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陸穎魚：旅行中的台灣和移民中的台灣是兩件事

做了台灣媳婦三年的詩人陸穎魚，還是很香港。

身材高挑，清瘦，頭髮全部束起，白淨臉面上畫了淡妝，眉眼直剌剌地隨着劈哩啪啦
倒豆一樣的言語閃動。她走進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客廳，深藍單色皮包往沙發上一放，不費一秒寒暄客套，先掃一眼書架上的詩集，「誒，這本我們店有，那本，那本也有…….」然後坐定，用下巴安頓做獨立出版的台灣丈夫，「你自己隨便看看」，再安排記者，「妳要不要坐這邊，方便抄筆記，我之前接受了這幾家的訪問……」

陸穎魚三十出頭，小時候住過紅磡、將軍澳，2008年開始學寫詩，同年大學畢業開始做中文日報記者，兩年後出版第一本詩集《淡水月亮》。2011年香港作家袁兆昌帶她去台北書展，湊巧做了一回月老。異地戀愛三年，陸穎魚終於嫁到台灣，之後兩年，一年出一本詩集，《晚安晚安》和《抓住那個渾蛋》。今年5月，她在台灣開了書店「詩生活」，主打香港詩歌和文學。7月，她帶着後兩本詩集參加香港書展。

「很現實地說，我去台灣，不是因為能力，完全是因為結婚，如果當初我有錢，也未必會選擇去那裏。」當時她已做了六七年記者，不算沒前途，作為家庭經濟支柱，寧可在香港「捱下去」，只不過考慮到先生來香港，比她去台灣，會更辛苦，「我們香港人，是小強嘛」，於是嫁雞隨雞。

但為什麼一定要留在香港捱？大眾印象中，台灣清新寬敞，台灣人友善溫柔，台灣食物美味廉價……更別提在台灣自由創作，開小書店這樣的文青夢寐照進現實了。2014年，香港有697人獲發定居台灣許可，2016年，這個數字升到16年歷史高位的1086人。

「呵呵呵呵……」陸穎魚震出一長串揶揄的笑聲——「旅行中的台灣和移民中的台灣是兩件事！」

「我沒有後路，我嫁過來」

三年前初到台灣，休息了一個多月，陸穎魚決定找老本行的傳媒工作。丈夫的一個記者朋友引介之下，一家財經雜誌的社長、副總編和陸穎魚約在一家咖啡館面試。用陸的話說，「過程言談甚歡，氣氛非常良好」。

臨畢，社長發話，沒什麼問題了，吩咐副總編，之前沒有合作過，先用接案的形式試幾篇，合適再轉全職吧。雙方交換名片、電話，一切完滿結束。

「當天下午的面試之後，那三個人，消失了！」陸穎魚瞪大了眼睛，手指敲着桌面「消失了！」

這個慣了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我去找另外一份就好了」的香港女記者大惑不解，「談的過程讓你覺得你是行的，他們放很多心思在你身上，但最後…...」

一些台灣朋友告訴她這很常見，「因為台灣人不喜歡做壞人」。

在香港，衣食住行，沒選擇，很貴，在台灣，衣食住行很便宜，但薪水沒選擇。

幾次面試無下文，陸穎魚得出結論：香港人比較實事求是，不會浪費對方時間，面試你，就是覺得有可能會請你，但台灣人不是，可能會浪費你時間。

但風格不是根源問題。痛點在工資太低——「我找不到一份工作，月薪是一萬港幣的」，而那只不過是陸穎魚2008年在香港剛入行做記者時的水準。「我說四萬台幣，他們會說，『也對，也對，你這麼多經驗』，但最終也是沒有下文。」

朋友羨慕她不必做工薪族，陸穎魚說，是他們不明白。

「台灣的薪金制度不友善。你在香港，讀新聞、會計、商業，（畢業）出來薪酬已經不同了。在台灣不是，讀金融，出來做銀行，也沒多少錢。在香港，衣食住行，沒選擇，很貴，在台灣，衣食住行很便宜，但薪水沒選擇。」

