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媒體觀察

傅景華:我們都被老大哥把玩着──從Facebook到社會信用體系

中國計劃在2020年全面實施名為社會信用體系的系統,每一個公民、企業甚至政府機關須獲得社會信用評分,用以評定各類型有關信任和忠實程度,評分可用來決定接受某些服務和享有權力的機會。


在中國大陸,Facebook在技術上已被防火長城拒之門外,不過仍然有不少人偷偷地「翻牆」使用,為的是與自由世界接軌。 攝:Ed Jones/AFP/Getty Images
在中國大陸,Facebook在技術上已被防火長城拒之門外,不過仍然有不少人偷偷地「翻牆」使用,為的是與自由世界接軌。 攝:Ed Jones/AFP/Getty Images

今時今日談媒體觀察,不能不談Facebook。不過,若然是在一個以中港台為目標市場的網媒平台上談的話,作者不能不承認,難以用一種跨中港台脈絡的方式,把這個社交媒體巨人一概而論。畢竟,香港和台灣都是全球Facebook市場中高滲透率的地區,兩地亦有十分成熟的公民網絡空間;相反,在中國大陸,Facebook在技術上已被防火長城拒之門外(暫且不提偶一出動的網絡水軍),不過仍然有不少人偷偷地「翻牆」使用,為的是與自由世界接軌。在中港台不同的脈絡下,Facebook產生的社會意義不盡相同。這個龐然大物造成的巨大影響力,港台兩地固然有不少關注,中國大陸網民沒有Facebook恐懼,卻有可能被更無遠弗屆的社會信用體系壓着。

Facebook作為老大哥

近日有關Facebook的新聞不絕於耳,而且每宗都有一石激起千重浪之勢。先有Facebook在多國試驗新的用戶介面Explore Feed,將親人朋友為主的個人訊息與粉絲頁為主的專頁訊息分開,引起不少以專頁為主要傳播平台的網絡媒體的憂慮,擔心過往透過News Feed分派的自然流量會下跌。其實,Facebook向來一直有進行大量這類A/B Test的測試,會視乎用戶對新介面的反應,才決定採納與否,今次也似乎應不例外,Facebook官方亦特別澄清未有計劃推出相關的介面分拆

但為何今次Facebook測試特別惹火?一是今次事件很多細節是被「揭發」出來的,按坊間的「關公」(編按:香港人對「公關」的謔稱)邏輯,這似乎是有不可告人的底蘊;二來因改動關乎大量依賴Facebook的網媒和網媒紅人的生計,不少人有切膚之痛;三來切合不少人對Facebook新舉動是為了大收媒體廣告費鋪路的「想像」。有趣的是,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祖克柏)月前還發表名為Building Global Community願景文告,誇誇其談要建立全球社區。假如Explore Feed訊息分拆計劃一旦實行,作為凝聚虛擬社區的Facebook專頁有被迫減少與成員交往的可能(除非乖乖繳付廣告費),結果或不利實行朱克伯格的宏大願景。

第二宗新聞也是與Facebook的廣告費有關。Facebook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中,揭露俄羅斯政府曾透過中介公司,在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期間,採用Facebook研究的大數據技術,針對特定用戶群(例如針對希拉莉(希拉蕊)、支持LGBT或同性婚姻的社群),以至少3393多個Facebook廣告向高逹1.2億用戶,發放各類型反小眾、煽動情緒和仇恨言論的訊息,而且操作整項行動出奇地十分簡便和低成本,每條廣告開支由數百至一千美元不等。執筆之日,國會聽證會還在繼續進行,相信未來還會公布很多細節。不過,已經有不少評論分析認為,美國政府未來會更嚴格監管這類外國政體操控的網絡活動,Twitter亦已宣布不接受俄羅斯媒體投放的廣告

兩件事件都指向同一個結論,Facebook的一舉一動,無論是內部改變用戶介面,還是外部遭受來自外國政體操控機構的上下其手,都可以大大影響我們用戶的資訊自由。Facebook由早期以大學生異性交往為主,發展到與親人朋友等交流的社交網絡,及後成為大眾媒體和自媒體訊息的匯集,並演變成為多元的虛擬社區,再分裂至由科技和社會因素構建的回音室(echo chamber)和過濾泡沫(filter bubble),整個媒體發展造就Facebook可以無限制地吸納和分析大批用戶的海量數據和個人背景資料,制訂出針對特定社群的算式技術。雖然Facebook這種針對式廣告服務並不是新鮮事物,但過往主要用在商業推廣之上,現在已經可以大規模的用於美國的政治傳播,並且在選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美國總統選舉期間進行,而且竟然是由俄羅斯政府以低成本來主導,箇中實在不無諷刺。

社會信用作為老大哥

中國實行具「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制度,而且更是監控社會的極致,以大數據分析及預測行為模型等技術,由上而下實施鉅細無遺的社會控制。中國計劃在2020年全面實施名為社會信用體系的系統,每一個公民、企業甚至政府機關須獲得社會信用評分,用以評定各類型有關信任和忠實程度,評分可用來決定接受某些服務和享有權力的機會。有報導引述參與先導計劃的供應商指出,個人評分可包括五個方面:借貸紀錄、履行合約的歷史、個人特質、行為和偏好與及人際關係,而最後兩項主要可從數碼足跡中收集數據。換言之,中國網民的網上行為將全面被監視,一旦有什麼異動,可以立即扣分;發放有問題訊息,可扣分;被舉報,又可扣分。由於數據包含社會網絡關係,一人扣分,或會株連親人朋友。不單如此,失信的個人和企業會有機會列入黑名單,且「通報相關部門並進行公開曝光」,可算是網絡式「吊屍示眾」。

以大數據為本的信用制度,很多國家都有實行,主要是信貸和財務為本,有助資本市場的穩定。中國有其「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體制,若個人和企業財務信用資訊不透明,無助健康的融資市場發展,建立可信的信用制度有其特定需要。而且,國務院文件原意還包含「政務誠信建設」及「公務員誠信檔案」,原則上是有助提高政府運作透明度,打擊腐敗行為(當中或有選擇性成分)。不過信用制度由個人財務信貸擴展至廣義的所謂個人社會誠信,涉及範圍廣及社會行為、言論和思想,這種集體人工智能化的社會操控手段,會令人人自危,沒有人敢講逆耳的說話,因害怕扣分而自我審查行為和言論,社會集體滅聲,建立了大數據版福柯口中的環型監獄(Panopticon)。不過站在監獄中心的監獄長,並不是用肉眼監視,而是用大數據為每名犯人打分,達到全面監控的結果。

聽起來好像很悲觀,事實上我們的個人資料的確逐步被網絡企業「剝削」,賺取其「剩餘價值」,我們也好像「異化」至習以為常。為文章作結,筆者建議月前一個TED Talk作為延伸閱讀,題目名為:「我們造了個反烏托邦,為的是讓人點擊廣告」(We're building a dystopia just to make people click on ads)。

(傅景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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