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漢堡的抗爭與眾不同？G20峰會場外的三個故事

抗爭之於德國人，本來就是公民參與社會的一種表達，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在抗議者的群體裡，我遇到了一對母子、一對夫妻和一個女孩⋯⋯你為何而抗爭？藉著抗爭要去到何方？他們講給我聽自己的故事。和傳統的喊口號遊行相比，他們參與甚至發明出來的抗議方式更為吸睛，告訴世人漢堡一地的創意和靈活性，而那也關乎當地的社會空間，與人們的思維方法和存在狀態⋯⋯

故事一： 「殭屍」母子，無法安坐在自己的客廳

G20 開幕前的午後，漢堡鬧市中心智利大廈附近一切彷彿平日，遊客和市民信步街頭或吃吃喝喝，無意一個轉身，卻有成千上百面無表情、目光空洞、渾身灰漿的殭屍，從地鐵出口和窄巷緩緩溢出——這就是廣為報導的「千人形」殭屍抗議：一百多名德國各地的藝術家，全歐85個城市的近千名志願者，化裝成殭屍緩步街頭，暗喻越來越被體制與慾望禁錮的社會。

12歲的Leon，是全場最小的「殭屍」。他和媽媽Roswitha，也是隊伍裡唯一的「殭屍」母子。他們告訴我，原來做一個殭屍真是不容易。五年級小學生 Leon 為了參與活動特地請假而來，母子二人不到清晨六點就起床，乘巴士，轉地鐵，又步行，一個多小時才輾轉從城郊到達市內場地。接下來，他們被塑形藝術家用黏土漿從頭到腳塗了乾、乾了塗，為了造型逼真和牢固，三小時才完成化粧。之後，在參與抗議的十個小時裡，因為進食不便，兩人都只喝了一瓶汽水充饑。

扮演殭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保持慢速，近乎靜止。Leon和媽媽告訴我，他們事先在家裏按照活動組織方預備的網絡視頻示範，練習如何行路兩秒不超過30公分，同時眼睛完全空洞如死人。雖如此，當天真要兩小時殭屍般灌鉛緩行，對身體和精神都還是極大的考驗。

千人形中的「殭屍」有一個破除自己存在的結尾：在緩慢抵達漢堡中央廣場後，殭屍們會突然甩去身上黏土，露出色彩繽紛的衣服。而兩個星期後，Leon向我說起這一幕時依然眼神激動：「外衣揭開的一刻，真是難以言表的釋放！兩個小時的表演，令我的肩膀僵硬得快不屬於自己......終於可以自由活動全身，眼睛可以再次聚焦，那種釋放，重新掌控身體的感覺，真像重新活過來！」

媽媽Roswitha過去十幾年一直積極參與本地的環保訴求表達，對沒有實質改變的政客政治十分失望。「我一直想要在G20期間作些什麼，但我不想參加喊口號的慣常遊行，可說的，可寫的，都已經說了，寫了。」於是當她看到「千人形」活動告示，立刻決定參加，「它一下子打動了我的眼睛和心靈。這種對現實的無力感，自我的迷失，令我感同身受。我相信，它也一定也會打動別人的眼睛和心靈。」Roswitha詢問Leon是否有興趣同去，兒子也立刻答應了。

我不贊成不顧自己去服務社會。但是我堅信，關心社會、參與政治和過一個好的生活之間不沖突。

自由媽媽：兒子一定要認同我的觀點嗎？

媽媽Roswitha是半道轉行的自由插畫師，擅長簡筆畫和卡通設計。而此前，她在醫院做了十四年護士。護理工作辛苦煩瑣又有苛刻專業要求，但她喜歡在工作中100％投入，做得很開心。後來，醫院因經濟和官僚因素，體制核心漸從人轉向指標，護理人員無休連軸轉。直到有一天，Roswitha 發現自己居然沒有了心情去問候病人夜裏是否安睡。她於是勇敢與院方交涉，希望改善醫護人員狀況。無果。

Roswitha不能忍受無法全身心照顧病人，忍痛離熱愛的病房。親友鼓勵下，她開始將兒童時代的繪畫愛好變成職業，不料大獲商業成功，工作機會源源不斷。但她還是堅持做插畫外有意義的事。幾年前，她開始在每天做三小時特殊學生的陪護，還經常放棄報酬豐厚的商業合作，低價為公益項目設計。

「我不贊成不顧自己去服務社會。但是我堅信，關心社會、參與政治和過一個好的生活之間不沖突。」

Roswitha是一個環保主義者，關心全世界的資源平衡。「舉目望去，在全球經濟驅使下，多少地球資源被浪費。我們（德國）太多人擁有太多根本不是必須的物質，而很多地區的人因我們的需求，過著現代奴隸般的生活。想到這些，我就無法安坐在自己的客廳。」「我覺得我們作為社會公民，應該有這樣的共識：我們不是毫無影響力的個體，每人的力量盡量很小，但只要很多人朝一個方向使力，就會有一定的動力。」所以，她秉持低碳生活，堅持住在小公寓，盡量少使用和更換電子產品⋯⋯

