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行納粹禮的中國遊客,極權家族相似下的政治正確

兩名中國遊客在德國柏林的國會大廈門前,行納粹舉手禮拍照,巡邏保安發現並報警。這一事件及其爭議,展現出納粹德國和當下中國之間的微妙聯繫。


德國柏林的國會大廈的玻璃拱頂象徵著一個嘗試擺脫納粹主義歷史的德國,向著一個更統一、更民主、更重視透明度的社會進發。 攝:Thomas Trutschel/Photothek via Getty Images
德國柏林的國會大廈的玻璃拱頂象徵著一個嘗試擺脫納粹主義歷史的德國,向著一個更統一、更民主、更重視透明度的社會進發。 攝:Thomas Trutschel/Photothek via Getty Images

8月5日,兩名中國遊客在德國柏林的國會大廈門前,行納粹舉手禮拍照,巡邏保安發現並報警。兩人被警方拘留後,各自繳納500歐元保釋金後離開。但相關後續事項並未就此結束,根據德國刑法規定,傳播或在公開場合使用違憲組織標誌,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款。兩名中國遊客雖然暫時脱身(保釋金性質並非罰款結案),但仍然要面臨德國司法當局的追訴。

消息傳回中國,引發了輿論轟動。一方面,多數聲音都對當事人持批評態度,其中不乏「腦殘」的嘲笑聲音;另一方面,這一事件也讓中國讀者意識到,事關「政治正確」時,一個自由國家的強力機關同樣可能毫不含糊地「來真的」,哪怕面對遠隔千山萬水的外國遊客。

這兩名中國遊客究竟出於何種動機,在德國國會大廈門口做出行納粹禮的蠢事?除非當事人開口甚至心理學家介入分析,外界恐怕永遠難以確切知道。不過多數評論認為,他們不太可能真的有挑釁或者致敬的動機,很可能只是覺得好玩,根本沒有料到會帶來如此嚴重的後果。考慮到這是兩名中年男性(分別為36歲和49歲),或許雄性扮酷情結更加可以理解。當然,也有社交網絡上趨於極端的聲音認為,這體現了歐洲「白左」的神經過敏,兩人只不過倒霉撞到槍口上而已。

這一事件及其爭議,再次凸顯中國社會對「政治正確」的不同態度,而從更為縱深的角度來說,它也以一種隱秘方式,展現出納粹德國和當下中國兩種體制之間的微妙聯繫。這已經遠遠超出了兩個「倒霉蛋」所能承受之重。他們不僅是向自己的無知致敬,同時也在不經意間,向兩種體制之間的親緣性致敬。

歐美與中國「政治正確」之別

事件發生後,很多評論自然而然地將其放在「政治正確」的框架下評判。例如學者吳強指出,在一個嚴格禁止納粹的國家行納粹禮,不僅僅是對常識的無知,也相當於是一種對政治正確的嘲笑。他認為,這種行為在本質上也可能成為法西斯主義的一部分。

「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本身有其歷史流變,今天歐美社會中所謂的「政治正確」,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指社會和文化議題,是「社會道義」正確,而不限於「政治」正確。學者劉瑜曾經不無戲謔地把美國的「政治正確」歸納為「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冒犯少數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戀(如今更周延的說法或許是LGBT)、不能冒犯不同信仰/政見群體。可見,除最後一項部分內容外,其他基本都集中在社會議題。即便考慮到近幾十年來環保、氣候等議題加入,整個話題域更加豐富多元,但「去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趨勢始終同樣明顯。

弔詭的是,「政治正確」這一術語,起源的確是政治性的,而且恰恰和納粹德國有關。

根據美國記者Philip Bump的考證,「政治正確」這一術語在大眾傳媒中最初使用,來自《紐約時報》1934年的一篇文章,題為「第三帝國統治下個人自由的消失」(Personal liberty vanishes in Reich)。文章描述了納粹德國如何以公民義務來取代權利,將工作、娛樂、學習、言論和財產都置於極權政府監控之下,尤其是通過戈培爾的操弄,當局控制各種資訊渠道。記者必須獲得許可才能上崗,而這種許可只頒發給那些「政治上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純種雅利安人(Aryan)。即便如此,這些記者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遭遇清洗。

相比今天歐美社會側重社會議題的「政治正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正確」卻是在相當程度上返璞歸真,是名副其實、極為剛性的「政治」正確,正牌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共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概莫能外,而近期作為衍生版本的「七不講」(即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則以更加粗暴的方式彰顯了這一點。

因此,如果可以用「政治正確」來審視「中國遊客在德國行納粹禮」這一事件的話,它至少提供了一個契機,促使人們追問——誰之政治?哪一種正確?

