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事堅持服務名校九龍華仁書院當中成績較差的學生，Fermi表示：「我同意名校裏面水皮（成績差）學生承受很大壓力，但資源有限，華仁的水皮學生與失學街童相比，誰更需要服務？」如此這般惹來眾怒，工作兩年多泰半以淚洗面，最終被迫辭職。

離職當天聲淚俱下，要求督導主任將少數族裔包括在這家機構的服務優次之中，即使排到最低也好，起碼有份，主任一口答允，說：「我們任何一個服務少數族裔的社工都比你好！」王惠芬父姊弟妹四人智障，主任直搗死穴，說：「你家中那麼多人弱智，你可曾懷疑自己也是弱智，有精神病？」

時為2000年，只有個別政府機構有限度幫助外籍傭工，她苦尋服務少數族裔的工作而不果，南亞裔人士卻不停向她求助，原來督導主任食言，將他們拒諸門外，前線社工說：“No Fermi Wong, no service.（沒有王惠芬，沒有服務）”根據守則，社工離開服務機構後必須提供空間讓同事接手，她不能回覆求助者，雙方因官僚制度而阻隔。

尼泊爾爸爸街頭下跪求援

轉捩點在那年聖誕節出現，王惠芬途經佐敦，一名尼泊爾男子劈頭問道：“Are you Fermi Wong?（你是王惠芬嗎？）”話不兩句雙膝及地，原來此人的大兒子在老家吸毒暴斃，小兒子在港也染上毒癮，素聞Fermi Wong高義，特來求援。當下王惠芬感慨：「香港華人只要肯戒毒，一定找到服務，為何一個香港尼泊爾爸爸要下跪？我感到很羞愧。」

後來，城市大學恩師莫慶聯卻勸她自立門戶，小女孩那刻醍醐灌頂，2001年3月融樂會成立，替少數族裔求職、找學校、上法庭、到警局、戒毒、學廣東話、處理人際關係、家暴，都是一般社工工作，「唯一跟一般社工不同，我做很多政策倡議和政治遊說，立法禁止種族歧視。」

人無財不行，融樂會向某家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申請到資助，如此三年，該非政府組織問王惠芬，反種族歧視條例仍未立法，融樂會有啥用？她反問，香港民主派爭取了幾十年，如今可有民主？2008年終於失去這份資助，翌年反種族歧視條例卻刊憲生效。

該會改向一些家族基金申請，對方倒也願意給錢，條件是放棄政策倡議，也請Fermi不要再罵政府。更有甚者，該會其中一名員工就讀中文大學，成績突出，獲校方推薦申請某大銀行獎學金，那銀行知道其融樂會背景，要求辭職。Fermi等人寧可窮風流也不願折腰，說：「我們有些性格，不再向任何與政府有關的團體申請。我們有個原則，申請資助不容許任何人對我們的工作有任何介入或者影響。有性格就貧窮，同事支取市價三分一人工。」

打拼十多年，香港政府依然忽視少數族裔權益，然而王惠芬的汗水沒有白流，名聲廣傳，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大學生、台灣服務原住民的非政府組織多番找上她，請教保育文化之道。據她觀察，隨著中國發展，少數族裔有進一步被邊緣化的趨勢。

1997年之前香港中英文雙頭馬車並行，少數族裔不一定要讀中文，回歸後突然硬性規定修讀，政府卻無針對性政策協助，結果這群學生不是入讀主流學校，跟不上進度自生自滅，就是轉投南亞裔佔九成以上的所謂指定學校，學習顯淺的中文。

不是太深，就是太淺。2011年平等機會委員會公布，香港18%華裔學生考進大學，少數族裔只有0.6％。

另外，少數族裔即使生於香港，並非自動享有中國籍，要先歸化，之後才可申請特區護照，「同樣是歸化，美國講人權、權利，香港講酌情，意思是，你想加入我們中國，我用一種酌情，讓你共享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榮耀，於是條件便不清楚。」

條件有十項，其中一項便是中文語言流利，王惠芬肝火大動：「盛智文（『蘭桂坊之父』，原籍加拿大）懂得中文嗎，司馬文（南區區議會議員，原籍荷蘭）懂得中文嗎，為何四個月便入籍？印巴人說流利廣東話為何不算？」

中國人強調血緣，所謂流着中國人的血，然而國籍可以變，血不能變，另一項入籍條件卻是擁有中國血統，這點南亞裔——主要是印度、巴基斯坦人——也要投降。其次直系親屬是中國人，即是跨文化，例如爸爸娶個華人，但香港的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卻甚少跨文化結婚。

南亞裔是被政府遺忘的一群。雖是香港居民，然而受政策所限，入籍中國、申請特區護照千難萬難，王惠芬說：「他們很生氣，我想入中國籍你們不許，我想學好中文你們不教好，但現在你要求我愛國？」