作為母親，Roswitha最在意的不是兒子有什麼成就，而是他是否能「成為一個警醒、有自主意識、關心社會議題的人」。同時，她也十分強調，兒子不一定要認同她的觀點，重要的是「他要學習了解世界，分辨資訊，最後形成自己的觀點」。

而小學生 Leon 在參加千人形抗議之後，還主動為全班同學作了一個抗爭分享——從經濟環保數據和法律效力的角度，進行正負相權的考量，最後，「幾乎所有的同學都認同我的抗爭觀點，包括那些之前支持 G20
的同學」。而對於發生的暴力騷亂，少年也有自己的點評:「這些暴力抗爭者都自稱是左派，環保主義者，可我不認為焚燒汽車是對環境的保護。」

故事之二：人道之橋，六百人在車流旁練習瑜伽

有人用魚竿釣一個檸檬；有人做了一頓黃色的野餐；有人帶一頂黃帽子彈奏音樂......各種創意的黃色，連結起世界各地願意傳播愛與和平資訊的人們。

「吸氣，吐氣，吸氣，吐氣......」

7月6日清晨七點，天空湛藍，湖水清澈，漢堡市內最繁忙的肯尼迪大橋上，六百多名瑜珈愛好者身著黃衣在人行道隨音樂吞吐氣息，舒展身體，絲毫不受車水馬龍的影響。

這是 G20 期間漢堡市民自發組織的「瑜珈抗爭」。事情源自年初，漢堡一家瑜珈館練習者開始討論峰會期間自己作為漢堡市民可以做些什麼。討論很快達成共識：類似的峰會，媒體總是呈現同樣的畫面──首腦歡聚一堂，街頭亂成一團，黑衣暴徒焚燒搶砸，防暴警察棍棒相向；真正訴求的聲音則在這些勁爆的喧囂中消失無縱。他們明確目標，要創造一個不尋常的正能量峰會畫面——特意用明亮向上的黃色區別於暴力分子的黑色，用安靜平和的瑜伽對比暴力的打砸。這些瑜伽人包括醫生、演員、建築師、餐館老闆、藝術家、家庭主婦、退休人士⋯⋯

雖然瑜珈是抗爭的手段，但瑜珈館的負責人Ram和妻子Sita不想抗爭成為自己的商業廣告，並且也希望這樣的抗爭形式可持久、可轉化。最後大家集思廣益，確定主旨「Bridges to Humanity」，以此傳達愛和和平的終極主題。

「漢堡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橋梁，被譽為『世界橋城』，我們希望在人與人之間建立溝通理解的橋梁，反對任何形式隔絕人和國家的牆，主張更多的對話和溝通，而不是對峙」。 他們也希望藉助G20契機，提醒那些漠視民主自由、散播種族言論、甚至要重修隔離之牆的大國首腦們，「現今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所有議題，都是世界性的，牽一髮動全身，不管是環境保護，還是氣候變化、社會公平、消滅貧困、控制難民潮，都需要全球協同配合才有望解決」。這也是德國社會的普遍共識。

談到抗議主旨，Ram承認聽起來可能過於寬泛天真，卻折射他們的衷心：藉此保持「Bridges to Humanity 」瑜珈抗爭的開放性，鼓勵更多有創意的人參與其中，為各樣和人類生存息息相關的議題及訴求發聲。

世界的改變，只能通過個體的更新改變，以及個體和世界關係的更新改變，才可能實現。

社會的變革正需要新的能量，尤其是個體的新能量。

概念藝術家夫婦：如何才能有新的能量？

Ram和Sita其實是德國最早一批概念藝術家，師從被喻為「概念藝術祖師」的Joseph Kosuth。夫婦二人既癡迷瑜珈，又熱愛概念藝術，先後在紐約和印度深入研習這兩項專業相結合的可能性。1995年，兩人受紐約Pat Hearn Gallery邀請，以瑜珈的方式，帶領參觀者用全新視角觀看陳列的藝術，取得空前成功和肯定。自此，他們的瑜珈課進入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館和藝術展場，如盧森堡Mudam現代美術博物館、 倫頓保教堂藝廊（White Chapel）、瑞士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他們在漢堡的瑜珈館 2000年成立，已經舉辦了25場瑜珈與概念藝術結合的藝術展，合作者中不乏Lawrence Weiner、Ken Garland 等概念藝術界大師。在他們眼中，瑜珈和藝術都是「低調含蓄的活動，強調內化和對話」，兩者疊加更新了參與者的個體感受，激發新能量——而社會的變革正需要新的能量，尤其是個體的新能量。

作為瑜珈老師，Ram堅信；「世界的改變，只能通過個體的更新改變，以及個體和世界關係的更新改變，才可能實現。」「這個世代不再像三四十年前，由非黑既白的邏輯佔主導，而是多元複雜的。」瑜珈也好，千人形也好，都不是要把一個看法灌輸給圍觀民眾，而是提出啟發式問題：你為何而抗爭，藉著抗爭要去到何方？

