化的話題。為了補充國族論述的不足，我在文中會引入地緣政治的視野，把香港戰後的經濟奇蹟放入全球冷戰史的脈絡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