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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文青小賬簿之台北篇】劇作家簡莉穎:年收入台幣十二萬,你還做文青嗎?

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覺得明天就可以搬家;擁有的傢俱可以一句話講完⋯⋯


簡莉穎是劇作家,2009年大學畢業,之後正式接劇場的案子已經八年。從2014年的《新社員》開始,近年的作品有《服妖之鑑》、《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攝:張國耀/端傳媒
簡莉穎是劇作家,2009年大學畢業,之後正式接劇場的案子已經八年。從2014年的《新社員》開始,近年的作品有《服妖之鑑》、《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攝:張國耀/端傳媒

文青配戴眼鏡,文青的電腦是蘋果的,文青喜歡泡在咖啡店⋯⋯而「文青」僅僅如此嗎?這個詞來自何處?它是一種存在風格,還是某種心志嚮往?香港台灣中國,我們把目光投向不同地域的「文青」存在狀態,翻翻他們的小賬簿,看看他們的生活裏究竟發生著什麼,一種屬於「文青」的質感如何達成。(編者)

與簡莉穎約在捷運古亭站附近,小巷裡的早秋咖啡。這是台北文青必訪之處,它不趕人,開到午夜。在這個最低時薪只有台幣133元的城市,店裡的水餃與日式炒麵始終維持在一百出頭的價格,是出外工作的好去處。簡莉穎戴眼鏡,為的是抗藍光,因為前幾年工作過度,身體對藍光產生排斥,看太久電腦螢幕會暈眩。電腦品牌是蘋果無誤,因為Macbook air 很輕薄,適合東奔西跑。她也的確依賴咖啡店,常跟人開會討論,腦中必須有個「台北咖啡地圖」比較保險。身為一個在藝文產業工作的青年,想在台北當一個形式與內容相符的文青,所有的選擇,都必須是實際的。

簡莉穎是劇作家,2009年大學畢業,之後正式接劇場的案子已經八年。從2014年的《新社員》開始,近年的作品《服妖之鑑》、《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儘管釋出加演場,仍舊是一票難求,最高紀錄是開賣十分鐘內,十場票券便售罄。但像她這樣的一個「文青」,在台北的生活史,便是一連串的遷移史。

簡莉穎戴眼鏡,為的是抗藍光,因為前幾年工作過度,身體對藍光產生排斥,看太久電腦螢幕會開始暈眩。
簡莉穎戴眼鏡,為的是抗藍光,因為前幾年工作過度,身體對藍光產生排斥,看太久電腦螢幕會開始暈眩。攝:張國耀/端傳媒

寫的字愈多,愈知道自己回不了那個小鎮

她是彰化人,曾在2015年以 《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和她們的Brother)》這齣戲向故鄉致意。少時到了台中念高中,那時她會去一中街的玫瑰唱片拿《破報》。人生充滿岔路。高中的她本來想當人類學家,因為考不上人類學系,便去讀東華大學的原住民系,旁聽中文系課程時,意外看到田啟元的《白水》,身體內核感到震動,決定轉學讀戲劇。那年她十九歲,終於踏上自己一心一意嚮往的台北。

在她心中,台北一直非常繁華,她想瞬間移動去那裏聽樂團,泡酒吧,過夜生活,似乎那裏萬分美好,有一切新鮮刺激有趣的事。儘管「後來發現,我其實不喜歡聽團,而是比較喜歡有敘事性的表演。台北有誠品學堂,我會注意資訊,有開戲劇相關課程我就會去聽,很多戲都是在那裡第一次知道的。」

人在台北,正要重新開始大學生活時,她去看了女性影展的《絕醋逢生》,講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編注:關注性工作者權益的性積極女性主義團體)的前公娼阿姨們,因為政府廢除公娼制度而中年轉業做四物醋的過程。簡莉穎記得那是上午十點的場次,現場很冷清,日日春的志工跟阿姨們都來映後座談,順便徵求想一起做醋的志工,她就自願參加了。她的大學生活自此一心一意搞社運,沒有碰劇場,幾乎都在日日春度過。

台北青年藝術家簡莉穎的五六月小賬簿。

台北青年藝術家簡莉穎的五六月小賬簿。圖:Tsengly/端傳媒

「不過我一次都沒有做過醋,我剛好負責照顧白蘭阿姨,要帶她從歸綏街走路去馬偕醫院看診,然後走回來。因為她喝酒喝到小腦中風,手腳不太能彎曲,講話也不太清楚,但要盡量讓她動,否則身體會更萎縮。」她回想,「白蘭比我還高,走路要從後面攙扶,有一次她摔倒,我一時拉不住,一起倒在熱熱的柏油路上,我看見她摔倒很痛,怕她受傷,但我也爬不起來,想說怎麼會變成這樣,坐在地上哭,再打電話回去日日春找人來幫忙。」