他們愛香港，但離中國還遠

2012年政府推出國民教育，就是愛國教育，「愛香港是理所當然，他們真的很喜歡香港，香港很特別；但我們對中國主權一直很陌生，直至近年才宣傳，連華人也抗拒這些宣傳，例如面對國旗要感動流淚，有些巴基斯坦人問我，看着巴基斯坦國旗感動算不算？」

中國強大，香港教科書內容也跟著調整，有少數族裔小孩子捧着書本問王惠芬：「黃河真是我的母親嗎？」在小小的心靈中，可能覺得恆河更像媽媽。王說：「教科書假設你和內地有一個故鄉的情感與聯系，但少數族裔完全沒有。」

她認為狹隘國家民族主義會變成種族主義，「你留意所謂愛國愛港人士用什麼字眼，『中國人地方』，『不喜歡便滾出中國』，你不斷強調中國人地方，我們是中國人，少數族裔說我是香港人，只不是華裔。有人將香港變成一個純中國人的地方，這禍害很大，中國政府未必刻意如此，但就結果而言是這樣。」

新興政黨卻反其道，王早前致函香港泛民主派，問題一道：「少數族裔算不算香港人？」民主黨、公民黨、香港眾志答案正面，本土派一概不回覆，可憐少數族裔在政府與本土之間兩面不是人。

在王惠芬眼中，台港命運相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本身十分漢化，國語（普通話）是官方語言，充其量有人說台語，但對於原住民來說兩者都是外來語言。」近年台灣政府鼓勵原住民長老教導子弟母語方言，奈何新一代寧可說國語，方便就業，如此一來失去自身語言，也是失去文化的第一步。

「原住民世代都是台灣的一部份，嚴重點說，是外來人和外來政權侵佔了他們的地方，然後以強權和政策一步步使他們的文化失去價值。本來抗衡漢化已經夠難，現在台灣經濟向中國靠攏，更加回不了頭，經濟在任何價值之上，原住民想保育更加困難。」

機構、政黨、政府、國家、國際的視而不見

跟移民不同，原住民的文化失去了便永久失去；移民即使失去文化，他們的國家還在，「譬如巴基斯坦人在香港，我們不保護他們的文化，但整個巴基斯坦還在；但如果台灣原住民例如阿美族的文化消失，語言消失，便在整個世界消失。」

另外，台灣好些華裔男士娶了東南亞女子為妻，生下混血小孩。父系社會爸爸多數上班，媽媽在家帶孩子，這些孩子的情況跟原住民恰恰相反，學會媽媽的語言而非國語，難以融入台灣主流社會，成為弱勢。這點跟中國崛起沒有關係，卻不容忽視。

中國少數民族大學生以及非政府組織多次找上王惠芬，請教如何保存自己文化，畢竟他們首當其衝，受當權者打壓，Fermi說：「大國崛起對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進一步打壓，壓抑他們的文化和宗教，但國際社會包括聯合國基於中國的經濟機會，甚少以至完全不敢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所批評，對於中國打壓少數民族也視而不見。」

中國少數民族在經濟上及政治上處於弱勢，貧窮及文盲比率高於漢人，他們的語言、文化、宗教在強權之下越來越受壓抑和邊緣化。然而比起漢人，少數民族能以較低分數入大學及加入公務員行列，當作是漢化的補償。「縱使有這些積極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很少人能夠受惠於這項政策，因為他們很少能讀上去，有些因爲家貧盡早工作幫補家計，或者中文能力不足，成績不足以升讀大學。」

她總結：「縱觀幾千年歷史，中國總是同化別人，即使多次遭受外族統治，最後也不會欣賞或保留那些文化。中國的漢人為主的強大，讓少數民族、族裔的宗教、文化進一步被邊緣化。在經濟的旗幟之下，經濟above everything，如果你追不上中國的經濟列車，是你自己的問題，我過得很傷痛。」

2013年，王惠芬離開融樂會，翌年全情投入雨傘運動，同時也讓該會新任管理層建立自己的工作模式，避免施加任何影響力，後來不堪主席吳靄儀多番邀請，終於重返董事會。今年，她委託黎苑姍撰寫的自傳《公義的顏色：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新書出版，為她的這些年，留下珍貴的紀錄。

乳癌主要療程剛剛結束，之後五年還需服用抗癌藥，她的抑鬱症也趨穩定，往後打算學習如何支援情緒病患者，以過來人身份施以援手。少數族裔得知恩人抱恙，紛紛誠心禱告祝願康復，雖然Fermi信奉基督上主，對方則是回教徒，然而每天為她守齋戒，上廟宇，足見其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