以上述歐美「政治正確」的四項主要議題來說,近十年來,中國社會中的女性和LGBT權利話語的確有明顯進展,至少在公共空間中的辯護聲音愈來愈顯著且自信,而少數族裔的平權保護則陷入悖論,一端是大一統帝國式的「民族安定團結」治理術,傾向於針對少數民族給予政策優待;另一端則是民間社會幾乎隨處可見、不加掩飾的歧視言論,尤其針對維、回兩族為甚。至於不同信仰/政見群體的權利,可以說始終是當局合法性的焦慮和禁忌所在。尤其近五年以來,空間愈發逼仄。

更有甚者,針對社會道義正確標準的辯論,發酵到一定程度後,往往會被政府視為政治威脅,權力直接入場干預叫停。最典型的就是近年來女權運動一度有「逸出軌道」的趨勢,結果引發強力壓制,女權活動人士被認為是對社會穩定和政治合法性的威脅,相關討論無法深入下去,結果話題只能徘徊在「直男癌」、「直女癌」的低層次叫罵之上,始終無法建構出一套有效的道義共識。

顯而易見,在同一個術語之下,當下的中國和歐美的語境極為不同。沒有任何一個概念可以泛化而不被濫用,「政治正確」也不例外。在歐美社會中,社會和文化領域過分講求「政治正確」隱然造成不少問題,尤其是在需要一定容錯空間的領域——例如學術研究和思想辯論中,少數群體過分敏感的政治正確意識,導致很多辯論無法充分展開,從而間接損害言論自由。而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僵化,也導致草根民眾的反彈。特朗普(川普)的上台,至少就情緒層面來說,與他強勢的「反政治正確」姿態不無關係。而這種姿態,又在美國本土和太平洋彼岸得到不少歡呼,甚至被視為拯救西方的英明舉措。在一部分群體中,「反政治正確」儼然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正確。

在歐美社會中,社會和文化領域過分講求「政治正確」隱然造成不少問題,導致很多辯論無法充分展開,而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僵化,更導致草根民眾的反彈。圖為週六在美國維珍尼亞州發生的白人至上主義衝突。

在歐美社會中,社會和文化領域過分講求「政治正確」隱然造成不少問題,導致很多辯論無法充分展開,而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僵化,更導致草根民眾的反彈。圖為週六在美國維珍尼亞州發生的白人至上主義衝突。攝:Joshua Roberts/Reuters

而對中國來說,真正的問題恐怕並不是太多的「社會道義」正確抑制自由的問題,而是中國特色的「政治」正確壓抑自由的問題。在當下中國,當社會道義與政治二者發生交叉與衝突時,後者往往能夠輕易佔得上風,亦因此,擔憂太多的西式「政治正確」是否會危害自由,幾乎可以斷定是個虛假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毋寧說是如何讓社會道義從政治手中獲得自主。

極權體制的家族相似

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曾經提出「家族相似」的概念,用來反對傳統邏輯的抽象本質。通常而言,「家族相似」用來描述多個對象之間的重疊共性,並不一定存在所有對象必備的共同特徵。但如果我們不囿於嚴格的哲學定義,不妨借用這一概念,用來審視納粹德國與當下中國兩種體制之間的共性。

以「政治正確」為線索來看,前述美國記者Philip Bump在考察這一概念的納粹德國淵源後,也指出它曾經在同等意義上用於蘇維埃體制。和歐美後來的社會/文化轉向相比,前二者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而中國今天的狀態與此一脈相承。換言之,納粹德國、蘇維埃聯盟和共產中國構成一種「家族相似」。從另一個角度或許不難理解:既然在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體制下,社會都被政治所僭越,因此「政治正確」也就始終囿於其原教旨的政治意義,無法演化成為社會道義概念。

而作為這種原教旨「政治正確」的極端版本,可以凸顯出納粹德國與當下中國「家族相似」的一個顯著例子,便是這兩個體制各自炮製了將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迫害至死的事件。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僅有的兩次「獄中獲獎」──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和劉曉波,就發生在這兩種極權體制之下(昂山素姬(翁山蘇姬)獲獎時處於軟禁狀態,和正式逮捕下獄不同)。這唯二事例,可以說在某種絕對意義上,標識出兩國之間的共性。

對80年前的歷史先例略作回顧:奧西茨基1933年入獄,193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他次年5月因為肺結核而入院治療,隨後11月被納粹釋放,並在住處接受了諾獎委員會的正式頒獎。又過一年半,奧西茨基因肺結核而去世。換言之,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身陷囹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西茨基生前至少領到了這份殊榮。他生命中最後兩年,雖然依然受到納粹監控,卻是在監獄之外度過的。

而在奧西茨基之後,劉曉波成為史上第二位繫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後者喪失自由的程度——監視居住、勞動教養和正式入獄——相比起奧西茨基有過之而無不及。劉曉波雖然有長期肝病史,且到2017年6月初已經病情惡化,但官方仍然秘而不宣,直到6月底才正式承認。從保外就醫到7月13日病逝,劉曉波僅在外短暫存活一個多月時間,至死也沒有機會領受諾貝爾和平獎。

