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了，返鄉探親的台灣老兵，他們的「家」在哪裏？

【編者按】：1987年11月2日，台灣政府正式受理國人赴大陸探親，今天屆滿30年。從30年前的這一天起，渴望回家看一眼的老兵們，終於在離家近40年後，帶著在銀樓打好的一包包金戒指、「三大件五小件」，回到大陸的家鄉。隨著這扇門的開啟，兩岸交流從此進入新頁。對這群「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老兵們而言，家是什麼？何處為家？如今年過九旬、1988年首度回河南尋親的李伯，也許可以告訴你。

對李伯（化名，但後文中所提及的年籍、故鄉均為主角真實的年籍、故鄉）來說，「每逢佳節倍思親」這句話，在民國77年（1988年）的中秋節來臨前，不再只是某種「感懷」，而是真實的驅力：他要動身河南老家，讓哥哥帶著他給父母上一次墳。

讓李伯得以將思鄉心情化做返鄉行動的，當然是前一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開放原籍大陸的榮民（在台灣稱退伍軍人為「榮譽國民」，簡稱榮民）返鄉探親。他之所以沒有和其它成千上萬的同儕一樣，在政府宣布第一時間立刻出發，主要還是因為他顧忌著應該向原服務機關報備一下——他的原工作事涉敏感，即使退休了，進入大陸這樣的行動，還是得讓原單位知道一下。

李伯的朋友們從銀樓打了一包包金戒指，通關時全戴在自己手上，到家再脫下來送給姑姑阿姨，或者是……留在家鄉的妻子、女兒。

單位准了，李伯連同幾位河南同鄉開始張羅回鄉的禮物，俗稱「三大件、五小件」，「大件」是冰箱、電視、洗衣機；其它諸如相機、收錄音機、電鍋等等，算是「小件」。

「你買了怎麼帶進去？」我問。

「台北就有店家可以收錢，到平頂山（河南省中部）提貨。」他答。

「當時台北就有公司可以收錢？」我再問了一次，不太相信那個年代就有人敢做起這種生意。

「有～」李伯拉長了聲音。「『他們』都通著的！」

在當時，「三大件」、「五小件」是明令免進口稅的商品，但黃金就不是想帶多少就帶多少了。李伯的朋友們從銀樓打了一包包金戒指，通關時全戴在自己手上，到家再脫下來送給姑姑阿姨，或者是……留在家鄉的妻子、女兒。

「白髮娘，盼兒歸，紅妝守空幃」

依照李伯當時接觸的資訊，開放探親是蔣經國總統的決定。但他也隱隱曾聽說，在1987年初起，一群和他一樣跟著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的老兵組成了「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他們身穿寫著「想家」的上衣，舉著「白髮娘，盼兒歸，紅妝守空幃」、「骨肉隔絕四十年」等標語，在國父紀念館等群眾聚集的地點，對著路人送出一張張傳單；一位白髮老翁看到「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幾個大字，淚流滿面。

1987，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民主化伴隨著勞工、農民等各個階層爭權益、反迫害的訴求，鼓起一波波浪濤，猛烈衝擊著走進威權末期的國民黨政權。這其中，老兵返鄉令當局特別緊張，因為投入運動的成員並不是傳統的本土人士，而是外省人，如果他們的訴求長期不獲滿足，支持國民黨統治的基礎力量就會開始流失。

再者，當時台灣雖然已經宣布解除戒嚴，但流亡海外的政治異議人士仍然無法返回台灣，「海外黑名單」的返鄉權，成了反對運動最新的訴求，也開始和「老兵返鄉」的訴求論述合流。

一位白髮老翁看到「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幾個大字，淚流滿面。

因此，老兵返鄉運動發起於1987年初，同年11月政府就宣布開放。比起其它社會運動，老兵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達成訴求，和國民黨深刻感受到「牆腳被挖」的恐懼有相當的關聯。當然，思親思鄉更是極其巨大的推力，以致於當年研議榮民返鄉法制開放作業的專案，定名為「穎考專案」，這個名稱所來的典故，讓當年主責全案的馬英九一直津津樂道。

「穎考」一詞出自《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鄭莊公曾發誓「不及黃泉，不見母親」，但又思念著與母親見面，穎考叔就建議鄭莊公，以挖地道的方式和母親見面。鄭莊公接受建議，挖了地道，母子因而相會。