兩條岔路在此重合,進入一個從沒有想像過的世界。簡莉穎的第一齣戲不在戲劇系產生,而是在日日春做的。當時她主要做街頭行動劇,也想過要讓阿姨們演戲,討論過程中,她決定回頭爬梳自身經驗。生平第一齣戲是名為《我們》的小戲,她身兼編導演,還拉了孿生姐姐一起演出。簡莉穎負責主要台詞,而姐姐不時地站在體重計上,或者兩人一起做體操,她的姐姐當時在讀師範大學,有點憂鬱,還有暴食問題。就是這樣,離開彰化小鎮的文青在台北開始寫字,也漸漸知道自己能寫,從最靠近的經驗開始寫,然後愈寫愈遠,寫的字愈多,就愈知道自己回不了那個小鎮。

「藝文工作者加上同志,這兩種身份讓我只有在台北才可以被接受。雖然現在中南部也有表演場館,但劇場工作者離開台北就很難生存。」簡莉穎說。

密集產出已經八年,她說非常疲憊,很想空個半年,什麼都不用寫。儘管如此,她的行程表一路排滿到明年,

密集產出已經八年,她說非常疲憊,很想空個半年,什麼都不用寫。儘管如此,她的行程表一路排滿到明年,攝:張國耀/端傳媒

最好全部家當都能塞進一輛卡車

在台北時她的第一個落腳處是劍潭站附近的雅房,是她在網路平台的Lesbian版尋找租屋資訊,跟幾個網友合租到的一層三房公寓。房間窗戶正對別人家的廚房,煮麻油雞的味道都聞得到。接著有人要出國,住客四散,她搬到明德站,跟姐姐、高中同學、學姐、學姐的女朋友一起住。之後又跟當時的女朋友合租一間天母套房,華麗,有水間吊燈跟大理石牆壁的房間。之後又一起遷至新北投的大套房,空間很大,但太久無人居住,入住時還救了冷氣機裡的松鼠。後來因為分手,緊急搬進延平北路的雅房,是那種專業出租的房子,每層樓隔了非常多房間,每間停車格大小,附書桌跟小衣櫥,一開房就會抵住桌面。附的床又是上下舖,上頭放雜物,下層睡覺,從書桌前一滑動,就可以躺在床上。房間裏沒有對外窗,僅有通風扇,她覺得像住進了籠子。接著又是分租公寓,那時她已經考上北藝大研究所,在紅樹林站住了整個研究所時期。看似你的選擇,常常也不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至此,她大半的遷移都在台北捷運紅線上,像血管一樣的紅線,青春的肉體在這條線上反覆移動。

畢業後她跟幾個朋友搬到永春站,後來想住靠近市區一點,就搬到現在近古亭站的地方,遷移紀錄暫時中止。現在的住所是她居住最久的。在台北已經待了快十五年,即將超越待在故鄉的時間,她始終抱持著一種明天就可以搬家的心情,最好全部家當都能塞進一輛搬家卡車。她從來不佈置家裡,擁有的傢俱可以一句話講完:小冰箱、書桌、書櫃、電鍋、烤箱,最多的是書。總是抱持著想割捨身外之物的心情,想繼續減少。問起不是養了兩隻黏人的貓嗎,難道不會讓她比較有家的感覺嗎?她答:「苦兒流浪記不是也帶著一隻狗在路上流浪嗎?」

由於參與社運,大學時期她沒有參加學校的任何事務,直到畢業製作。當時班上大多都是考進來的,成績剛好就來讀,充滿對戲劇沒有興趣的人。五十幾個同學,只有三十個人想做畢業製作。她於是一馬當先帶頭,跟老師討論方向。一個提案是直接演國外劇本,另一個是她自己寫劇本。老師建議她寫,那次作品帶來迴響,陸續有人來找她合作。

「我是個人生不太有規劃的人,有人來找我做案子就做,也想知道做戲是怎樣,邊做邊學。大學剛畢業,其實不太在意錢的事,畢業了,還沒確定要不要繼續做劇場,反正有申請到補助,有錢就做。」簡莉穎說,「其實酬勞就是意思意思,可能花三四個月時間去排去想,編加導只拿個兩萬。因為考上研究所,算是在學,家裡還有給我生活費。其他演員就是打工賺錢,有戲就把班表排開。剛開始做可以用低廉的成本跟人力去做事,演員想表演,設計想要有舞台,我有故事想說。就是一件這樣的事,所有青年藝術家都要經歷這些。」

