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切除 深度 評論

羅四鴒:清除「低端人口」──傷害的制度化,會使人漸漸習慣

1941年7月,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上的一半人口──1600名猶太人在被各種謀殺之後,剩下的全部被活活燒死在一個穀倉裏,僅七名猶太人倖存。原因之一,是對憎恨的制度化。


2017年11月27日,一名男子在北京郊區公寓的窗戶向外看,房子已近清空。自大興火災發生後,北京政府立即部署安全隱患大整治專項行動,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一週之內,可能有多達二十萬「外地來京低端人口」被暴力驅離,淪為北京難民。 攝:Ng Han Guan / AP
2017年11月27日,一名男子在北京郊區公寓的窗戶向外看,房子已近清空。自大興火災發生後,北京政府立即部署安全隱患大整治專項行動,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一週之內,可能有多達二十萬「外地來京低端人口」被暴力驅離,淪為北京難民。 攝:Ng Han Guan / AP

什麼是「低端人口」?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先講兩個小故事。

1959年或是1960年的一天,我的外公從蘇北農村離家出走了。那個時候,村子裏將近三分之一的人餓死了,其中包括我外公唯一的兒子。我外公想不明白,發誓不再做農民,於是就走了。在杳無音信一兩年後,我外婆收到了外公從遙遠的江西深山裏寄來的一張匯款單。於是,我外婆憑着這張匯款單,帶着我的母親千里尋夫,找到了在江西深山林場開荒的外公。在這裏,雖然一無所有,但是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親從此成為了「公家人」,有了一個城鎮戶口和糧油供應證,從此他們不再擔心會被餓死。

孫志剛事件發生的前幾年時,我在省城南昌一個考研村裏,用80元租了一個小房間,成為考研專業戶。這個村算是典型的城中村,村裏的人土地基本賣了,基本家家戶戶都出租。那裏住了很多像我這樣從江西各個鄉鎮來的老師,在江西教育學院進修,實際上大部分是來考研的,大多是沒有讀過高中大學而懷着大城市夢想的農村人。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人砸門,我嚇得打開門,是幾個流裏流氣的年輕男子,用南昌話問我是不是南昌人?這是我經歷過最可怕的事情。我試圖爭辯,因為我在南昌的身份是一位來省城進修的鄉下中學教師,算不上三無人員。但因為恐懼,我渾身發抖,語無倫次。幸虧,這幾位男子不過是敲詐,我給了他們幾十塊錢就走了。可是,村裏另一位帶着孩子來考研的母親,卻因此嚇得抱着孩子跳了窗戶,幸虧沒有出事。這件事被本地記者知道並報導了,結果也只是不了了之,但那一年,村裏算太平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始終沒有弄明白:在南昌租房子需要暫住證嗎?他們有什麼法律依據半夜砸我的門?難道僅僅因為我不是南昌人,是一個外地人?

幾年之後,孫志剛事件出來。一個有合法工作、一個合法身份證和正常住所的人,被送進收容所,三天後死了。不久,眾所周知,收容遣送條例被廢除。但是我常常疑惑,孫志剛悲劇的最終原因是收容遣送條例嗎?難道從此之後,就不會有人半夜砸門,把你趕出家門嗎?

「低端人口」與戶籍

11月18日,北京大興「聚福緣公寓」突發火災,19個人死亡,其中有八名兒童。22日,《中國經營報》發出報導《大火後的北京邊緣》,講述了火災發生地新建村中,幾位外地到北京打工者的故事。這篇報導的記者之一郭婧婷,在採訪時被房東告知,因為房子不符合政策不能再租。她與另外一名記者在附近小旅館連夜趕稿時,結果凌晨因為小旅館要被拆趕出門。

