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族群 深度

專訪王惠芬:他們想學好中文你們不教好,現在要他們愛國?

融樂會創辦人王惠芬長年為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爭取權益,甚至拖垮了身子,但是,社會對少數族裔的漠視,至今仍堅如磐石。


王惠芬到訪佐敦一個少數族裔聚集的公園,十多年前曾經常在那裡接觸流連街上的南亞裔少年。 攝:林振東/端傳媒
王惠芬到訪佐敦一個少數族裔聚集的公園,十多年前曾經常在那裡接觸流連街上的南亞裔少年。 攝:林振東/端傳媒

你為了別人生活憂戚,可以犧牲多少?

王惠芬(Fermi)是香港融樂會創辦人,十多年來為本地少數族裔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統稱南亞裔──居民爭取權益,拖垮了身子,癌症都找上她,先是2013子宮起革命,動手術連根拔起,去年又確診乳癌,至今抗戰。

當初融樂會成立,是時勢使然。話說Fermi從城市大學社工系畢業,加入某知名非政府機構,眼見不少尼泊爾青年失學,流連球場及遊戲機中心,才發現少數族裔被社會遺忘,便四出奔走替他們找學校,一番好心怎想到觸令犯禁,工作團隊當中十個社工倒有八個反對她的做法,理由是身為中國人,流着中國人的血,可不能服務外族。

王惠芬一聽悱憤,心想:「難道你要染金毛才可服務金毛(那些年流行染金頭髮)? 你要墮過胎才可服務墮胎少女?」機構聲稱資源有限,必先服務香港人,內地新移民次之,最後才到少數族裔,Fermi揭竿起義,說:「站在公義原則,尤其社工的價值觀,基本上沒有背景、種族之分,誰最有需要便服務誰。」

有同事堅持服務名校九龍華仁書院當中成績較差的學生,Fermi表示:「我同意名校裏面水皮(成績差)學生承受很大壓力,但資源有限,華仁的水皮學生與失學街童相比,誰更需要服務?」如此這般惹來眾怒,工作兩年多泰半以淚洗面,最終被迫辭職。

離職當天聲淚俱下,要求督導主任將少數族裔包括在這家機構的服務優次之中,即使排到最低也好,起碼有份,主任一口答允,說:「我們任何一個服務少數族裔的社工都比你好!」王惠芬父姊弟妹四人智障,主任直搗死穴,說:「你家中那麼多人弱智,你可曾懷疑自己也是弱智,有精神病?」

王惠芬是香港融樂會創辦人,十多年來為本地少數族裔爭取權益,拖垮了身子,癌症都找上她,至今抗戰。

王惠芬是香港融樂會創辦人,十多年來為本地少數族裔爭取權益,拖垮了身子,癌症都找上她,至今抗戰。攝:林振東/端傳媒

時為2000年,只有個別政府機構有限度幫助外籍傭工,她苦尋服務少數族裔的工作而不果,南亞裔人士卻不停向她求助,原來督導主任食言,將他們拒諸門外,前線社工說:“No Fermi Wong, no service.(沒有王惠芬,沒有服務)”根據守則,社工離開服務機構後必須提供空間讓同事接手,她不能回覆求助者,雙方因官僚制度而阻隔。

尼泊爾爸爸街頭下跪求援

轉捩點在那年聖誕節出現,王惠芬途經佐敦,一名尼泊爾男子劈頭問道:“Are you Fermi Wong?(你是王惠芬嗎?)”話不兩句雙膝及地,原來此人的大兒子在老家吸毒暴斃,小兒子在港也染上毒癮,素聞Fermi Wong高義,特來求援。當下王惠芬感慨:「香港華人只要肯戒毒,一定找到服務,為何一個香港尼泊爾爸爸要下跪?我感到很羞愧。」

後來,城市大學恩師莫慶聯卻勸她自立門戶,小女孩那刻醍醐灌頂,2001年3月融樂會成立,替少數族裔求職、找學校、上法庭、到警局、戒毒、學廣東話、處理人際關係、家暴,都是一般社工工作,「唯一跟一般社工不同,我做很多政策倡議和政治遊說,立法禁止種族歧視。」

