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思想家盧梭認為，人類在生物學上具有憐憫心這種唯一的自然美德。憐憫心就是人們面對同類或其他生物時自發產生的情感，人類與生俱來就是「性本善」。對於沒有受過教化的野蠻人，阻止他們作惡的不是智慧、理性和法律，而是對邪惡的無知：「這些人因對邪惡的無知而得到的好處比那些人因對美德的認識而得到的好處還要大些。」
然而，最近一個月上海攜程親子園和北京紅黃藍幼兒園接連傳出的涉嫌虐童事件，卻對幾乎所有人群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衝擊，似乎一夜之間無論託兒所或幼兒園的老師，都比盧梭筆下不知善惡卻受憐憫心約束的野蠻人要邪惡得多。網絡上對此口誅筆伐，幾乎窮盡了漢語中所有的咒罵詞彙。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數千年尊師重教傳統的文明古國，因為這樣的虐童事件而引發一邊倒的憤怒和謾罵，確實非常罕見。
不可否認，當有人說虐童事件擊碎了中產階級自我保護的盾牌，讓他們倍感失望時，其焦慮的心情還將因為另一個巨大的反差而加劇：中共的執政能力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裏毫無疑問得到了證明，中國國力已經強大到與美國一起作為G2的兩極而主導世界；這兩年在領導層和官媒上受到吹捧的，是從道路、制度到文化的各種「自信」。可是，當涉嫌虐童事件發生後，這些自信卻如此脆弱，年輕的父母們無法從這些自信中找到些許的安慰和希望。國家的執政資源被選擇性地用於發展GDP、政權安全、反恐、外交等領域，對民生供需矛盾的解決，似乎沒有直接的幫助。直到這次涉嫌虐童事件的爆發，才讓人們意識到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公共服務供給與民眾需求均相差甚遠。
嬰幼兒教育的規劃缺位
作為從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國家，中國政府擅長通過各種中長期規劃來實現經濟和民生目標，小到如人工智能產業具體如何發展，大到如何進入小康社會的路徑選擇，一般都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或各個主管部委制訂一個宏觀的規劃，規劃確定的定量發展目標。一般而言，政府通過政績考核而達致較強的目標達成能力。
對於幼兒教育而言，這其中最重要的兩份規劃文件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以下簡稱《發展綱要》）和《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簡稱《十三五規劃》）。這兩個規劃中，對於學前教育的核心目標是「在園幼兒數」和「學前三年毛入園率」（編按：學前三年指3至6歲）。從2015年的實際執行情況來看，「在園幼兒數」為4265萬人，「學前三年毛入園率」為75%，均高於《發展綱要》和《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設定的3700萬人和65%的目標，從數量上來看似乎完成得相當不錯。
但是，在這兩個重要規劃中，對於0至3歲的嬰幼兒教育卻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明確定量的發展目標。發展綱要中對3歲以上的學齡前兒童規定相對清晰，指出「把發展學前教育納入城鎮、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規劃。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並舉的辦園體制」，從而確定了將學前教育作為政府主導提供的公共服務，納入政府工作規劃；而《十三五規劃》中更進一步指出了學前教育具有普惠性質：「完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扶持政策，鼓勵地方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補貼租金、培訓教師等方式，加快民辦普惠性幼兒園發展。」
然而，對於嬰幼兒教育，發展綱要僅以「重視0至3歲嬰幼兒教育」這句話一筆帶過。《十三五規劃》同樣惜墨如金，將嬰幼兒教育定義為一種公益服務：「發展0—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探索建立以幼兒園和婦幼保健機構為依託，面向社區、指導家長的公益性嬰幼兒早期教育服務模式。」由此可見，兩個規劃均未對嬰幼兒教育提出明確的發展目標，也未明確公益性的嬰幼兒教育由誰來主導、誰負責投入等體制性問題，很難納入政績驅動的KPI考核指揮棒，與學齡前兒童（3至6歲）的幼兒園教育相比，這方面更難落地得到有效執行。在一個具有全面社會動員能力的執政體系中，KPI考核不僅決定了社會資源的投入方向，而且也約束了體制內有識之士在這方面通過創新變革來推動發展的動力。
因此，如果說紅黃藍事件暴露的是規劃落地執行時，地方政府的監管責任問題，其糾正措施往往需要從基層來執行；那麼攜程親子園則反映了頂層設計職工的規劃和前瞻不足，更多需要執政黨自上而下的思考和修正。
改革開放，社會結構劇變
虐童事件除了暴露出嬰幼兒教育先天的規劃缺位，以及政府在其主導的幼兒園教育中未能切實履行監管職責外，在這種外部規劃和法律層面之下的更深處，則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的劇變，對文化、道德、習俗、家庭和政府形成了重大衝擊。
