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堡的抗争与众不同？G20峰会场外的三个故事

抗争之于德国人，本来就是公民参与社会的一种表达，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在抗议者的群体里，我遇到了一对母子、一对夫妻和一个女孩⋯⋯你为何而抗争？藉著抗争要去到何方？他们讲给我听自己的故事。和传统的喊口号游行相比，他们参与甚至发明出来的抗议方式更为吸睛，告诉世人汉堡一地的创意和灵活性，而那也关乎当地的社会空间，与人们的思维方法和存在状态⋯⋯

故事一： “僵尸”母子，无法安坐在自己的客厅

G20 开幕前的午后，汉堡闹市中心智利大厦附近一切仿佛平日，游客和市民信步街头或吃吃喝喝，无意一个转身，却有成千上百面无表情、目光空洞、浑身灰浆的僵尸，从地铁出口和窄巷缓缓溢出——这就是广为报导的“千人形”僵尸抗议：一百多名德国各地的艺术家，全欧85个城市的近千名志愿者，化装成僵尸缓步街头，暗喻越来越被体制与欲望禁锢的社会。

12岁的Leon，是全场最小的“僵尸”。他和妈妈Roswitha，也是队伍里唯一的“僵尸”母子。他们告诉我，原来做一个僵尸真是不容易。五年级小学生 Leon 为了参与活动特地请假而来，母子二人不到清晨六点就起床，乘巴士，转地铁，又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辗转从城郊到达市内场地。接下来，他们被塑形艺术家用黏土浆从头到脚涂了干、干了涂，为了造型逼真和牢固，三小时才完成化粧。之后，在参与抗议的十个小时里，因为进食不便，两人都只喝了一瓶汽水充饥。

扮演僵尸，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慢速，近乎静止。Leon和妈妈告诉我，他们事先在家里按照活动组织方预备的网络视频示范，练习如何行路两秒不超过30公分，同时眼睛完全空洞如死人。虽如此，当天真要两小时僵尸般灌铅缓行，对身体和精神都还是极大的考验。

千人形中的“僵尸”有一个破除自己存在的结尾：在缓慢抵达汉堡中央广场后，僵尸们会突然甩去身上黏土，露出色彩缤纷的衣服。而两个星期后，Leon向我说起这一幕时依然眼神激动：“外衣揭开的一刻，真是难以言表的释放！两个小时的表演，令我的肩膀僵硬得快不属于自己......终于可以自由活动全身，眼睛可以再次聚焦，那种释放，重新掌控身体的感觉，真像重新活过来！”

妈妈Roswitha过去十几年一直积极参与本地的环保诉求表达，对没有实质改变的政客政治十分失望。“我一直想要在G20期间作些什么，但我不想参加喊口号的惯常游行，可说的，可写的，都已经说了，写了。”于是当她看到“千人形”活动告示，立刻决定参加，“它一下子打动了我的眼睛和心灵。这种对现实的无力感，自我的迷失，令我感同身受。我相信，它也一定也会打动别人的眼睛和心灵。”Roswitha询问Leon是否有兴趣同去，儿子也立刻答应了。

我不赞成不顾自己去服务社会。但是我坚信，关心社会、参与政治和过一个好的生活之间不冲突。

自由妈妈：儿子一定要认同我的观点吗？

妈妈Roswitha是半道转行的自由插画师，擅长简笔画和卡通设计。而此前，她在医院做了十四年护士。护理工作辛苦烦琐又有苛刻专业要求，但她喜欢在工作中100％投入，做得很开心。后来，医院因经济和官僚因素，体制核心渐从人转向指标，护理人员无休连轴转。直到有一天，Roswitha 发现自己居然没有了心情去问候病人夜里是否安睡。她于是勇敢与院方交涉，希望改善医护人员状况。无果。

Roswitha不能忍受无法全身心照顾病人，忍痛离热爱的病房。亲友鼓励下，她开始将儿童时代的绘画爱好变成职业，不料大获商业成功，工作机会源源不断。但她还是坚持做插画外有意义的事。几年前，她开始在每天做三小时特殊学生的陪护，还经常放弃报酬丰厚的商业合作，低价为公益项目设计。

“我不赞成不顾自己去服务社会。但是我坚信，关心社会、参与政治和过一个好的生活之间不冲突。”

Roswitha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关心全世界的资源平衡。“举目望去，在全球经济驱使下，多少地球资源被浪费。我们（德国）太多人拥有太多根本不是必须的物质，而很多地区的人因我们的需求，过著现代奴隶般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就无法安坐在自己的客厅。”“我觉得我们作为社会公民，应该有这样的共识：我们不是毫无影响力的个体，每人的力量尽量很小，但只要很多人朝一个方向使力，就会有一定的动力。”所以，她秉持低碳生活，坚持住在小公寓，尽量少使用和更换电子产品⋯⋯

