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盡頭》選讀：伊朗與伊朗女性，和你想得很不一樣

本書作者Robert D. Kaplan是資深記者，同時也是旅行名家，在書中，他親身走訪戰火衝突不斷的第三世界，從西非的賴比瑞亞、獅子山國到近東埃及，再轉至伊朗、印度，最後到達東南亞，試圖透過近距離觀察來探討這些國家從過去到今日所面臨的政治、文化、社會及種族等問題的真相。

文章節選自第四篇〈伊朗的穩定狀態〉，透過Kaplan生動的筆觸，一個不同於大眾所想像的伊朗及伊朗女性，躍然於紙上。若你也想親眼看看什麼是「真實的伊朗」，歡迎加入端旅行的行列，跟我們一起上路，揭開伊朗的神祕面紗。

以下摘自《世界的盡頭》，獲「馬可孛羅」授權刊出。

《世界的盡頭》

出版時間：2015年7月

出版社：馬可孛羅

作者：Robert D. Kaplan

譯者：吳麗玫

夜晚時分，淡水滴在岩石上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音。我和克顯先生沿著達班河（Darband River）的堤岸往上坡走，達班河是流自德黑蘭最北邊的厄爾布魯士山脈。我們走過幾家茶館餐廳，直到找到特別想要進去的那一家。伊朗在這一點上顯現出它與中亞的相似性：蘭花、鬱金香和玫瑰、冒泡泡的水管，以及吹笛人的旁邊是一個凸起平台，上面鋪著地毯讓人坐著吃東西，就像中亞的茶館。地毯上的男人和女人斜靠著織錦的靠墊，在頭上方懸掛的彩色燈光下抽菸、牽手、竊竊私語，以及互相調情。基於好奇，我一直注視著一名穿著黑色披風的女子，她也回看我一眼，是一個挑戰。克顯先生注意到了，微微一笑，彷彿在說：「你看，我們並不是真的像西方人描述的那樣，這名女子就是一個例子。」

的確，我對伊朗的第一印象，就是占半數人口的女性都披著一塊沒有款式的黑布。然而在幾小時之後，我的眼睛就開始適應其中的區別了。後來我在德黑蘭的市集上發現，原來披風的布料都是自日本和南韓進口，有些披風是絲綢的，有的是棉和縐綢。品質也有很大的差別，一件披風的價錢可以低到只要十塊錢，也可以高達五十塊。大部分的披風是黑色的。但這都只是開端而已。有些女人露出一點點被禁止露出的頭髮，還戴著閃閃發亮的耳環；有些眼睛以下擦上眼影，而且還有不少女人塗了口紅。很多女人留著長長、修得很美的紅指甲。還有很多女人擦香水；有時候我還注意到有昂貴的法國香水味，不像便宜氣味的花朵所散發出的香氣，而是散發出挑逗性的動物香味。

在德黑蘭的第一個晚上，開車往達班河的路上，我注意到很多伊朗駕駛是女性，恣意地按著喇叭，並從車窗裡向外叫喊，吵著要別的駕駛人加速。這和美國在回教世界的同盟沙烏地阿拉伯是多麼不同啊！在沙烏地阿拉伯，婦女是不准開車的。我還看見一名披著黑色披風的女性騎摩托車，還有一個坐在摩托車後座讓男朋友載、雙手緊緊抱著他的腰，停紅燈時，我甚至可以看到他們交握起雙手，開始一種性愛的手指遊戲。

在德黑蘭，婦女會直視你的臉，她們的眼睛直接與你四目交接。在開羅就很少有這種情況，在伊斯坦堡則比德黑蘭少多了。伊朗的女性被要求覆蓋著頭髮、隱藏身體的曲線，以及用一整件「薄卡」（burka），即一件不透明面紗遮蓋整個臉的情況，就比在埃及、土耳其，或甚至我後來了解到的中亞和巴基斯坦更為罕見了。

例如，一名男性記者可能到沙烏地阿拉伯、到伊朗，甚至到巴基斯坦會見其女性總理班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然後聽她不厭其詳地訓示有關「女性在公共事務上角色的增加」，而且還不得不訪談一名管理某些伊朗或巴基斯坦女性聯盟的卓越女性。然而，當進入這些國家的餐廳，我只看到男人在吃烤肉。女性很少拋頭露面，而且通常被局限在幕後的「家庭」區域。在伊朗，誠如我才剛了解到的，婦女可以出現在餐廳，並且與人接近；在伊朗，男性旅人能與男女兩種性別交談，而非只有與同性別的人；在伊朗，你可以將照相機鏡頭對準女人，像我經常做的，而她也會微笑。如果你在巴基斯坦這樣做，那個女人會跑掉，而且可能會有男人對你扔石頭。在伊朗的家庭裡，即使是中下階級，女人雖然披著披風，仍然會與你交談，問你問題，而不會謙卑地退卻。