兩相比較不難發現,作為歷史上僅有的兩次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繫獄的製造者,兩個體制都有反法治、反人權、反文明的共性,而劉曉波遭遇的國家暴力可謂變本加厲。這其中固然有東西方各自國情的差異,同樣也有新老極權體制下統治術精於演進、更趨嚴酷的差異。

民族主義合法性的副產品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知識界頻繁談及「後極權主義」,並以此作為當下時代的定位,所謂「革命的發條已經鬆動」,暗含着對更大的社會自由空間的期待。但從近五年的發展看來,這種期待或許失於過分樂觀,不但社會空間被逐漸收緊,權力趨於集中,而且意識形態更有向舊式極權主義復歸的趨勢。

雖然路是老的,鞋卻是新的。在經歷了最初的狐疑和恐懼之後,極權體制已經逐漸學會反過來熟稔地利用資本和技術,來營造為自身續命的氛圍。當傳統的意識形態灌輸逐漸失靈、經濟治理績效又面臨不確定前景時,民族主義越發顯示其作為政權合法性支柱的地位。其中揚國威、壯軍威成為主要手段之一,「五年三閲兵」前所未有地體現了這一點。近期大熱的《戰狼2》,便是這種民族主義雞血的最新一款注射劑。雖然專業影評人對其中粗糙之處不屑一顧,它作為國產電影的票房紀錄冠軍,亦明顯有行政指令加持的因素,但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顯示出「犯中華者,雖遠必誅」的虛驕恃氣已經超出網絡論壇,在全民心態中塑造出一種新的國家崇拜。

暗含着對更大的社會自由空間的期待或許失於過分樂觀。近五年的發展看來,權力趨於集中,而且意識形態更有向舊式極權主義復歸的趨勢。

暗含着對更大的社會自由空間的期待或許失於過分樂觀。近五年的發展看來,權力趨於集中,而且意識形態更有向舊式極權主義復歸的趨勢。攝:Feng Li/Getty Images

而在「壯我軍威」的同時,當局卻很難遏止底層的野蠻生長形態。在軍事發燒友群體中,不乏二戰時期德軍的崇拜者,這種崇拜順理成章地延伸到納粹體制,並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契合,造就了人數未必很多、心態卻極為扭曲的「黃納」(黃皮膚納粹)群體。此外,諸如針對外國的「屠美滅日」、針對穆斯林的「滅絕綠教」、針對台港疆藏的「人滾地留」等充斥暴戾氣息的言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民族主義合法性訴求的必然副產品。而對於自身合法性沒有直接危害的言論,即便是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體制也往往採取放任自由態度。正是出於這種放任,納粹禮這種被全世界視為大逆不道的舉動,在中國遊客眼中喪失了敏感性,反而成為一種臆想中的德國獨特風情。

凡此種種,或許是隱藏在「中國遊客行納粹禮」事件之下的深層邏輯。表面上看,這種舉動是對「政治正確」冷感的體現,而深層來看,則是重建合法性過程中情非得已的附帶產物。

中國禁止納粹言行的矛盾

此次「納粹禮」事件之後,坊間評論往往輕易得出一個結論:應當加強對納粹言行的禁止、反思和清算,但對於權力來說,這隱藏着一個理論上的陷阱——是否存在為人類文明所公認的普世價值?禁止納粹言行,是否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這種普世價值?

此外,如果深入剖析納粹思潮與體制,恐怕將不可避免地引發對當下體制的聯想。而如果出於對合法性的憂慮,將此類反思強行打斷在某一個節點,那麼顯而易見地在邏輯上無法自洽。正如有網民不無諷刺地指出,早在這一事件發生之前,出於獵奇或譁眾取寵的親納粹文字、圖片、影像往往在中文互聯網上暢通無阻,而關於德國反納粹立法的相關嚴肅內容,卻因為「政治敏感」原因而遭受審查。

時至今日,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斷言仍然有振聾發聵的功效──「共產主義是戴着人面的法西斯」。當官方媒體公開喊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它同納粹體制的親緣關係已經呼之欲出。這種底層代碼的相似性,也註定了要在當下中國清理納粹言行的困難:表面上看,「黃納」等各種怪異之相屬於「疾在腠理」,一紙禁令就可以萬事大吉;但實質上卻是「疾在骨髓」,極難清除。即便沒有舉手禮,那種一切向元首看齊的臣僕心態、對不符合「政治正確」的異端的殘酷迫害、對少數族裔和周邊國家動輒「教訓」、「人滾地留」、「雖遠必誅」的心態,依然同納粹別無二致。

最後,或許有必要重複強調的一點是,這兩名中國遊客不應該為本文提到的全部邏輯負責,作為個體,這無疑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但以他們為標本,這一事件可以展示出更加宏大的社會圖景。當他們嬉笑着高舉右手拍照時,肯定不會想到會為此和德國警察打交道,也同樣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當代「複雜中國」的倒霉代言人。

在時代暗流洶湧時,他們只是水面上浪花激起的泡沫。而當泡沫消散之後,可以預期,各種變相的「舉手禮」未來在中國恐怕仍將層出不窮。

(雷隆,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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