蔡英文在2011年參選總統時曾經提到，民進黨早年和「外省籍黨外人士」有著「深刻情誼」，所指的也就是這一段歷史；日前紀念開放探親30年時，她又提了一次。

李伯回家前：「大信封套著小信封」，掉出兩張黑白照……

啟程回家之前，李伯對老家的情況並不陌生。因為他在1980年初，就通過在美國的朋友以書信聯絡上了家中。

北京政府於1979年提出「三通四流」的對台政策，「三通」指「通郵」、「通商」、「通航」（編按：「四流」指學術、文化、體育及科技交流）；雖然國民黨以「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回應，但既然來自台灣的信件已經可以在中國境內順利遞送，不少老兵就興起了寫信回家的念頭，信寫完各自找門路寄回老家。

「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的會長何文德接受採訪時回憶，當時他是請託僑生同學返回東南亞時代為寄信；另一位運動主力姜思章的寄信之路更傳奇：他花錢光顧舞廳，請託一位舞小姐尋找可靠的外國客人代為寄信。

有人想起李伯的母親逝世前的一段話：她相信自己的兒子沒有死，在台灣，有一天他會回來。

李伯寄信的路徑相對典型，一位移居美國和兒孫同住的老鄰居，定期會回台灣。他們在李伯家，壓低了聲音談著他們幫誰誰誰從美國寄信，聯絡上了家裏……。李伯聽了當然心動，但也不知道老家究竟還在不在？能不能找到？這封信能寫什麼？該寫什麼？

「就先寫這個吧！」最後，李伯拿了張白紙，寫下老家的地址和自己的學名，交給老鄰居帶走，從美國寄回大陸。

一段時間後，「大信封套著小信封」寄回了李伯的家，抽出信箋，兩張證件照大小的黑白照片跟著掉出來。李伯的父母都已經離世，哥哥倒還健在。信裏說，接到李伯的信，家人聚在一起對著那張只寫了一行老地址和簽名的白紙，興奮地討論了一整夜。有人想起李伯的母親逝世前的一段話：她相信自己的兒子沒有死，在台灣，有一天他會回來。

被塗黑的「中華民國」郵票、勢不可擋的三通四流……

「大信封包小信封」不只是老兵之間的權宜之計，有一段時間它甚至是正規的作法。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返鄉之後，隔年四月台灣的中華郵政和紅十字會開辦了「台北郵局第50000號信箱」，專門收送老兵寄回家的家書，送到香港再取出小信封轉寄大陸。

這樣的做法持續了一年多，到了1989年中，台灣寄往中國大陸的郵件不用再套大信封，轉經香港後直接遞送。但郵票上的「中華民國」等字樣，一概都被塗黑。

從老兵探親、寫信這一段歷史，很可以說明這樁表面看來單純的開放探親政策，對後來台灣政府訂定大陸政策起到了多麼強大的拉動效應。平心而論，在開放初期，是北京取得了主動：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對台工作九條建議」。其中一條明確提出：「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

葉九條一出，已經退伍的老兵開始嘗試從各種管道—當然以香港最多—返鄉探親，並且進一步攪動台灣內部老兵的思鄉心情，觸發為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迫使國民黨跟進開放，讓老兵赴陸探親合法化。

但探親不只是探親，問題沒有這麼簡單：

蔣中正帶來的60萬外省軍人在台灣生活了近40年，這個族群深度融入台灣社會，和台灣其它人、其它族群的關係千絲萬縷，更接受著同一套法律體系的規管。當榮民衝破了國民黨的「三不政策」，其它部分會不會被迫開放？就舉一個小例子：當時台灣人民不准以「觀光」為由申請赴大陸，但多少老兵和眷屬在探親時不也都順帶四處走走看看嗎？再加上行程及機位安排經常傳出糾紛，必須讓兩岸旅行業者能夠合法直接交涉，因此這一條線很快就失守了。

而更深刻的是文化和思想交流。在戒嚴期間，中國出版品不准進入台灣，這當然是為防止某種「思想汙染」。但任期橫跨戒嚴前後的前新聞局長邵玉銘受訪時曾提到，開放探親後，老兵回台灣時帶點大陸買的戲曲錄音帶、錄影帶；或者大陸出版的書報雜誌，「政府要一個一個查，都給他沒收嗎？」實際上已經不可能了。