伊斯蘭革命應該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披風」與寫著「去他的美國」的巨幅海報，就是這項雙重目的的視覺證據。然而，就近東這樣一個高度精緻、彬彬有禮的、或甚至以北方的文化標準而言，傳統習俗的標準顯然至少影響革命後十五年，或甚至二十年。誠如我會看見的，在德黑蘭北部的流行服飾精品店，和其他較不流行的精品店裡都擠滿了女人：在家庭之外的女人，彼此之間的共同性只能說是在增加內在的流行意識上。伊朗的女人不會成為農民。我也觀察到，因為在共產主義時期，公共生活就像我熟知的東歐一樣受限制，因此在這裡，私人生活就越受重視以作為補償。

我想是以色列左翼分子兼社會評論家亞佛內利（Uri Avneri）說過，他認為一場革命一定會徹底地改變一個文化。例如，猶太復國主義創造一種新的口說語言——希伯來語。它改變了人民的胃口，迫使歐洲的小商人變成近東的農民，甚至改變了人民的樣子和穿著。相較之下，伊朗的革命較弱。我和克顯先生坐下來吃晚餐的時候，便向他提出這件事情。

「不，沒有那麼簡單。沒錯，披風僅僅是個象徵。在德黑蘭大學，也就是我女兒讀書的地方，那裡的學生有一次示威遊行反對伊朗王，男女學生在教室裡必須分開坐。但是下課之後，他們怎麼樣呢？他們都在一起。我們的文化已經回歸正常化的中心了，這是事實。但是如果一開始革命沒有允許我們忠於自己，今天也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是革命把自尊還給我們。當然，我們在人權方面是過分了些，但是在暴行最惡劣的那段期間，我們還比伊朗王統治期間的任何時候更波斯。」換句話說，如果我沒有搞錯他的痛苦理論，革命就是反對伊朗王統治的偏差錯亂的一種偏差錯亂。但是這些都是長期的偏差錯亂，持續好幾十年。你一定會懷疑，「正常」是否可能在 這裡發生。

我們聆聽茶館裡吹笛手娛樂人群的笛聲。烤肉和一盤盤的飯端上來了，黃色帶橘、泡在奶油裡、點綴著北非回教地區的無花果。配菜中加了龍蒿和薄荷、菠菜和優格，用浸泡在醋汁裡的蒜頭提味。還有「美什德（Meshed）可口可樂」，這是美什德的可口可樂裝瓶工廠所製造的美國可樂。美什德是伊朗東北方的朝聖聖城，是什葉派第八屆伊瑪目（Imam，亦即領袖）——雷札伊瑪目（Imam Reza）埋葬之處。報紙與伊朗國會對於要關閉這間象徵美國文化影響的裝瓶工廠，出現了強烈的辯論。然而，這辯論最近都消音了。有一種說法是，伊朗目前的精神領袖——柯梅尼的神職傳人——身為美什德人的阿亞圖拉卡明涅（Ayatollah Sayyed Ali Khamenei），有朋友對裝瓶工廠有財務上的興趣。總統拉夫桑賈尼（Hashemi Rafsanjani）的家人也一樣。虛偽在這裡可以輕易地被接受。與美國有正常關係是難以避免的，後來有不只一位革命家無奈地這樣告訴我。

我們的對話轉到其他事件，模糊了焦點。至於巴勒維（Pahlevi）和回教政體的波斯民族外衣——相對於先前卡笳王朝的突厥語民族的外衣——的這個話題，克顯先生告訴我要非常小心。「我們與（亞塞拜然的）亞塞里突厥人之間的關係很微妙。」問題不是非黑即白，反而是轉得好的問題。目前伊朗內閣二十七名部長裡有九名是亞塞里突厥人，而二十七名部長當中有十六名同時會講亞塞里突厥語及波斯語。這並非是個只有學者感興趣的吹毛求疵議題：我才剛了解到，亞塞里的問題是打開伊朗和高加索地區未來的鑰匙。這就是我的攝影師朋友雷札所說的微妙性。

我們快吃飽了，克顯先生正準備叫服務生送茶來時，我問他對魯西迪（Salman Rushdie）因著作《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被控褻瀆神而被判死刑有何看法。克顯先生承認，阿亞圖拉柯梅尼的這項法令，既是一項政治性行為，也是宗教性的。他同時也承認，也許——是的，也許——前任阿亞圖拉在發布這項法令上有點不智。「但是那又如何！在西方，你們的法庭天天都作出不完美的判決，你們有些法官的決定甚至滿糟的。但是這些法令都付諸實行了，一定得要付諸實行的，如果沒有，法律系統以及社會都會墮入混亂之中。魯西迪的判決只不過是另一項司法統治，就像那一個將被控在洛克比（Lockerbie）炸毀飛機的利比亞人的引渡判決。如果你不喜歡這套法律系統，就著手改變它，但同時必須遵守其裁決。魯西迪不是單純地毀謗一個人，而是對上帝本身犯了毀謗罪。」諷刺的是，魯西迪自己就經常撰寫反對西方的尖銳文章，這一點，克顯先生顯然不了解或者沒興趣，那是西方當地的議題，與他無關。

克顯先生認為英國教會的不明確態度，尤其是坎特柏利（Canterbury）主教的態度，助長了《魔鬼詩篇》的宣傳。克顯先生在講這一點時放低聲音，像是講悄悄話一般。他喜歡聽我的抗議，那提供他一些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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