「藝文工作者的身份,加上同志,這兩個身份只有在台北可以被接受。雖然現在中南部也有表演場館,但是劇場工作者離開台北就很難生存。」簡莉穎說。

「藝文工作者的身份,加上同志,這兩個身份只有在台北可以被接受。雖然現在中南部也有表演場館,但是劇場工作者離開台北就很難生存。」簡莉穎說。攝:張國耀/端傳媒

曾經,年收入十二萬台幣

只是台灣的劇場發展先天不良,必須先搬演國外知名的作品,早年習慣做翻譯或改編,後來的小劇場活動轉而做拼貼、移植、反戲劇、反語言,相對沒力氣生產原創作品。長年累積下來,沒辦法深挖台灣自己的東西,也等於沒有培育出自己的劇作家。要在劇場生存,真的必須咬緊牙關,從事劇本創作八年,最高產的是2012年,整年六個演出,包括《春眠》、《你變了於是我》、改編自黃碧雲的《懶惰》、改編自宅女小紅的《羞昂app》等。其他時候也起碼有兩三個劇本在手邊,要取材,還要寫作,偶爾會演出跟導戲。一開始不太敢開價,有機會就接,接過非常低廉的案子,在上百人的場地演十幾場,只拿了劇本費三萬。最慘的年收入拼拼湊湊加總大概十二萬,平均每個月一萬塊。現在她闖蕩出名聲,發現非她不可,敢談價格,偶爾也參加座談活動或是當評審賺外快。雖然比起其他產業,收入還是很低,但比較可以過有品質的生活。

「一開始那幾年接了非常多案子,還是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裡。兩年前拿到兩廳院的駐館補助,稍微可以自食其力,立刻跟家人說可以不用給我錢。我爸把錢拿去買基金,還是變相資助我,他擔心女兒是同性戀沒有婚姻,又做劇場,以後不知道該怎麼辦。」她突然想起這次訪問的由來,說:「大家想像中的文青,應該比較拉風吧。」

劇作家的生活很單純,就是寫劇本、討論、讀劇、排練、修稿,偶爾跟朋友吃飯看電影。沒有什麼物慾,也不做奢侈的支出。唯一的例外是拿到兩廳院的駐館補助時,原本的吸塵器太難用了,她必須跪著吸地,錢一下來,她就去買了一支Dyson。日常最大宗的支出是房租,還有買書看戲。想買衣服的時候,會一口氣買一堆黑色t-shirt,一口氣採買三年份量的感覺,她懶得在這上面花很多時間,可能就是黑色十件,白色五件,一種馬克 · 佐伯格的心情。

她每天都在截稿跟拖稿的循環裡,沒有時間感,常常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只知道還剩幾天截稿。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工作,即使沒有在排戲,也會想著某一段文字怎麼解決,無論在看電影,看書,這些想法都揮之不去。為了省錢,她多半在家自己煮咖啡工作,如果還不是太熱,就只吹電風扇,捨不得開冷氣。趕稿的時候會煮一鍋飯,弄一點菜,持續閉關一個禮拜。由於去年生病,對藍光過敏造成嚴重暈眩,她開始在意身體健康,會增加運動的行程。

相約簡莉穎在捷運古亭站附近小巷裡的早秋咖啡訪問,是台北文青必定會造訪之處,它不趕人,開到午夜。

相約簡莉穎在捷運古亭站附近小巷裡的早秋咖啡訪問,是台北文青必定會造訪之處,它不趕人,開到午夜。攝:張國耀/端傳媒

密集產出已經八年,她說非常疲憊,很想空個半年,什麼都不用寫。儘管如此,她的行程表一路排滿到明年,接下來的九月,描寫愛滋跟同志歷史的《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要加演;十月,書寫威權歷史,扣合性別與政治的《服妖之鑑》也要加演;十二月有改編自易卜生《群鬼》的華人家庭非典倫常版《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之後會往影視方面發展,創造作品的同時,也企圖兼具市場性跟藝術性,她半開玩笑說,希望可以拿金鐘跟金馬獎。

談到一半想起了什麼,她打開眼前的筆記本,記下零星的點子。說著想休息,還是不斷地寫。今年她在手掌靠近虎口處,刺了一個鋼筆的圖騰。問起刺青的意義,她說:「那是伴我一生的東西。」

後記:訪問時間是七月初,到了七月二十五號,聽聞日日春傳來的消息,公娼白蘭病逝——在她流離的一生中,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貓,最後她終於可以回家,回到她在文萌樓的執業小房間。簡莉穎在臉書寫了一篇文章以悼念。扶著他人在城市的街巷裡行走,視角與經驗都是刻進體感的。寫作的時刻簡莉穎多半使用鋼筆,緊緊握著,用力刻寫,手上也刺著同樣的印記,人與筆早就難以切割,互為血肉。鋼筆的筆頭如針,文字是針腳,將他人的、自己的、城市的故事,密密縫起,串連,將堆疊出專屬於這個時代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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