Bridges to Humanity 通過社交媒體和網站，鼓勵參加者找一個黃色物品拍照或拍視頻分享給同仁。有人用魚竿釣一個檸檬；有人做了一頓黃色的野餐；有人帶一頂黃帽子彈奏音樂......各種創意的黃色，連結起世界各地願意傳播愛與和平資訊的人們。而他們的下一站，是12月的巴黎協議峰會。

瑜珈也好，千人形也好，都不是要把一個看法灌輸給圍觀民眾，而是提出啟發式問題。

故事三：Tanja，成長於東德的無政府主義女生

暴力引發暴力，自古如此。

「我是無政府主義者。」

認識Tanja不到半分鐘，我問她為什麼要從 400多公里外的科隆搭火車來漢堡參加抗議活動。她不假思索，給我了這樣一個答案。

今年27歲的Tanja在原東德城市Rostock成長。東西德之間的牆在她出生前已拆除，不過父母都曾是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的理念還是深深影響了她。她堅信，一切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和人們內心渴望的理想國背道而馳，「共產主義和獨裁專斷絕不是有機共生。共產主義是一種信念，沒有自覺意識，靠強制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

Tanja在自由討論的餐桌邊長大，很自然將政治參與看成份內事。儘管Rostock 曾是歷史上漢薩商業同盟的重要城市，41年的東德社會主義集權治理留下的不僅僅是長期萎靡不振的經濟，更是許多找不到方向和社會認同的前東德人。Rostock是德國新納粹黨派NPD的一個重鎮。中學時，Tanja 參加了一個左翼青少年組織，印派傳單，提醒市民們警惕 NPD的法西斯言行。 2007年G8峰會在她家鄉舉行，她也為自己關心的環境問題和受不平等經濟剝削的他國勞工參加了遊行抗爭。

16歲那年，她決定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於她，是一種政治態度：倡導社會給人多元生活的自由和支持；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嘗試盡可能跳出現有框架，尋找固定模式之外的可能性。 「一個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必須要有自己的思想，能思辨，同時也必須可以接受異見以及他人不同於自己的生活方式。」

19 歲，她高中畢業，離開故鄉到科隆與一群無政府主義人士一起成功「佔領」市內一處空置空間，建立了「科隆自治中心」。自此，她一邊做剪片人和音樂DJ賺取房租生活費，一邊在自治中心和同道組織策劃音樂會、藝術展和工作坊，表達政見和訴求，也為各種社會公益機構籌措經費。

無政府主義於她，是一種政治態度：倡導社會給人多元生活的自由和支持；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嘗試盡可能跳出現有框架，尋找固定模式之外的可能性。

漢堡 G20， Tanja和同道都在抗爭現場。峰會前的輿論聚焦於此次會議是否會引發新世紀以來德國最大規模的左派暴力抗爭事件。

「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左派人士，不等同於暴亂分子！」Tanja斬釘截鐵道出了現身抗爭現場的另一個動力：她和夥伴希望強化和平抗爭的力量。到達漢堡之後，他們甚至特意繞開「無政府主義者」的陣營，避免不解內情的市民產生「無政府主義者群集」的錯誤印象。

Tanja和夥伴們抵達當晚，就直接去了鋭舞抗爭的港口區。雖然只趕上了萬人抗爭隊伍的尾聲，他們依然十分享受這場被警察評價為「氣氛美妙」的繽紛創意遊行。只是看不過眼一些參加者隨意丟棄在路上的玻璃啤酒飲料瓶：「抗爭者應該將這些瓶子順手帶走！」

在漢堡的三天四晚，Tanja去了許多的抗爭現場， 與許許多多來自德國甚至歐洲各地持不同政治訴求的抗爭者交流，拍攝了許多主張愛與和平的場景，和創意十足的抗爭活動，記錄這場社會行動。

「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左派人士，不等同於暴亂分子！」

「 世人皆知，這（G20峰會）是無意義的政治秀。元首合照，何須兩億歐元這麼昂貴？而這些錢原本可以用在健康、教育和文化⋯⋯」此外，她更反感普京、特朗普、埃爾多安等國家元首的主張和言行。令她氣憤的，還有極少部份暴力蒙面人士將十幾萬和平抗爭人士的創意和努力淹滅在燃燒的汽車和被砸搶的街道場面中。回到科隆，她特意用英語和德語寫了兩篇G20抗爭感言，痛斥蒙面騷亂者是「短視且無真正主見的蠢蛋」。

「真正有政治訴求的人，應該敢於真面示人。黑衣蒙面，你如何確保沒有納粹分子和趁機報復社會的犯罪分子混雜其中？」「暴力引發暴力，自古如此。」漠視他人安全和生命的所謂「左翼分子」，在她看來與納粹暴徒沒有實質區別。但儘管如此，她說，「我對人和萬物所存的善，還是堅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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