開放榮民探親，在當時不只「三通」這條防線失守，連「四流」都被迫起了頭。

分隔40年，人事已非

台灣飛香港，香港飛鄭州，鄭州搭車160公里到平頂山市，李伯和同行的老鄉們在這暫時分手，各自回家。

我問他回家的感覺，他第一時間想起那碗甜膩的糖水煮蛋：

「太～甜了，而且一碗煮三個蛋，根本吃不下去。」

李伯不習慣的不只是這樣的款待，還有家鄉話。詩人說「鄉音無改鬢毛衰」，少小離家的李伯自己的鄉音未改，但久處在台灣社會「國語加台語」的環境，家鄉人的談話經常讓李伯反應不過來了，連招牌的河南口音「中不中？」（編按：詢問「行不行」、「好不好」、「可不可以」之意）李伯第一次聽到時，都要晚輩解釋。

更不習慣的是居住環境，1990年代，兩岸經濟和民眾生活的物質條件很有一段差距，平頂山這樣的二線城市，和當時的台北完全無法相比，何況是鄉下老家。李伯回憶，老家是在他第一次回去時增建了一部分水泥建築，150元人民幣；新修一座有抽水馬桶的廁所，70元；再安裝了一座地下水抽水機，60元。我再三向李伯確認這些數字，但他堅稱自己記得清楚，就是這個價錢。

老家是在他第一次回去時增建了一部分水泥建築，150元人民幣；新修一座有抽水馬桶的廁所，70元；再安裝了一座地下水抽水機，60元。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比起杜甫，李伯還算幸運，父母雖然都已經亡故，但哥哥仍在世。兄弟相會，一位生活在華北窮困農村，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一位來自台灣繁華都會，看外觀不過剛過中年。生活環境的差異，讓兄弟看來更像叔姪，他們的年紀差只有兩歲。

李伯和哥哥分離的40年，不是一般的40年。在內戰停止，兩岸分裂分治狀態確定後，中國大陸歷經了反右、大饑荒、文革一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李伯則經歷了台灣工業興起，經濟成長最迅猛、現代化腳步最快的一段時日。

大饑荒時，家裏餓死了人嗎？李伯想問哥哥。讓他更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當年投入國民黨將領湯恩伯麾下，在家鄉人所共知。這是不是連累了家裏人？那一段凶暴的政治運動期間，家人挨整了嗎？他們是怎麼過的？

談到大饑荒，李伯的哥哥倒很輕鬆，「最苦時就只喝了三個月的稀飯」。至於政治運動，「那些事都過去了，過了就算了。」李伯只得到這一句回答。

最直接的關心，就是李伯塞進哥哥手裏厚厚的一個信封。

家人裏有國民黨軍人在此前是罪惡，不過到了李伯返鄉時，擁有「海外關係」，特別是「台灣關係」的家庭，成了地方統戰、涉台幹部特別關注的對象。李伯在家那幾天，市台辦、鄉領導、村幹部天天有人上門拜訪。這些人，莫說李伯不認識，連李伯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們是誰。白天屋內擠得滿滿的，一陣陣應酬寒暄，傍晚過後外人散去，哥哥會拉著李伯走進房間，低聲對他說：「這些共產黨他們說他們的，都不要相信他們！」

父母的墳頭，就在家裏種的地旁邊，李伯第二天一早就去燒香祭拜。心情，臉上看不出來。他和哥哥無論就年紀、性別、文化背景，都是最不壇長表達情感的那一種人，最直接的關心，就是李伯塞進哥哥手裏厚厚的一個信封。

「你給我這是多少錢？你哪裏來這麼多錢？」 哥哥低頭一看，大驚失色。

信封裏是1000元人民幣，差不多是李伯一個月退休俸的六分之一，但哥哥忙說：「用不了，用不了……你給我這麼多錢，我怎麼用？！」

哥哥收下了1000元，但也嚴肅告誡李伯不需要再往家裏送錢，家中種田的種田，做工的做工，日子都能過。李伯「原則上」遵守了哥哥的訓誡，但之後還是有幾次出現「一次性需求」時，他還是匯了錢，其中一次，是資助考上了中專的姪孫女。

那些「一要再要」的親人……

「去了台灣的人生活比較好。」在開放探親之初，有台灣親友的大陸人，大概都有一點這樣的印象。但當時兩岸經濟落差究竟有多少，一直要到探親、觀光乃至經商開放，兩岸民間社會直接接觸，眼看著「三大件、五小件」成了標配之後，才完全顯現出來。