在郭婧婷的報導中,她沒有使用「低端人口」一詞,但這個詞,在這場大火之後,立即火起來。因為北京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清理「低端人口」的行動。據估計,有超過十萬名外地人被迫遷離。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內,許多人把自己的頭像打上水印「低端人口」。11月25日,導演馬莉執導的《囚》獲得「最佳紀錄片獎」,在頒獎典禮上,馬莉說到,自己就屬於會被當局清理的「低端人口」。

那麼,什麼是「低端人口」?11月29日,洪振快發表《「低端人口」概念:由來、內涵與爭議》,考證了「低端人口」這個詞「在官方早已開始使用,連最高領導人的報告中都已經寫進來。」並認為「2007年之後的幾年中,北京朝陽、順義、昌平的發展對策中,『抑制D端人口的遷入』、『壓縮D端人口就業空間』、『堅決把D端人口湧人控制住』等表述屢見不鮮。2010年以後,全國一線城市如北上廣深的城市規劃中,已經經常性地提到『D端人口』。」

低端人口指的是哪些人呢?從各個論述中,洪振快總結到,低端人口一般指「指低學歷、低技能、無城市戶籍、幹體力活、從事低端產業的農民工、藍領等。但也被用於其他情況,如僅僅指受教育水平低。」

不過,在我看來,在洪振快總結的低端人口定義中,其實只有一點──「無城市戶籍」是「低端人口」標識,其餘不過是相關的因素。只要你沒有這個城市的戶籍,即便是大學生、記者、教師或是導演,你也有可能成為被驅逐的「低端人口」。

1958年,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國頒布了第一部戶籍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將所有人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這一套戶籍制度主要有兩個用處,一是實行資源分配;二是限制人口流動。

1950年代初開始,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基本生活必需品實行定量供應。這種供應只提供給非農業戶口的人,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戶口戶基本和這種供應無緣。這導致大饑荒時,餓死的基本是農村的人。這也是我的外公,為什麼寧願跑到江西深山開荒的原因。即便在90年代取消計劃經濟之後,城鄉戶籍之間的差異,尤其是社會福利方面的差異,無論是醫療、養老、教育、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農村與城市基本是天壤之別。

戶籍制度的另一個作用是「限制人口流動」。當年,我的外公逃離死亡的村莊其實是一種冒險,在當時是違法的。只不過,我外公幸運地找到了江西的一家林場。當時林場條件非常艱苦,招收了大量逃難的難民作為國營林場工人。但在許多地方,逃荒被視為違法行為,為此很多農民被禁止逃荒,活活餓死在村莊。中國開始經濟體制改革之後,人口流動雖然已經成為常規現象,但這並不意味着自由流動。戶籍制度猶如一道道無形的門檻,將一個城市的居民分隔起來,猶如科幻小說《北京摺疊》一般。孫志剛之死,在我看來,不是死於收容遣送制度,而是戶籍制度。當時他到廣州不到一個月,很明顯是一名外地人。

那麼,什麼是「低端人口」呢?我的朋友老蕭認為,這是「一個混雜了無數種身份的新群體,特徵是以離開家園去奮鬥,但又難以回到家園的一種新時代的階層。這個群體不僅僅是農民工,還包括了小企業主,甚至是大企業主,還有白領,剛畢業的大學生等。」當然,這些人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們都是外地人,他們的戶籍不屬於他們生活的城市,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驅趕出現在生活的城市。

2017年11月27日,一家化妝品店的店主在他被要求撤離前,割價傾售店內的商品。

2017年11月27日,一家化妝品店的店主在他被要求撤離前,割價傾售店內的商品。 攝:Ng Han Guan / AP

從制度化傷害,到傷害制度化

這些天,我一直在網上關注着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信息和影片。影片中,穿着黑衣的警察一進門就是砸,所有的東西都被砸碎。寒冬中,「低端人口」拖家帶口拎着行李離開自己棲身的地方,那種浩蕩的場面,很容易讓人想起納粹時期被驅趕到限制居住地或是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人,也讓我想起近日讀的一本書《鄰人》。

