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了，返乡探亲的台湾老兵，他们的“家”在哪里？

【编者按】：1987年11月2日，台湾政府正式受理国人赴大陆探亲，今天届满30年。从30年前的这一天起，渴望回家看一眼的老兵们，终于在离家近40年后，带著在银楼打好的一包包金戒指、“三大件五小件”，回到大陆的家乡。随著这扇门的开启，两岸交流从此进入新页。对这群“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们而言，家是什么？何处为家？如今年过九旬、1988年首度回河南寻亲的李伯，也许可以告诉你。

对李伯（化名，但后文中所提及的年籍、故乡均为主角真实的年籍、故乡）来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在民国77年（1988年）的中秋节来临前，不再只是某种“感怀”，而是真实的驱力：他要动身河南老家，让哥哥带著他给父母上一次坟。

让李伯得以将思乡心情化做返乡行动的，当然是前一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开放原籍大陆的荣民（在台湾称退伍军人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返乡探亲。他之所以没有和其它成千上万的同侪一样，在政府宣布第一时间立刻出发，主要还是因为他顾忌著应该向原服务机关报备一下——他的原工作事涉敏感，即使退休了，进入大陆这样的行动，还是得让原单位知道一下。

李伯的朋友们从银楼打了一包包金戒指，通关时全戴在自己手上，到家再脱下来送给姑姑阿姨，或者是......留在家乡的妻子、女儿。

单位准了，李伯连同几位河南同乡开始张罗回乡的礼物，俗称“三大件、五小件”，“大件”是冰箱、电视、洗衣机；其它诸如相机、收录音机、电锅等等，算是“小件”。

“你买了怎么带进去？”我问。

“台北就有店家可以收钱，到平顶山（河南省中部）提货。”他答。

“当时台北就有公司可以收钱？”我再问了一次，不太相信那个年代就有人敢做起这种生意。

“有～”李伯拉长了声音。“‘他们’都通著的！”

在当时，“三大件”、“五小件”是明令免进口税的商品，但黄金就不是想带多少就带多少了。李伯的朋友们从银楼打了一包包金戒指，通关时全戴在自己手上，到家再脱下来送给姑姑阿姨，或者是......留在家乡的妻子、女儿。

“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帏”

依照李伯当时接触的信息，开放探亲是蒋经国总统的决定。但他也隐隐曾听说，在1987年初起，一群和他一样跟著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的老兵组成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他们身穿写著“想家”的上衣，举著“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帏”、“骨肉隔绝四十年”等标语，在国父纪念馆等群众聚集的地点，对著路人送出一张张传单；一位白发老翁看到“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几个大字，泪流满面。

1987，正是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民主化伴随著劳工、农民等各个阶层争权益、反迫害的诉求，鼓起一波波浪涛，猛烈冲击著走进威权末期的国民党政权。这其中，老兵返乡令当局特别紧张，因为投入运动的成员并不是传统的本土人士，而是外省人，如果他们的诉求长期不获满足，支持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力量就会开始流失。

再者，当时台湾虽然已经宣布解除戒严，但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仍然无法返回台湾，“海外黑名单”的返乡权，成了反对运动最新的诉求，也开始和“老兵返乡”的诉求论述合流。

一位白发老翁看到“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几个大字，泪流满面。

因此，老兵返乡运动发起于1987年初，同年11月政府就宣布开放。比起其它社会运动，老兵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达成诉求，和国民党深刻感受到“墙脚被挖”的恐惧有相当的关联。当然，思亲思乡更是极其巨大的推力，以致于当年研议荣民返乡法制开放作业的专案，定名为“颖考专案”，这个名称所来的典故，让当年主责全案的马英九一直津津乐道。

“颖考”一词出自《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郑庄公曾发誓“不及黄泉，不见母亲”，但又思念著与母亲见面，颖考叔就建议郑庄公，以挖地道的方式和母亲见面。郑庄公接受建议，挖了地道，母子因而相会。

