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尽头》选读：伊朗与伊朗女性，和你想得很不一样

本书作者Robert D. Kaplan是资深记者，同时也是旅行名家，在书中，他亲身走访战火冲突不断的第三世界，从西非的赖比瑞亚、狮子山国到近东埃及，再转至伊朗、印度，最后到达东南亚，试图透过近距离观察来探讨这些国家从过去到今日所面临的政治、文化、社会及种族等问题的真相。

文章节选自第四篇〈伊朗的稳定状态〉，透过Kaplan生动的笔触，一个不同于大众所想像的伊朗及伊朗女性，跃然于纸上。若你也想亲眼看看什么是“真实的伊朗”，欢迎加入端旅行的行列，跟我们一起上路，揭开伊朗的神秘面纱。

以下摘自《世界的尽头》，获“马可孛罗”授权刊出。

《世界的尽头》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出版社：马可孛罗

作者：Robert D. Kaplan

译者：吴丽玫

夜晚时分，淡水滴在岩石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我和克显先生沿著达班河（Darband River）的堤岸往上坡走，达班河是流自德黑兰最北边的厄尔布鲁士山脉。我们走过几家茶馆餐厅，直到找到特别想要进去的那一家。伊朗在这一点上显现出它与中亚的相似性：兰花、郁金香和玫瑰、冒泡泡的水管，以及吹笛人的旁边是一个凸起平台，上面铺著地毯让人坐著吃东西，就像中亚的茶馆。地毯上的男人和女人斜靠著织锦的靠垫，在头上方悬挂的彩色灯光下抽烟、牵手、窃窃私语，以及互相调情。基于好奇，我一直注视著一名穿著黑色披风的女子，她也回看我一眼，是一个挑战。克显先生注意到了，微微一笑，仿佛在说：“你看，我们并不是真的像西方人描述的那样，这名女子就是一个例子。”

的确，我对伊朗的第一印象，就是占半数人口的女性都披著一块没有款式的黑布。然而在几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就开始适应其中的区别了。后来我在德黑兰的市集上发现，原来披风的布料都是自日本和韩国进口，有些披风是丝绸的，有的是棉和绉绸。品质也有很大的差别，一件披风的价钱可以低到只要十块钱，也可以高达五十块。大部分的披风是黑色的。但这都只是开端而已。有些女人露出一点点被禁止露出的头发，还戴著闪闪发亮的耳环；有些眼睛以下擦上眼影，而且还有不少女人涂了口红。很多女人留著长长、修得很美的红指甲。还有很多女人擦香水；有时候我还注意到有昂贵的法国香水味，不像便宜气味的花朵所散发出的香气，而是散发出挑逗性的动物香味。

在德黑兰的第一个晚上，开车往达班河的路上，我注意到很多伊朗驾驶是女性，恣意地按著喇叭，并从车窗里向外叫喊，吵著要别的驾驶人加速。这和美国在回教世界的同盟沙乌地阿拉伯是多么不同啊！在沙乌地阿拉伯，妇女是不准开车的。我还看见一名披著黑色披风的女性骑摩托车，还有一个坐在摩托车后座让男朋友载、双手紧紧抱著他的腰，停红灯时，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交握起双手，开始一种性爱的手指游戏。

在德黑兰，妇女会直视你的脸，她们的眼睛直接与你四目交接。在开罗就很少有这种情况，在伊斯坦布尔则比德黑兰少多了。伊朗的女性被要求覆盖著头发、隐藏身体的曲线，以及用一整件“薄卡”（burka），即一件不透明面纱遮盖整个脸的情况，就比在埃及、土耳其，或甚至我后来了解到的中亚和巴基斯坦更为罕见了。

例如，一名男性记者可能到沙乌地阿拉伯、到伊朗，甚至到巴基斯坦会见其女性总理班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然后听她不厌其详地训示有关“女性在公共事务上角色的增加”，而且还不得不访谈一名管理某些伊朗或巴基斯坦女性联盟的卓越女性。然而，当进入这些国家的餐厅，我只看到男人在吃烤肉。女性很少抛头露面，而且通常被局限在幕后的“家庭”区域。在伊朗，诚如我才刚了解到的，妇女可以出现在餐厅，并且与人接近；在伊朗，男性旅人能与男女两种性别交谈，而非只有与同性别的人；在伊朗，你可以将照相机镜头对准女人，像我经常做的，而她也会微笑。如果你在巴基斯坦这样做，那个女人会跑掉，而且可能会有男人对你扔石头。在伊朗的家庭里，即使是中下阶级，女人虽然披著披风，仍然会与你交谈，问你问题，而不会谦卑地退却。

伊斯兰革命应该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披风”与写著“去他的美国”的巨幅海报，就是这项双重目的的视觉证据。然而，就近东这样一个高度精致、彬彬有礼的、或甚至以北方的文化标准而言，传统习俗的标准显然至少影响革命后十五年，或甚至二十年。诚如我会看见的，在德黑兰北部的流行服饰精品店，和其他较不流行的精品店里都挤满了女人：在家庭之外的女人，彼此之间的共同性只能说是在增加内在的流行意识上。伊朗的女人不会成为农民。我也观察到，因为在共产主义时期，公共生活就像我熟知的东欧一样受限制，因此在这里，私人生活就越受重视以作为补偿。