作为母亲，Roswitha最在意的不是儿子有甚么成就，而是他是否能“成为一个警醒、有自主意识、关心社会议题的人”。同时，她也十分强调，儿子不一定要认同她的观点，重要的是“他要学习了解世界，分辨信息，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

而小学生 Leon 在参加千人形抗议之后，还主动为全班同学作了一个抗争分享——从经济环保数据和法律效力的角度，进行正负相权的考量，最后，“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认同我的抗争观点，包括那些之前支持 G20
的同学”。而对于发生的暴力骚乱，少年也有自己的点评:“这些暴力抗争者都自称是左派，环保主义者，可我不认为焚烧汽车是对环境的保护。”

故事之二：人道之桥，六百人在车流旁练习瑜伽

有人用鱼竿钓一个柠檬；有人做了一顿黄色的野餐；有人带一顶黄帽子弹奏音乐......各种创意的黄色，连结起世界各地愿意传播爱与和平信息的人们。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7月6日清晨七点，天空湛蓝，湖水清澈，汉堡市内最繁忙的肯尼迪大桥上，六百多名瑜珈爱好者身著黄衣在人行道随音乐吞吐气息，舒展身体，丝毫不受车水马龙的影响。

这是 G20 期间汉堡市民自发组织的“瑜珈抗争”。事情源自年初，汉堡一家瑜珈馆练习者开始讨论峰会期间自己作为汉堡市民可以做些甚么。讨论很快达成共识：类似的峰会，媒体总是呈现同样的画面──首脑欢聚一堂，街头乱成一团，黑衣暴徒焚烧抢砸，防暴警察棍棒相向；真正诉求的声音则在这些劲爆的喧嚣中消失无纵。他们明确目标，要创造一个不寻常的正能量峰会画面——特意用明亮向上的黄色区别于暴力分子的黑色，用安静平和的瑜伽对比暴力的打砸。这些瑜伽人包括医生、演员、建筑师、餐馆老板、艺术家、家庭主妇、退休人士⋯⋯

虽然瑜珈是抗争的手段，但瑜珈馆的负责人Ram和妻子Sita不想抗争成为自己的商业广告，并且也希望这样的抗争形式可持久、可转化。最后大家集思广益，确定主旨“Bridges to Humanity”，以此传达爱和和平的终极主题。

“汉堡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桥梁，被誉为‘世界桥城’，我们希望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沟通理解的桥梁，反对任何形式隔绝人和国家的墙，主张更多的对话和沟通，而不是对峙”。 他们也希望借助G20契机，提醒那些漠视民主自由、散播种族言论、甚至要重修隔离之墙的大国首脑们，“现今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有议题，都是世界性的，牵一发动全身，不管是环境保护，还是气候变化、社会公平、消灭贫困、控制难民潮，都需要全球协同配合才有望解决”。这也是德国社会的普遍共识。

谈到抗议主旨，Ram承认听起来可能过于宽泛天真，却折射他们的衷心：借此保持“Bridges to Humanity ”瑜珈抗争的开放性，鼓励更多有创意的人参与其中，为各样和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议题及诉求发声。

世界的改变，只能通过个体的更新改变，以及个体和世界关系的更新改变，才可能实现。

社会的变革正需要新的能量，尤其是个体的新能量。

概念艺术家夫妇：如何才能有新的能量？

Ram和Sita其实是德国最早一批概念艺术家，师从被喻为“概念艺术祖师”的Joseph Kosuth。夫妇二人既痴迷瑜珈，又热爱概念艺术，先后在纽约和印度深入研习这两项专业相结合的可能性。1995年，两人受纽约Pat Hearn Gallery邀请，以瑜珈的方式，带领参观者用全新视角观看陈列的艺术，取得空前成功和肯定。自此，他们的瑜珈课进入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馆和艺术展场，如卢森堡Mudam现代美术博物馆、 伦顿保教堂艺廊（White Chapel）、瑞士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

他们在汉堡的瑜珈馆 2000年成立，已经举办了25场瑜珈与概念艺术结合的艺术展，合作者中不乏Lawrence Weiner、Ken Garland 等概念艺术界大师。在他们眼中，瑜珈和艺术都是“低调含蓄的活动，强调内化和对话”，两者叠加更新了参与者的个体感受，激发新能量——而社会的变革正需要新的能量，尤其是个体的新能量。

作为瑜珈老师，Ram坚信；“世界的改变，只能通过个体的更新改变，以及个体和世界关系的更新改变，才可能实现。”“这个世代不再像三四十年前，由非黑既白的逻辑占主导，而是多元复杂的。”瑜珈也好，千人形也好，都不是要把一个看法灌输给围观民众，而是提出启发式问题：你为何而抗争，藉著抗争要去到何方？