蔡英文在2011年参选总统时曾经提到，民进党早年和“外省籍党外人士”有著“深刻情谊”，所指的也就是这一段历史；日前纪念开放探亲30年时，她又提了一次。

李伯回家前：“大信封套著小信封”，掉出两张黑白照……

启程回家之前，李伯对老家的情况并不陌生。因为他在1980年初，就通过在美国的朋友以书信联络上了家中。

北京政府于1979年提出“三通四流”的对台政策，“三通”指“通邮”、“通商”、“通航”（编按：“四流”指学术、文化、体育及科技交流）；虽然国民党以“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回应，但既然来自台湾的信件已经可以在中国境内顺利递送，不少老兵就兴起了写信回家的念头，信写完各自找门路寄回老家。

“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的会长何文德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他是请托侨生同学返回东南亚时代为寄信；另一位运动主力姜思章的寄信之路更传奇：他花钱光顾舞厅，请托一位舞小姐寻找可靠的外国客人代为寄信。

有人想起李伯的母亲逝世前的一段话：她相信自己的儿子没有死，在台湾，有一天他会回来。

李伯寄信的路径相对典型，一位移居美国和儿孙同住的老邻居，定期会回台湾。他们在李伯家，压低了声音谈著他们帮谁谁谁从美国寄信，联络上了家里......。李伯听了当然心动，但也不知道老家究竟还在不在？能不能找到？这封信能写什么？该写什么？

“就先写这个吧！”最后，李伯拿了张白纸，写下老家的地址和自己的学名，交给老邻居带走，从美国寄回大陆。

一段时间后，“大信封套著小信封”寄回了李伯的家，抽出信笺，两张证件照大小的黑白照片跟著掉出来。李伯的父母都已经离世，哥哥倒还健在。信里说，接到李伯的信，家人聚在一起对著那张只写了一行老地址和签名的白纸，兴奋地讨论了一整夜。有人想起李伯的母亲逝世前的一段话：她相信自己的儿子没有死，在台湾，有一天他会回来。

被涂黑的“中华民国”邮票、势不可挡的三通四流……

“大信封包小信封”不只是老兵之间的权宜之计，有一段时间它甚至是正规的作法。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返乡之后，隔年四月台湾的中华邮政和红十字会开办了“台北邮局第50000号信箱”，专门收送老兵寄回家的家书，送到香港再取出小信封转寄大陆。

这样的做法持续了一年多，到了1989年中，台湾寄往中国大陆的邮件不用再套大信封，转经香港后直接递送。但邮票上的“中华民国”等字样，一概都被涂黑。

从老兵探亲、写信这一段历史，很可以说明这桩表面看来单纯的开放探亲政策，对后来台湾政府订定大陆政策起到了多么强大的拉动效应。平心而论，在开放初期，是北京取得了主动：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九条建议”。其中一条明确提出：“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叶九条一出，已经退伍的老兵开始尝试从各种管道—当然以香港最多—返乡探亲，并且进一步搅动台湾内部老兵的思乡心情，触发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迫使国民党跟进开放，让老兵赴陆探亲合法化。

但探亲不只是探亲，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蒋中正带来的60万外省军人在台湾生活了近40年，这个族群深度融入台湾社会，和台湾其它人、其它族群的关系千丝万缕，更接受著同一套法律体系的规管。当荣民冲破了国民党的“三不政策”，其它部分会不会被迫开放？就举一个小例子：当时台湾人民不准以“观光”为由申请赴大陆，但多少老兵和眷属在探亲时不也都顺带四处走走看看吗？再加上行程及机位安排经常传出纠纷，必须让两岸旅行业者能够合法直接交涉，因此这一条线很快就失守了。

而更深刻的是文化和思想交流。在戒严期间，中国出版品不准进入台湾，这当然是为防止某种“思想污染”。但任期横跨戒严前后的前新闻局长邵玉铭受访时曾提到，开放探亲后，老兵回台湾时带点大陆买的戏曲录音带、录影带；或者大陆出版的书报杂志，“政府要一个一个查，都给他没收吗？”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