人無財不行,融樂會向某家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申請到資助,如此三年,該非政府組織問王惠芬,反種族歧視條例仍未立法,融樂會有啥用?她反問,香港民主派爭取了幾十年,如今可有民主?2008年終於失去這份資助,翌年反種族歧視條例卻刊憲生效。

該會改向一些家族基金申請,對方倒也願意給錢,條件是放棄政策倡議,也請Fermi不要再罵政府。更有甚者,該會其中一名員工就讀中文大學,成績突出,獲校方推薦申請某大銀行獎學金,那銀行知道其融樂會背景,要求辭職。Fermi等人寧可窮風流也不願折腰,說:「我們有些性格,不再向任何與政府有關的團體申請。我們有個原則,申請資助不容許任何人對我們的工作有任何介入或者影響。有性格就貧窮,同事支取市價三分一人工。」

王惠芬的抑鬱症已趨穩定,往後打算學習如何支援情緒病患者,以過來人身份施以援手。圖為與家中的貓合照。

王惠芬的抑鬱症已趨穩定,往後打算學習如何支援情緒病患者,以過來人身份施以援手。圖為與家中的貓合照。攝:林振東/端傳媒

打拼十多年,香港政府依然忽視少數族裔權益,然而王惠芬的汗水沒有白流,名聲廣傳,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大學生、台灣服務原住民的非政府組織多番找上她,請教保育文化之道。據她觀察,隨著中國發展,少數族裔有進一步被邊緣化的趨勢。

1997年之前香港中英文雙頭馬車並行,少數族裔不一定要讀中文,回歸後突然硬性規定修讀,政府卻無針對性政策協助,結果這群學生不是入讀主流學校,跟不上進度自生自滅,就是轉投南亞裔佔九成以上的所謂指定學校,學習顯淺的中文。

不是太深,就是太淺。2011年平等機會委員會公布,香港18%華裔學生考進大學,少數族裔只有0.6%。

另外,少數族裔即使生於香港,並非自動享有中國籍,要先歸化,之後才可申請特區護照,「同樣是歸化,美國講人權、權利,香港講酌情,意思是,你想加入我們中國,我用一種酌情,讓你共享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榮耀,於是條件便不清楚。」

條件有十項,其中一項便是中文語言流利,王惠芬肝火大動:「盛智文(『蘭桂坊之父』,原籍加拿大)懂得中文嗎,司馬文(南區區議會議員,原籍荷蘭)懂得中文嗎,為何四個月便入籍?印巴人說流利廣東話為何不算?」

中國人強調血緣,所謂流着中國人的血,然而國籍可以變,血不能變,另一項入籍條件卻是擁有中國血統,這點南亞裔——主要是印度、巴基斯坦人——也要投降。其次直系親屬是中國人,即是跨文化,例如爸爸娶個華人,但香港的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卻甚少跨文化結婚。

南亞裔是被政府遺忘的一群。雖是香港居民,然而受政策所限,入籍中國、申請特區護照千難萬難,王惠芬說:「他們很生氣,我想入中國籍你們不許,我想學好中文你們不教好,但現在你要求我愛國?」

他們愛香港,但離中國還遠

2012年政府推出國民教育,就是愛國教育,「愛香港是理所當然,他們真的很喜歡香港,香港很特別;但我們對中國主權一直很陌生,直至近年才宣傳,連華人也抗拒這些宣傳,例如面對國旗要感動流淚,有些巴基斯坦人問我,看着巴基斯坦國旗感動算不算?」

中國強大,香港教科書內容也跟著調整,有少數族裔小孩子捧着書本問王惠芬:「黃河真是我的母親嗎?」在小小的心靈中,可能覺得恆河更像媽媽。王說:「教科書假設你和內地有一個故鄉的情感與聯系,但少數族裔完全沒有。」