我想是以色列左翼分子兼社会评论家亚佛内利（Uri Avneri）说过，他认为一场革命一定会彻底地改变一个文化。例如，犹太复国主义创造一种新的口说语言——希伯来语。它改变了人民的胃口，迫使欧洲的小商人变成近东的农民，甚至改变了人民的样子和穿著。相较之下，伊朗的革命较弱。我和克显先生坐下来吃晚餐的时候，便向他提出这件事情。

“不，没有那么简单。没错，披风仅仅是个象征。在德黑兰大学，也就是我女儿读书的地方，那里的学生有一次示威游行反对伊朗王，男女学生在教室里必须分开坐。但是下课之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都在一起。我们的文化已经回归正常化的中心了，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一开始革命没有允许我们忠于自己，今天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是革命把自尊还给我们。当然，我们在人权方面是过分了些，但是在暴行最恶劣的那段期间，我们还比伊朗王统治期间的任何时候更波斯。”换句话说，如果我没有搞错他的痛苦理论，革命就是反对伊朗王统治的偏差错乱的一种偏差错乱。但是这些都是长期的偏差错乱，持续好几十年。你一定会怀疑，“正常”是否可能在 这里发生。

我们聆听茶馆里吹笛手娱乐人群的笛声。烤肉和一盘盘的饭端上来了，黄色带橘、泡在奶油里、点缀著北非回教地区的无花果。配菜中加了龙蒿和薄荷、菠菜和优格，用浸泡在醋汁里的蒜头提味。还有“美什德（Meshed）可口可乐”，这是美什德的可口可乐装瓶工厂所制造的美国可乐。美什德是伊朗东北方的朝圣圣城，是什叶派第八届伊玛目（Imam，亦即领袖）——雷札伊玛目（Imam Reza）埋葬之处。报纸与伊朗国会对于要关闭这间象征美国文化影响的装瓶工厂，出现了强烈的辩论。然而，这辩论最近都消音了。有一种说法是，伊朗目前的精神领袖——柯梅尼的神职传人——身为美什德人的阿亚图拉卡明涅（Ayatollah Sayyed Ali Khamenei），有朋友对装瓶工厂有财务上的兴趣。总统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的家人也一样。虚伪在这里可以轻易地被接受。与美国有正常关系是难以避免的，后来有不只一位革命家无奈地这样告诉我。

我们的对话转到其他事件，模糊了焦点。至于巴勒维（Pahlevi）和回教政体的波斯民族外衣——相对于先前卡笳王朝的突厥语民族的外衣——的这个话题，克显先生告诉我要非常小心。“我们与（亚塞拜然的）亚塞里突厥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问题不是非黑即白，反而是转得好的问题。目前伊朗内阁二十七名部长里有九名是亚塞里突厥人，而二十七名部长当中有十六名同时会讲亚塞里突厥语及波斯语。这并非是个只有学者感兴趣的吹毛求疵议题：我才刚了解到，亚塞里的问题是打开伊朗和高加索地区未来的钥匙。这就是我的摄影师朋友雷札所说的微妙性。

我们快吃饱了，克显先生正准备叫服务生送茶来时，我问他对鲁西迪（Salman Rushdie）因著作《魔鬼诗篇》（The Satanic Verse）被控亵渎神而被判死刑有何看法。克显先生承认，阿亚图拉柯梅尼的这项法令，既是一项政治性行为，也是宗教性的。他同时也承认，也许——是的，也许——前任阿亚图拉在发布这项法令上有点不智。“但是那又如何！在西方，你们的法庭天天都作出不完美的判决，你们有些法官的决定甚至满糟的。但是这些法令都付诸实行了，一定得要付诸实行的，如果没有，法律系统以及社会都会堕入混乱之中。鲁西迪的判决只不过是另一项司法统治，就像那一个将被控在洛克比（Lockerbie）炸毁飞机的利比亚人的引渡判决。如果你不喜欢这套法律系统，就著手改变它，但同时必须遵守其裁决。鲁西迪不是单纯地毁谤一个人，而是对上帝本身犯了毁谤罪。”讽刺的是，鲁西迪自己就经常撰写反对西方的尖锐文章，这一点，克显先生显然不了解或者没兴趣，那是西方当地的议题，与他无关。

克显先生认为英国教会的不明确态度，尤其是坎特柏利（Canterbury）主教的态度，助长了《魔鬼诗篇》的宣传。克显先生在讲这一点时放低声音，像是讲悄悄话一般。他喜欢听我的抗议，那提供他一些娱乐。

端旅行将于2018年1月12日－2018年1月23日推出“走进伊朗，还原中东现场”深度游，邀请来自伊朗的顾朋教授和前端传媒评论编辑张育轩同行，随著萨法维王朝崛起的路线，目睹什叶伊朗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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