不想屈就——為七八千港幣月薪做全職工作，陸穎魚除了在台灣幫香港的一些媒體做特約撰稿，開始順着先生做獨立出版的脈絡，兩人用行李箱拖着書，去市集擺攤。

最後也沒錢賺。

在市集上，陸穎魚認識了一對香港夫婦。兩人辭職，拋下香港的一切，帶着全部家當，去台灣追夢，從沒想過在當地找工作。先生畫插畫，做一些筆記本、明信片之類的文創產品，在市集上賣，但賣得不好。

「他們說，一天都賺不到四五百港幣，而且騙了家人，說是公司派到台灣的，其實是投資移民。我問他們怎麼辦，他們說，試兩年，不行就回香港從頭來過，」陸穎魚想到自己，「我沒有後路，我嫁過來。」

嫁，一女在家。

找不到工作，擺攤賺不到錢，陸穎魚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外出就是買菜，或者晚飯後和先生去公園散步。家，就是一個小套房，幾面牆，一套小沙發，唯一有門的就是廁所。先生白天去上班，她就一個人，不斷胡思亂想，沒有事做，只有擔心。

才30出頭就已經半退休狀態了？未來的生活還能撐下去嗎？香港的父母怎麼辦？

「我在那個環境真的覺得自己是異鄉人。」

「香港和真普選的婚宴已經開始，抱歉人在福爾摩沙無法赴會」

一開始，陸穎魚怨。舉目無親，也不可能跟在香港的父母報憂，只有先生可以傾訴。

「我老公最後反問，你現在是不是沒錢買衣服，沒地方住，沒飯吃？他質問我！」陸穎魚五官都調動起來強調當時感受的委屈，又很快老老實實地卸下來，「我覺得，還不是啦。他就說，那不就是了？那你為什麼要擔心將來？將來還沒有發生。你現在不去工作是因為嫌三萬多台幣少，那是因為你還擁有，當你什麼都沒有，我不信那個三萬多的工作你不去做。」

「我老公就是這樣一個人。」——活在當下，不喜歡賺錢，夠生活就行，在乎吃不在乎穿，認為滋養生命的食物才實在，香港妻子說話像抽出一記九截鞭，總是定格微笑的台灣丈夫往往遲兩秒，才跌出一個「哦」「是啊」「好啊」，換太太一個白眼——「他說得也對，很理性，但當下我需要的是溫柔一點的撫慰。我知道跟他說也沒用。」

於是她寫詩。

寫她的孤獨。

「寫在身體裏的

很破很細很濕的詞語

堆疊餘溫未散的瓦片

寄給你

全部

沒事

這就是愛

失去甚麼也不失去甚麼

墻壁種滿我受夠折磨的樹

佈置着兩種夜的日與夜」

也寫那年香港的雨傘運動。

家裏沒有電視，陸穎魚打開電腦，多看臉書，臉書上又多是故地的朋友，台灣的空間，跑着香港的時間。

「我知道香港的事情，比知道台灣的還要快」，「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現場，看到很多報導，有聲有畫面，我在台灣，我知道這件事，我有跟踪這件事的發展，最終我有很多感受，我怎麼表達？就寫詩。」

不過我還是第一次看見警察帶着胡椒和長槍作為結婚禮物／怪異但可見689分的心思和誠意／唯獨學生老人送的保鮮紙面膜和縮骨遮如此 MK／幾乎與和平公義無關。

《晚安晚安》，從封面掀開讀進去，白紙黑字，黑紙白字，是陸穎魚的生活、靈感、人物、閱讀。從封底掀開讀進去，黃紙黑字，2014年10月1日到12月1日的「香港天氣報告」，從《抱歉我無法去飲》，到《鳩嗚旅行團》，末了頁面正中是一個一筆畫出的雨傘圖案，壓着「UMBRELLA MOVEMENT」。

