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中國，右手村落：喀麥隆部族村長Blaise的兩個世界

第一次見到Blaise Meme Ivouva，是在他的辦公室裏。Blaise中等身材，微微隆起的啤酒肚讓他和克里比街上比比皆是的身材健碩、肌肉精壯的喀麥隆男人看起來很不一樣。很顯然大部分時間他是坐在辦公室裏，而不是從事打漁、務農，或者在工地搬磚、操作機器這樣的體力勞動。他的老婆說，非洲的女人特別喜歡這樣的身材，微胖甚至是胖的身材說明這個男人有錢，不需要出賣勞力。

也確實如此。Blaise和家人住在克里比市中心自己建造的房子裏，室內裝飾考究，乾淨整潔，他一個人上班，供養着老婆、4個兒子和1個女兒。Blaise一家人生活優渥，條件遠高於喀麥隆一般家庭生活水平。

Blaise是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港」）在喀麥隆的一名僱員，顯然作為中港僱員，他受益不少。

兩年前他剛加入中港時，是從一名領導的司機做起的。因為幹活勤快，話不多，很得當時上級喜歡，於是被升到社區經理的職位，專門負責協調和當地居民的關係。這個非常有中國特色的晉升故事，是中國企業僱傭當地員工的典範，每每有媒體或者其他組織來中港問到相關話題，Blaise都會被推出來做「代言人」。

在Blaise眼裏，中國人對他而言是陌生而不可理解的。他的大多數中國同事不會說法語，除了工作之外，似乎生活沒有別的組成部分。他們只愛吃中餐，很少嘗當地食物，也不會和當地人交朋友，甚至極少走出工作的營地。因此，他和同事們關係並沒有特別密切。他們很少會在下班之後喝一杯小酒，在工作之外小聚。Blaise 總感覺他們對他敬而遠之，因為他是上邊的領導「欽點」來的。Blaise的手機裏存着克里比港項目裏中港最高級別官員—黨委書記的電話。「要是他們有什麼地方做錯了，我可以直接打電話給他」。

每週一到週五，Blaise到中港營地上班，中國同事會帶着濃重中式口音叫他的本名。而在中國員工內部，對經理或者更高級別的，比如總經理，大家往往很少直呼其名，都會叫「王經理」，或者「李總」。

每到週末，Blaise 則要去履行自己的另一個職責：Lolabe村的村長。走在Lolabe的大街小巷上，所有人見到他，都會微微鞠躬，尊敬地稱他為Majeste。這是介於村長與族長之間的一個稱呼。村民們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的統領，而喀麥隆政府把他們叫做傳統部族村長。

在整個非洲從原始部落社會到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傳統部族作為過渡期的產物，組成了喀麥隆除幾大城市外很大一部分的行政結構。但傳統部族村長這個職位，是一年多以前才成為行政體系的一部分，並開始領取政府津貼和定期向政府報告的。

在Lolabe，村子裏的大小事宜全權由Blaise主導。大約是從2011年港口建設提上日程起，在每週日的例會上，與港口建設相關的話題就總是非常頻繁的出現。

從Lolabe村口的海岸上望出去，可以看到遠處建好的港口處，高聳的金屬架橋伸入海底，彷彿是對他們所面對的現狀非常具象的表現：現代化犀利地切入他們曾擁有的自然和原始生活方式。面對工業化帶來的便利和困擾，他們被捲入了別人主導的遊戲，只能按照安排走下去。

將省長送進監獄的拆遷貪污案

喀麥隆克里比深水港工程（一期）總合同額4.98億美元，是中非最大的深水港口。該項目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雙優貸款，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承建，是中國在非洲投資最大的工程之一。

Lolabe村的地理位置，剛好在港口規劃工程發展區域裏。這意味着，隨着港口逐步擴建，所有居民都將被迫轉移到工程區之外政府委託中港建設的新區裏。隨着港口施工的進行，Lolabe 村的300多村民隨時可能會失去自己祖祖輩輩居住的土地和房屋。