Bridges to Humanity 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站，鼓励参加者找一个黄色物品拍照或拍视频分享给同仁。有人用鱼竿钓一个柠檬；有人做了一顿黄色的野餐；有人带一顶黄帽子弹奏音乐......各种创意的黄色，连结起世界各地愿意传播爱与和平信息的人们。而他们的下一站，是12月的巴黎协议峰会。

瑜珈也好，千人形也好，都不是要把一个看法灌输给围观民众，而是提出启发式问题。

故事三：Tanja，成长于东德的无政府主义女生

暴力引发暴力，自古如此。

“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认识Tanja不到半分钟，我问她为什么要从 400多公里外的科隆搭火车来汉堡参加抗议活动。她不假思索，给我了这样一个答案。

今年27岁的Tanja在原东德城市Rostock成长。东西德之间的墙在她出生前已拆除，不过父母都曾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理念还是深深影响了她。她坚信，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和人们内心渴望的理想国背道而驰，“共产主义和独裁专断绝不是有机共生。共产主义是一种信念，没有自觉意识，靠强制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Tanja在自由讨论的餐桌边长大，很自然将政治参与看成份内事。尽管Rostock 曾是历史上汉萨商业同盟的重要城市，41年的东德社会主义集权治理留下的不仅仅是长期萎靡不振的经济，更是许多找不到方向和社会认同的前东德人。Rostock是德国新纳粹党派NPD的一个重镇。中学时，Tanja 参加了一个左翼青少年组织，印派传单，提醒市民们警惕 NPD的法西斯言行。 2007年G8峰会在她家乡举行，她也为自己关心的环境问题和受不平等经济剥削的他国劳工参加了游行抗争。

16岁那年，她决定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于她，是一种政治态度：倡导社会给人多元生活的自由和支持；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尝试尽可能跳出现有框架，寻找固定模式之外的可能性。 “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能思辨，同时也必须可以接受异见以及他人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19 岁，她高中毕业，离开故乡到科隆与一群无政府主义人士一起成功“占领”市内一处空置空间，建立了“科隆自治中心”。自此，她一边做剪片人和音乐DJ赚取房租生活费，一边在自治中心和同道组织策划音乐会、艺术展和工作坊，表达政见和诉求，也为各种社会公益机构筹措经费。

无政府主义于她，是一种政治态度：倡导社会给人多元生活的自由和支持；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尝试尽可能跳出现有框架，寻找固定模式之外的可能性。

汉堡 G20， Tanja和同道都在抗争现场。峰会前的舆论聚焦于此次会议是否会引发新世纪以来德国最大规模的左派暴力抗争事件。

“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左派人士，不等同于暴乱分子！”Tanja斩钉截铁道出了现身抗争现场的另一个动力：她和伙伴希望强化和平抗争的力量。到达汉堡之后，他们甚至特意绕开“无政府主义者”的阵营，避免不解内情的市民产生“无政府主义者群集”的错误印象。

Tanja和伙伴们抵达当晚，就直接去了锐舞抗争的港口区。虽然只赶上了万人抗争队伍的尾声，他们依然十分享受这场被警察评价为“气氛美妙”的缤纷创意游行。只是看不过眼一些参加者随意丢弃在路上的玻璃啤酒饮料瓶：“抗争者应该将这些瓶子顺手带走！”

在汉堡的三天四晚，Tanja去了许多的抗争现场， 与许许多多来自德国甚至欧洲各地持不同政治诉求的抗争者交流，拍摄了许多主张爱与和平的场景，和创意十足的抗争活动，记录这场社会行动。

“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左派人士，不等同于暴乱分子！”

“ 世人皆知，这（G20峰会）是无意义的政治秀。元首合照，何须两亿欧元这么昂贵？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在健康、教育和文化⋯⋯”此外，她更反感普京、特朗普、埃尔多安等国家元首的主张和言行。令她气愤的，还有极少部份暴力蒙面人士将十几万和平抗争人士的创意和努力淹灭在燃烧的汽车和被砸抢的街道场面中。回到科隆，她特意用英语和德语写了两篇G20抗争感言，痛斥蒙面骚乱者是“短视且无真正主见的蠢蛋”。

“真正有政治诉求的人，应该敢于真面示人。黑衣蒙面，你如何确保没有纳粹分子和趁机报复社会的犯罪分子混杂其中？”“暴力引发暴力，自古如此。”漠视他人安全和生命的所谓“左翼分子”，在她看来与纳粹暴徒没有实质区别。但尽管如此，她说，“我对人和万物所存的善，还是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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