「香港和真普選的婚宴已經開始

抱歉人在福爾摩沙無法赴會……

賓客為你們大合唱的歌是海闊天空嗎

（廣東話就係咁鬼好聽）

不過我還是第一次看見警察帶着胡椒和長槍作為結婚禮物

怪異但可見689分的心思和誠意

唯獨學生老人送的保鮮紙面膜和縮骨遮如此 MK

幾乎與和平公義無關

最後我僅以狼的名義送上祝福

望阿爺安好，遍地開遮

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

想那頭三年，陸穎魚說，跟台灣和台灣人，並沒有正式認識。

總統大選轟轟烈烈，她旁觀公婆開家庭會議督戰。「他們是深藍的，會開家庭會議，下命令，怕年輕人出貓（註：粵語俚語，作弊之意），他們會跟我先生說，『記得不要投誰，現在局面很嚴峻』。他們很認真的。開票那天，下午知道一定會輸，你知他們怎麼辦？不看電視，不看開票，第二天一起分析賽果。」

陸穎魚一邊演着她大學畢業的公婆的嚴肅認真，一邊包不住香港人看無厘頭電影的笑——「我知道一旦我有票，他們就會跟我說了，下一屆，我應該就可以投了。」

同性戀婚姻爭取平權，她也關注，因為這在台灣是「挺大的事，而很多朋友都是同志，我知道他們很緊張，是否可以通過」。她寫詩給他們，

「他們還是愛她們的

與我們一樣會受上帝的傷

至於一隻眼

與另一隻眼的相遇

天生也好，後天也好

重點是他們排除萬難地相遇了」

但她明言並無寫政治詩的喜好或取向，對公共議題的關注，也多在於自己是否能連結有關討論——「如果你說老人醫療，我的感受會比較淺」。

2016年，因為給華山文創園兼職了半年的策展人，她與台灣藝文圈子多了接觸，但「有人問我在台灣跟哪些詩人最熟，其實我們不熟，我們見面就是擺攤、市集或者文學活動，見面會聊，活動完了，各自回家，或者就是臉書上按個讚，留個言。」

在台灣她至今沒有假日會約出去逛街吃飯那種朋友。哪像以前在香港。

在台灣大地上打開一個香港接口

直到今年5月，「詩生活」在台北中山站附近一條巷弄裏開業，陸穎魚才算有了固定的時間和空間，開始認識台灣和台灣人，而那初相識的滋味，奇妙地與她惦念的香港交疊。

那巷弄舊時俗稱「打鐵街」，如今新老交替，有年輕人進駐開店，也有放滿黑乎乎零件的老鋪還在做修車的生意。

陸穎魚小時候住紅磡，樓下就是傳統的戶外街市，回家路上必經，街坊鄰里，照面招呼，買菜也多搭一根蔥，但這樣的城市空間和人情，在她長大之後的香港已難尋回，「但在那條巷子裏，我找回那種街坊街里的感覺」。

開店即入夏，一日店裏的冰箱突然壞了，蛋糕、飲品一時無處容身。陸穎魚抱着食物，跑到對面的一家舊式雜貨舖，求助借用那隻擺賣冷飲的冰箱。老闆娘一句都沒有多問便應允。

陸穎魚反而過敏，「我作為一個香港人，馬上覺得，哈？怎麼這麼……順攤？（註：粵語俚語，為人好說話之意）你不怕嗎？」她立即指着自己的書店，向老闆娘解釋自己的身份，但老闆娘似乎並不在意。

雖然感懷「那種守望相助很簡單」，反省「我還有點香港人特質，猜度她會不會猜度我」，陸穎魚還是要從現實中搜索一點理由——「她可能暗中觀察了我一段時間了」。

在書店裏，「以前在家裏是根本連人都接觸不到」的詩人陸穎魚第一次接觸到詩歌的讀者——來自台灣的，也有許多是來自香港的。

（台灣的）書店對香港文學或詩人都不了解。永遠都在賣也斯和西西...... 香港讀者已經在買的是，潘柏霖、陳繁齊、徐珮芬……台灣這些二十來歲的詩人，但台灣的讀者還在買香港五六十歲的人的作品。