以當時中國物價水準，即使是身處台灣基層的老兵，在大陸都顯得寬裕。一開始，基於對家鄉的懷念及對父母（甚或妻子、兒女）的虧欠，或多或少都會提供經濟資助。但人性很容易被錢扭曲，有的家人一要再要，有的分配不均，甚至跨海與台灣妻子兒女爭財產……等等。台灣人家裏如果有老兵長輩，一定聽聞過，甚至親身經歷—不是自己家人，就是家人的朋友—這一類的金錢紛爭。

還有更不堪的例子，有些一生單身老兵在開放探親之後帶著積蓄回到大陸，則望餘生落葉歸根。但卻在家鄉被子女親戚騙光了財產，只好回到台灣，在政府興辦的「榮民之家」度過餘生。甚至有老兵是被大陸親友送到港口、機場，再通知台灣政府把人接回台灣。

在台灣，他花了40年，打造了自己「家」

「開放以後，你有沒有想過搬回大陸去住？」我問李伯。

「怎麼住？！住不慣了。生活習慣都不一樣了。」

在1988年開放之後，李伯回鄉的次數要很費力才數得清楚，因為有時是專程回去，有時是趁旅行之便拐回家看看。但他應該沒有動過回河南老家定居的念頭。40年，李伯適應了台灣的風土、氣候和習俗；而大陸更是改換面，深入無所不在的政治，完全改變了李伯的家鄉。台灣和大陸完全是兩個世界。更重要的，在這兒，他也花了40年，打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真實的「家」。

李伯是老兵中的多數還是少數？開放探親之後，究竟有多少老兵「落葉歸根」？從一些相關的統計數字大致可以測算出來：

首先，由國民黨帶來台灣的軍人，當時都領到了一紙「戰士授田證」，它承諾在「反攻大陸」之後，授給持證人一定大小的土地。但隨著政府放棄「反攻大陸」，老兵開始要求政府在台灣兌現這張「土地支票」。1992年，政府決定發放「戰士授田證補儅金」，發出了59萬張領取通知書，這約莫就是當時仍存活的外省軍人的總量。

在60萬有機會回大陸定居的外省軍人之中，真正搬回大陸安度晚年的，應該在1萬人上下。

另一方面，台灣政府每月會發有一筆津貼給低收入榮民，在官方歷年向立法院提出的報告中，領有這份津貼而長居大陸榮民，最多的時候是在2002年前後，人數將近6000。

如果再加上上頭統計不到的—中等以上收入而晚年長居大陸的老兵，大概可以這樣推估：在60萬有機會回大陸定居的外省軍人之中，真正搬回大陸安度晚年的，應該在1萬人上下。其它大多數像李伯這樣的老兵，儘管抱著真真實實的故土情懷，但大陸的家，最終還是褪了色，成為一趟遊程中的某個停留點，但最終還是要回家的，家在台灣。他們已經是台灣人—不管他們投票投哪一黨，政治意識上接不接受「本土化」。

百年以後，葬在哪兒？

大概從上了大學之後，李伯就不太管我幹什麼、寫什麼、讀什麼。但唯一一次，他拿起我帶回家的雜誌，戴上眼鏡讀了好久，轉頭問我：「這一篇是誰寫的？裏頭說的是真的嗎？」

我看了他手上的書：「陽光時務」第32期，翻開在「河南運動式『平墳』調查」：

「朱偉僱人用了兩天時間，把全家幾個爺爺、太爺的共28個墳頭全部平掉。他還要求，幹部不帶頭就停職，教師不帶頭，就停課。……」

我知道他在記掛什麼，晚上他撥了一通電話回河南，鄭重其事地問了再問。問完回頭對我說：「還好，說有這個事，但是沒有平（墳）到我們那裏」。

年過九十的李伯，已經不太諱言談身後之事，他是軍人，原本早就打算好將來就安厝台灣軍人公墓的靈骨塔。但「平墳事件」之後不久，有次他突然交待：「以後，還是把我送回大陸，葬在媽媽旁邊好了。」但李伯的太太聽了馬上接話：「那我不去，你要回大陸，那我就放回高雄，我爸爸（安厝的）那個寺裏。」

李伯沈默了，直到今天他都沒有再提這件事，大概還在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