2013年,王惠芬離開融樂會,翌年全情投入雨傘運動,後來經董事會主席吳靄儀多番邀請,終於重返董事會。

2013年,王惠芬離開融樂會,翌年全情投入雨傘運動,後來經董事會主席吳靄儀多番邀請,終於重返董事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她認為狹隘國家民族主義會變成種族主義,「你留意所謂愛國愛港人士用什麼字眼,『中國人地方』,『不喜歡便滾出中國』,你不斷強調中國人地方,我們是中國人,少數族裔說我是香港人,只不是華裔。有人將香港變成一個純中國人的地方,這禍害很大,中國政府未必刻意如此,但就結果而言是這樣。」

新興政黨卻反其道,王早前致函香港泛民主派,問題一道:「少數族裔算不算香港人?」民主黨、公民黨、香港眾志答案正面,本土派一概不回覆,可憐少數族裔在政府與本土之間兩面不是人。

在王惠芬眼中,台港命運相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本身十分漢化,國語(普通話)是官方語言,充其量有人說台語,但對於原住民來說兩者都是外來語言。」近年台灣政府鼓勵原住民長老教導子弟母語方言,奈何新一代寧可說國語,方便就業,如此一來失去自身語言,也是失去文化的第一步。

「原住民世代都是台灣的一部份,嚴重點說,是外來人和外來政權侵佔了他們的地方,然後以強權和政策一步步使他們的文化失去價值。本來抗衡漢化已經夠難,現在台灣經濟向中國靠攏,更加回不了頭,經濟在任何價值之上,原住民想保育更加困難。」

機構、政黨、政府、國家、國際的視而不見

跟移民不同,原住民的文化失去了便永久失去;移民即使失去文化,他們的國家還在,「譬如巴基斯坦人在香港,我們不保護他們的文化,但整個巴基斯坦還在;但如果台灣原住民例如阿美族的文化消失,語言消失,便在整個世界消失。」

另外,台灣好些華裔男士娶了東南亞女子為妻,生下混血小孩。父系社會爸爸多數上班,媽媽在家帶孩子,這些孩子的情況跟原住民恰恰相反,學會媽媽的語言而非國語,難以融入台灣主流社會,成為弱勢。這點跟中國崛起沒有關係,卻不容忽視。

中國少數民族大學生以及非政府組織多次找上王惠芬,請教如何保存自己文化,畢竟他們首當其衝,受當權者打壓,Fermi說:「大國崛起對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進一步打壓,壓抑他們的文化和宗教,但國際社會包括聯合國基於中國的經濟機會,甚少以至完全不敢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所批評,對於中國打壓少數民族也視而不見。」

中國少數民族在經濟上及政治上處於弱勢,貧窮及文盲比率高於漢人,他們的語言、文化、宗教在強權之下越來越受壓抑和邊緣化。然而比起漢人,少數民族能以較低分數入大學及加入公務員行列,當作是漢化的補償。「縱使有這些積極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很少人能夠受惠於這項政策,因為他們很少能讀上去,有些因爲家貧盡早工作幫補家計,或者中文能力不足,成績不足以升讀大學。」

她總結:「縱觀幾千年歷史,中國總是同化別人,即使多次遭受外族統治,最後也不會欣賞或保留那些文化。中國的漢人為主的強大,讓少數民族、族裔的宗教、文化進一步被邊緣化。在經濟的旗幟之下,經濟above everything,如果你追不上中國的經濟列車,是你自己的問題,我過得很傷痛。」

2013年,王惠芬離開融樂會,翌年全情投入雨傘運動,同時也讓該會新任管理層建立自己的工作模式,避免施加任何影響力,後來不堪主席吳靄儀多番邀請,終於重返董事會。今年,她委託黎苑姍撰寫的自傳《公義的顏色: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新書出版,為她的這些年,留下珍貴的紀錄。

乳癌主要療程剛剛結束,之後五年還需服用抗癌藥,她的抑鬱症也趨穩定,往後打算學習如何支援情緒病患者,以過來人身份施以援手。少數族裔得知恩人抱恙,紛紛誠心禱告祝願康復,雖然Fermi信奉基督上主,對方則是回教徒,然而每天為她守齋戒,上廟宇,足見其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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