喀麥隆並沒有非常完善的土地管理法，部落式的居住方式至今依然是非洲大陸上還存在的實踐。Blaise說，「Lolabe」在當地語言裏的意思，是重新遇見。大約一戰前後，一批原來居住在赤道幾內亞的Yasa族人在打漁時偶然發現了這片樹林之中的海灘，就搬了過來，沒有任何土地和人口登記。若不是拆遷，折算房產和補償的問題突然掉在每個村民頭上，他們或許至今都不知道地契為何物。政府要求村民們出具文件時，只有寥寥數人拿得出來。

一位村民說，當地習俗是在孩子出生後，把剪掉的臍帶埋在屋後的院子裏。他說，他的臍帶、他父親的臍帶都埋在這屋後的院子裏，可他拿不出一張紙來證明這座院子是他的。沒有地契，根據政府規定，他可以獲得補償的，僅是在這片土地上的勞動所得，也就是他的房屋建造費用。這樣的情況在港口建設需要拆遷的區域是大多數。

相比很多需要大規模移民的工程，克里比港口修建需要拆遷的居民區不經過人口密集的城市和村莊，理論上講難度並不大。但喀麥隆政府處理拆遷補償政策的不透明和由此產生的貪污腐敗，讓民眾怨聲載道。根據2016年透明國際（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國家清廉指數排名報告，喀麥隆在168個國家中排第130。

2010年喀麥隆總理簽署的克里比拆遷補償方案中，居民應獲補償總金額是236億中非法郎（喀麥隆官方貨幣，約港幣3億3千萬元）。而在2013年8月的補償結果統計中，一共是 143億中非法郎（約港幣2億元），這意味着這中間有93億中非法郎（約港幣1億3千萬）被各級官員以各種形式貪污。

貪污僅僅是這筆糊塗賬中的一種形式。港口工程招標剛結束時，有大批來自首都雅温得的官員到克里比用非常低的價格，買下即將被規劃為工業用地的土地，以此換取屆時政府高額的賠償。克里比居民從沒想過要辦理一紙地契，世代居的土地就這樣一夜之間易主。

自2011年喀麥隆聯邦警察局和對外安全局調查克里比補償款項貪污案開始，至2016年5月，喀麥隆特殊刑事法庭共拘捕了包括克里比省長和副省長在內的15名官員，受牽連的最高官員至經濟計劃部部長莫塔澤（Motaze Louis Paul）。

Blaise手上有兩個文件，2010年的文件明確了他們一家三口人總共應收1億7千1百萬中非法郎（約港幣2百萬）， 但2013年的文件卻寫着實收750萬中非法郎（約港幣10萬元）。他們和其他居民一樣，沒有收到過任何解釋。

「你看，這可是總理簽了名的，什麼用都沒有。」他用手指着2010年的文件上，時任喀麥隆總理菲爾蒙·揚（Philémon Yang）的簽名。Blaise還是幸運的，至少港口建設讓他獲得了一小部分補償，也給了他可以養家的工作。在Lolabe，大約一半的村民至今沒有拿到一分補償款。Blaise對此也無計可施。

「就是倒霉，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拿到了，為什麼拿少了，或者壓根什麼都沒有。」Lolabe的副村長Theodore
Ivaha說。「剛剛聽說要開始修建港口的時候，村民都很期待。希望工程可以帶來工作，可以讓大家生活變好。可是這些年過去了，好像麻煩要比利益更多」。

落空了的期待

很長一段時間裏，工作對於Lolabe的村民來說，是採摘、打漁和狩獵。村邊就是海岸，十年前，村民們會拖着自己製作的木船去房前屋後的海岸打漁。他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有時間工作，也有時間放鬆。捕到的魚足以供家人吃，剩下的就賣到城裏，換些日用品。

2000年左右起，一個接一個的工程項目讓魚群開始慢慢減少。港口施工開始後，由於工程噪音和對近海海岸線的改變，靠近村子的地方几乎沒有魚群了。村民們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打漁，往往要在海上過夜。

打漁的難度越來越大，城裏的中國商品越來越多，「錢」這個概念越來越突出。村民們期盼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如此多麻煩的工程至少可以給帶來收入更豐厚的工作。

然而，港口工程在2011年10月開工，直到2017年7月底一期工程結束，Lolabe的村民幾乎沒有在項目上找到工作。村長Blaise是唯一一個直接被中港僱傭的員工。即使是技術含量非常低的比如卸貨或者種草這些工作，也還是落在外鄉人，而不是克里比本地人頭上。