开放荣民探亲，在当时不只“三通”这条防线失守，连“四流”都被迫起了头。

分隔40年，人事已非

台湾飞香港，香港飞郑州，郑州搭车160公里到平顶山市，李伯和同行的老乡们在这暂时分手，各自回家。

我问他回家的感觉，他第一时间想起那碗甜腻的糖水煮蛋：

“太～甜了，而且一碗煮三个蛋，根本吃不下去。”

李伯不习惯的不只是这样的款待，还有家乡话。诗人说“乡音无改鬓毛衰”，少小离家的李伯自己的乡音未改，但久处在台湾社会“国语加台语”的环境，家乡人的谈话经常让李伯反应不过来了，连招牌的河南口音“中不中？”（编按：询问“行不行”、“好不好”、“可不可以”之意）李伯第一次听到时，都要晚辈解释。

更不习惯的是居住环境，1990年代，两岸经济和民众生活的物质条件很有一段差距，平顶山这样的二线城市，和当时的台北完全无法相比，何况是乡下老家。李伯回忆，老家是在他第一次回去时增建了一部分水泥建筑，150元人民币；新修一座有抽水马桶的厕所，70元；再安装了一座地下水抽水机，60元。我再三向李伯确认这些数字，但他坚称自己记得清楚，就是这个价钱。

老家是在他第一次回去时增建了一部分水泥建筑，150元人民币；新修一座有抽水马桶的厕所，70元；再安装了一座地下水抽水机，60元。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比起杜甫，李伯还算幸运，父母虽然都已经亡故，但哥哥仍在世。兄弟相会，一位生活在华北穷困农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位来自台湾繁华都会，看外观不过刚过中年。生活环境的差异，让兄弟看来更像叔姪，他们的年纪差只有两岁。

李伯和哥哥分离的40年，不是一般的40年。在内战停止，两岸分裂分治状态确定后，中国大陆历经了反右、大饥荒、文革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李伯则经历了台湾工业兴起，经济成长最迅猛、现代化脚步最快的一段时日。

大饥荒时，家里饿死了人吗？李伯想问哥哥。让他更放心不下的是，自己当年投入国民党将领汤恩伯麾下，在家乡人所共知。这是不是连累了家里人？那一段凶暴的政治运动期间，家人挨整了吗？他们是怎么过的？

谈到大饥荒，李伯的哥哥倒很轻松，“最苦时就只喝了三个月的稀饭”。至于政治运动，“那些事都过去了，过了就算了。”李伯只得到这一句回答。

最直接的关心，就是李伯塞进哥哥手里厚厚的一个信封。

家人里有国民党军人在此前是罪恶，不过到了李伯返乡时，拥有“海外关系”，特别是“台湾关系”的家庭，成了地方统战、涉台干部特别关注的对象。李伯在家那几天，市台办、乡领导、村干部天天有人上门拜访。这些人，莫说李伯不认识，连李伯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白天屋内挤得满满的，一阵阵应酬寒暄，傍晚过后外人散去，哥哥会拉著李伯走进房间，低声对他说：“这些共产党他们说他们的，都不要相信他们！”

父母的坟头，就在家里种的地旁边，李伯第二天一早就去烧香祭拜。心情，脸上看不出来。他和哥哥无论就年纪、性别、文化背景，都是最不坛长表达情感的那一种人，最直接的关心，就是李伯塞进哥哥手里厚厚的一个信封。

“你给我这是多少钱？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哥哥低头一看，大惊失色。

信封里是1000元人民币，差不多是李伯一个月退休俸的六分之一，但哥哥忙说：“用不了，用不了......你给我这么多钱，我怎么用？！”

哥哥收下了1000元，但也严肃告诫李伯不需要再往家里送钱，家中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日子都能过。李伯“原则上”遵守了哥哥的训诫，但之后还是有几次出现“一次性需求”时，他还是汇了钱，其中一次，是资助考上了中专的姪孙女。

那些“一要再要”的亲人……

“去了台湾的人生活比较好。”在开放探亲之初，有台湾亲友的大陆人，大概都有一点这样的印象。但当时两岸经济落差究竟有多少，一直要到探亲、观光乃至经商开放，两岸民间社会直接接触，眼看著“三大件、五小件”成了标配之后，才完全显现出来。