《鄰人》是普林斯頓大學波蘭裔歷史學家格羅斯(Jan T. Gross)的名作,他從一個庭審紀錄出發,探索了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在二戰期間發生的一場大屠殺。在1941年7月,這個小鎮上的一半人口──1600名猶太人在被各種謀殺之後,剩下的全部被活活燒死在一個穀倉裏,僅七名猶太人倖存。究竟是誰一天之內殺死了1600人?從目擊者證詞可以看出,當時佔領這個小鎮的德國軍官和士兵並沒有干預這件事,殺死這些猶太人的,正是那些曾經與他們朝夕相處的鄰居。為什麼會如此呢?究竟是誰下令屠殺這些公民的?為什麼屠殺會可以進行得如此順利呢?在這本書的前言,歷史學家格羅斯分析了其中原因,當中最重要的是:「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與政治目標一樣,會使得社會徹底癱瘓,而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的制度化。」

什麼是憎恨制度化呢?在《1984》中,奧威爾有過生動的描寫:大洋國的居民都需定期參加「兩分鐘仇恨」和「仇恨周」的活動,去恨假想的敵人。這是維持極權統治的法寶。「兩分鐘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須參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參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鐘,一切矜持就沒有必要了。」於是,人們開始進入集體催眠時期,每一個人都變得癲狂而易於控制,所有的問題和錯誤都歸結到假想敵人的身上,因此仇恨變得正義凜然,在充滿正義的激情中肆意地進行屠殺。在這個時候,法律已經徹底失效。

耶德瓦布內小鎮的仇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着悠久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但最關鍵的是兩個時期:蘇聯佔領時期和緊接着的德國納粹佔領時期。在被這兩個極權主義政權佔領的時期,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仇恨被利用,從而變得制度化與合法化,最終,社會徹底癱瘓:小鎮上的1600名猶太人被一天之內屠殺乾淨。這個時候,甚至都不需要德國納粹的命令甚至吩咐,因為此時一種仇恨的機制在自動生效。當德國的蓋世太保與鎮政府代表開會時,問他們會如何對待猶太人,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所有的猶太人都必須死。甚至當德國人建議每一個行業留一家猶太人,這些鎮上的領導,包括鎮長,都認為猶太人一個活口都不能留。《鄰人》中提到一位鄰居,他在家裏勇敢地收留了幾名猶太人,但即便在戰爭結束後,這位鄰居也不敢說起這件事,甚至因為仇恨不得不逃離了家鄉。這便是憎恨制度化的結果。

同樣我們可以問:為什麼北京可以幾天之內驅逐數萬名「低端人口」呢?或許,回顧耶德瓦布內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找到一個非常類似的原因:那就是對這些「低端人口」的傷害的制度化。雖然近年政府已經取消「農業」和「非農業」的劃分,但從1958年開始實行的戶籍制度,對於「外來人口」、「流動人口」的歧視與傷害,不僅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一直被視為是正當的。長此以往,一種制度化傷害已經變成一種傷害制度化,人們已經漸漸習慣了這種歧視與傷害,哪怕這種傷害發生在自己身上。這種傷害制度化一旦形成,就意味着這種傷害變成是合法的,而且常常是政府行為。

這些天在北京,一位母親抱着孩子在冬夜哭泣;一對小夫妻匆匆被驅逐出去,甚至都未能取下牆上的結婚照;一位媽媽只能從垃圾箱為一歲半的孩子撿三隻小布娃娃;一位小服裝廠的老闆徹底關門回家……而這一切都是以「排除安全隱患」名義進行的。

哲學家齊澤克說,極權主義的「倫理之惡」總是披戴着不容爭辯的「道德命令」。為此,我常常疑惑戶籍制度,這一套實行多年影響了幾代人的制度,會是以什麼名義完成的?

(羅四鴒,70年代後生人,現居波士頓,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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