1949年以來，中國仿效前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系，導致了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階層結構發生了劇變，諸如工農商品價格「剪刀差」和戶籍制度，不僅固化了工業和農業二元化的格局，而且在經濟所有制結構、階級劃分等諸多制度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下，形成了幹部、工人、農民、事業單位職工等有着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階層。各個階層均在社會中發揮不同的功能，這種規範性的分工通過「毛時代」的各種監視、懲罰等規訓技術得以徹底形成，直到改革開放才發生劇變。
經濟改革展開後，人、財、物等要素資源重新洗牌，來自國外的資本、信息和技術衝擊着傳統產業結構，社會階層轉變為國企和民企員工、事業單位人員、公務員、海歸、留守老人等。這種階層變化導致原來的社群交往倫理逐步嬗變，使得自我身份的認知產生了新的等級觀念。這種新等級觀念往往以收入高低作為社會地位的主要象徵，對物質的追求比以往更加迫切。
另一方面，人口的大範圍流動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結構上均前所未有，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口淨流入改變了當地的人口和階層結構。來到陌生環境的產業工人和中產階級，發現過去的熟人社會、黨支部和團支部、居委會似乎與自己都不相干，以往感受到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政黨意識形態的雙重規訓，如今似已逐漸減退。
至於處於改革開放時代的城市，面臨急劇擴張的邊界、外來人口和當地居民倒掛的人口結構，仍在摸索如何設計新時代的規訓技術，恢復人民對主流意識形態和傳統道德的敬畏和服從。
加強監控不能治本
由於社會未能就新的權力－知識體系建立達成共識，人們所能想到的，就是用法律底限上容許的無所不在的監控，來約束不同人群的行為，使得基本的社會秩序得以維持。這種思維慣性使得人們在面臨虐童事件時，自然地想到將監控繼續到底，從法律上對託兒所、幼兒園都建立完備的監控攝像體系，從而試圖通過這種古老的規訓方式來防止老師和保育人員作惡。
然而，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案即使不考慮投入成本的巨大，也面臨實際操作上的困難，例如衞生間是否需要安裝監控等。反過來看，計劃經濟時代或改革開放早期，嬰幼兒教育從業者與傳統產業工人相比並無太大的勞動分工差異，相對穩定、封閉的社區人口結構和頻繁的熟人交流，無形的道德和文化約束，使得嬰幼兒教育在沒有今天這樣完善的監控系統條件下，在當時的需求下，仍然獲得了比今天更高的滿意度。即使是今天在體制內有政府撥款資助的公立幼兒園，如果師資均來自當地社區的話，在安全上似乎也有相對較好的聲譽。由此可見，將嬰幼兒教育的安全底線完全訴諸於監控技術措施，未必是最佳的解決方案。
城市化進程中人口流動帶來的階層變化，以及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提高，使得家長們對孩子教育的期望值也遠高於計劃經濟時代。與此同時，學前教育服務的供給卻遇到了瓶頸，不僅是在數量指標上離目標相差甚遠，而且在質量上更是堪憂。一方面幼兒園的教職工幼兒比例在2016年約為1：12，遠低於教育部的1：5到1：7的標準，而且有20%左右的教師沒有幼教教師資格證。政府對於託兒所則連相應的規範都不完整。同時社會的階層變化也體現在幼兒園師資中，由於收入較低和缺乏足夠的職業尊嚴，公立體制外的幼兒園師資良莠不齊，同時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監管也常常流於形式，對毛入園率這樣的數量指標的追求往往大於教育質量的追求。
人口結構變化和社會流動導致託兒所和幼兒園需求與供給出現的錯配，非一日之寒。從正面來看，希望這次的虐童事件能促使政府，將強大的社會治理能力聚焦在解決這個矛盾的上。首先是教育發展規劃中補齊0至3歲嬰幼兒教育的短板，從而在立法上推動幼兒園、託兒所的供給改善；其次是面對全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局面，將幼兒教育的市場准入和公共服務供給更多地交給地方政府來具體實施。對各地幼兒教育基礎設施的軟硬件一刀切，顯然不利於實際執行；第三是加大對幼兒師資教育的投入，大力提升准入門檻和職業地位，盡快解決當前師資數量不足和素質亟待提升的問題；最後是要清晰界定普惠性的公共服務和市場化服務的界限，在嬰幼兒教育的普惠服務領域，應以政府全面主導為主，從土地、資金、人力資源上給予支持和業務指導，對部分學前教育的市場化服務領域，則需要在放鬆行政管制的同時，加強市場監管。
而從根本來看，社會還需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道德觀念上做出變革，以主動面對不可逆轉的社會階層結構變化和城市化進程。現時道德觀念教育在很多群體中的失敗確是顯而易見的，人們從小被告知什麼是善的行為，但成人後卻在很多場合中卻做出了違反人類自然本能的惡，就像虐童事件中所揭示的那樣，從而導致了目的和結果的背離。而資本的逐利性和對幼兒教育供給的高度行政管制，又加劇了這個問題。這樣下去將逐步形成惡性事件曝光—行動式整治—再曝光再整治的惡性循環。
（陳自富，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