以当时中国物价水准，即使是身处台湾基层的老兵，在大陆都显得宽裕。一开始，基于对家乡的怀念及对父母（甚或妻子、儿女）的亏欠，或多或少都会提供经济资助。但人性很容易被钱扭曲，有的家人一要再要，有的分配不均，甚至跨海与台湾妻子儿女争财产......等等。台湾人家里如果有老兵长辈，一定听闻过，甚至亲身经历—不是自己家人，就是家人的朋友—这一类的金钱纷争。

还有更不堪的例子，有些一生单身老兵在开放探亲之后带著积蓄回到大陆，则望余生落叶归根。但却在家乡被子女亲戚骗光了财产，只好回到台湾，在政府兴办的“荣民之家”度过余生。甚至有老兵是被大陆亲友送到港口、机场，再通知台湾政府把人接回台湾。

在台湾，他花了40年，打造了自己“家”

“开放以后，你有没有想过搬回大陆去住？”我问李伯。

“怎么住？！住不惯了。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

在1988年开放之后，李伯回乡的次数要很费力才数得清楚，因为有时是专程回去，有时是趁旅行之便拐回家看看。但他应该没有动过回河南老家定居的念头。40年，李伯适应了台湾的风土、气候和习俗；而大陆更是改换面，深入无所不在的政治，完全改变了李伯的家乡。台湾和大陆完全是两个世界。更重要的，在这儿，他也花了40年，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家”。

李伯是老兵中的多数还是少数？开放探亲之后，究竟有多少老兵“落叶归根”？从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大致可以测算出来：

首先，由国民党带来台湾的军人，当时都领到了一纸“战士授田证”，它承诺在“反攻大陆”之后，授给持证人一定大小的土地。但随著政府放弃“反攻大陆”，老兵开始要求政府在台湾兑现这张“土地支票”。1992年，政府决定发放“战士授田证补儅金”，发出了59万张领取通知书，这约莫就是当时仍存活的外省军人的总量。

在60万有机会回大陆定居的外省军人之中，真正搬回大陆安度晚年的，应该在1万人上下。

另一方面，台湾政府每月会发有一笔津贴给低收入荣民，在官方历年向立法院提出的报告中，领有这份津贴而长居大陆荣民，最多的时候是在2002年前后，人数将近6000。

如果再加上上头统计不到的—中等以上收入而晚年长居大陆的老兵，大概可以这样推估：在60万有机会回大陆定居的外省军人之中，真正搬回大陆安度晚年的，应该在1万人上下。其它大多数像李伯这样的老兵，尽管抱著真真实实的故土情怀，但大陆的家，最终还是褪了色，成为一趟游程中的某个停留点，但最终还是要回家的，家在台湾。他们已经是台湾人—不管他们投票投哪一党，政治意识上接不接受“本土化”。

百年以后，葬在哪儿？

大概从上了大学之后，李伯就不太管我干什么、写什么、读什么。但唯一一次，他拿起我带回家的杂志，戴上眼镜读了好久，转头问我：“这一篇是谁写的？里头说的是真的吗？”

我看了他手上的书：“阳光时务”第32期，翻开在“河南运动式‘平坟’调查”：

“朱伟雇人用了两天时间，把全家几个爷爷、太爷的共28个坟头全部平掉。他还要求，干部不带头就停职，教师不带头，就停课。......”

我知道他在记挂什么，晚上他拨了一通电话回河南，郑重其事地问了再问。问完回头对我说：“还好，说有这个事，但是没有平（坟）到我们那里”。

年过九十的李伯，已经不太讳言谈身后之事，他是军人，原本早就打算好将来就安厝台湾军人公墓的灵骨塔。但“平坟事件”之后不久，有次他突然交待：“以后，还是把我送回大陆，葬在妈妈旁边好了。”但李伯的太太听了马上接话：“那我不去，你要回大陆，那我就放回高雄，我爸爸（安厝的）那个寺里。”

李伯沉默了，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再提这件事，大概还在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