同樣的抱怨在克里比的其他村落裏也常常可以聽到。

在Lolabe不遠處的Boussélika，村裏的長老之一Louis Ndtoungou說，他們村子有600多人，分布在距離港灣工程最近的大約六公里長的海岸線上，但幾乎沒有聽說有人在工地上幹活。「以前也有法國公司在克里比搞工程，他們一般都會先來找村長和長老，讓他們把相關工作分配給村民。可中國公司從來沒找過我們。」Louis 說。

中港高速路人事部經理劉寶解釋說，工程開始的時候，會在各個村子張貼招工啟事，在啟示張貼出去的幾天裏，就會收到大量的簡歷，因此沒有必要挨個村子去招工。

雖然公司和當地政府有協議，在僱傭喀麥隆員工時，公司會優先考慮本地員工，並且滿足政府提出的30%員工來自克里比本地的需求。但這樣的優先僅僅是在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比如操縱大型機械這樣的工作，會要求之前有一定的工作經驗。而有這樣資質的喀麥隆工人，往往對建築項目聞風而動，一聽到哪裏有新建工程，就會來到所在的城市尋找工作。所以土生土長，卻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本地人，很難得到這種工作。

在中國公司的眼裏，外地人不僅資質更好，也勤勞，有危機感，不像本地人仗着自己的根在這邊，常常惹事。

對中國公司感到失望的本地人，常常會念叨法國公司的好。Blaise那裏有一本相冊，是一家法國公司送來的。這家公司在工程還沒開始前，就在村頭打了一口水井。水井落成後，和全村人一起辦了一個盛大的落成儀式，邀請了法國和當地的媒體進行報導，這本相冊是對這口水井以及這個落成儀式的紀念。Blaise也邀請了中港的領導代表來參加儀式，希望中國公司可以學學法國的做法。

在非洲國家，水的重要性因為氣候的複雜和供水設施的落後顯得更加重要。Louis說，自從港口開始建設，村裏的河水就不能直接飲用了，必須要煮開之後才可以喝，可是中國公司並沒有像法國公司一樣，在開工之前就幫居民打好水井。

可中港這邊關於打水井的解釋和當地居民講的完全不一樣。政府的人總來求他們幫忙挖兩口水井。一開始中港都答應得很痛快，反正有設備也不是特別費勁。可是後來發現，這些水井選址有問題，一是往往要挖很久才能挖到水，二是地址是在搬遷新區，目前還沒有居民居住，所以即使打好了井，等到真正投入使用時，也已年久失修了。

港口工程部的喀籍工人代表John Epee這一整年來，都在中國公司和工人之間斡旋。了解整個過程的他，最大的不滿不是中國公司，而是當地政府的失職。「中國公司不知道我們當地人到底需要什麼，若是政府不能幫助中國公司來理解我們的需求，那他們作為企業是無法了解的。」

對克里比貪污受賄案進行了追蹤報導的記者Christophe Bobiokono曾評價說：「政府本身應當是在外國公司與本地居民之間起協調作用的，把本地居民的訴求表達出來，幫助國外機構和公司更好幫助本地的發展。可在非洲很多國家，政府是失效的，是不作為的，所以國外的公司在非洲的運作，不能完全依靠政府。」

身為傳統部落村長，同時也是中資企業的僱員，這樣的雙重身份雖然讓Blaise的生活水準遠優於其他村民，但在村民利益受到侵犯卻無處申訴時，他感受到的只有挫敗感。這種挫敗感也讓他反思，「希望時間能回到港口工程完全沒有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們（中國人）什麼都知道，只不過要是上邊的領導不交代，他們都忙的很，就假裝不知道。」 Blaise說。

但時間不會倒流。2017年7月25日，深水港一期工程建設完畢近一年後，集裝箱碼頭運營協議在港區大樓正式簽署，將由中港和法國博洛雷、達飛組成的聯合體運營。在此之前，中國在喀麥隆參與的項目都是建成之後就移交了，這將是中國在喀麥隆第一個按照國際市場化運作參股運營的項目。

這一次中國公司不做過客，打定主意要留下來。而想要在這裏紮根，就必須要學會怎麼和當地人相處，贏得他們的好感。

假裝不知道，只走高層路線必然行不通了。中國公司非洲本地化的必經之路，是學會怎樣真正地和居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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