詩生活主打香港文學和香港詩集。「我自己會去台灣的其他獨立書店，但看不到很仔細的香港文學區域，也沒有人很確切地介紹，香港文學從誰讀起，或者詩歌可以讀誰的。」陸穎魚用「斷層」來描述這種空白。

有種類的：「如果是香港文青，肯定有一個時期是和《字花》一起度過的。但在台灣，知名度很有限。」

有代際的：「台灣的詩人，跟香港有往來比較多的，是70後那一批，楊佳嫻、鴻鴻，可能和（香港的）鄧小樺、袁兆昌等，但80後到我這裏，已經沒有了。他們則說不出香港80後、90後有哪些詩人。」

「（台灣的）書店對香港文學或詩人都不了解。永遠都在賣也斯和西西。西西的詩也是從台灣紅回來（香港）的。或者（有台灣讀者）從《島嶼寫作》知道劉以鬯。但香港讀者已經在買的是，潘柏霖、陳繁齊、徐珮芬……台灣這些二十來歲的詩人，但台灣的讀者還在買香港五六十歲的人的作品。」

還有口味和關注的錯層。

「台灣詩人比較在乎自身的感情和狀態，現在比較流行厭世，是賣得好的。台灣的年輕人會覺得，因為社會我沒有前景，但不會再細想，為什麼在台灣沒有前途？社會的問題？政府的政策？不會再抽出一些漏洞去用詩歌回應，他只會說，很無望，我想死，我厭世。但香港的詩人會再去發掘，去找根源的問題。」

「比如（香港詩人）熒惑就用化學概念去寫詩。香港詩人不是只寫情愛的東西，香港發生一些事時，詩人有另一種角色和任務，做地方書寫。小樺之前一本《眾音的反面》是用政治入詩。廖偉棠出了本雨傘攝影詩集（《傘托邦》）。」

詩生活像陸穎魚在台灣大地上打開的一個香港接口，兩個島嶼上的聲音、文字、作者、讀者，會在這裏相遇。

台灣給了我一個空間，可以任性一點，去做在香港不敢做，或者無法實踐的東西。

五月，台灣很多雨，一天店剛開，闖進一個渾身淋濕的男孩子。陸穎魚問他，怎麼不打傘？他說，剛下飛機，酒店訂在書店附近，以為短短的步行距離，不帶傘也無妨。男孩說自己在香港的補習社工作，讀詩。在台灣的最後一天，飛回香港之前，他還要到書店看看。

七月，香港書展。陸穎魚晚上去攤位，站在那裏。突然一個女孩走過來說：「咦？為什麼你會在這裏？」陸穎魚一時錯愕。女孩說：「我之前在詩生活買了鄧九雲一本書。」陸穎魚長長「哦」一聲，想起鄧九雲女孩。又一個女孩走過來：「沒什麼，我就想跟你打個招呼，我之前在你那兒買過書，我在書店做兼職的。」陸穎魚又長長「哦」一聲，想起兼職女孩。

「如果我們都在香港，未必會見面，但在另一個地方，竟然在書店裏見面，如果我一直在香港做記者，永遠都不會發生這種故事。」

她一時斬釘截鐵 ：「開書店從來不是我的心願，在香港怎麼會想開書店？肯定是打工啊！」旋即又柔軟下來，「但台灣給了我一個空間，可以任性一點，去做在香港不敢做，或者無法實踐的東西。」

香港很美，但為什麼現在會叫人「求其」？

香港很美，但為什麼現在會叫人「求其」？

偶爾回家，陸穎魚說，不會對香港特別有故鄉的感覺，但現在會以不同於過往的眼光，更仔細地打量這個生養她的彈丸之地，看高樓大廈參差不齊，看天空和陽光怎麼被遮擋切割，看人群演繹都市生活的節奏和緊張。

她說覺得香港很美，卻一時找不出具體的字句來說是怎樣的美。「我不會偏心香港或者台灣。但無可否認，台灣一定輸在起跑線。」

比如，香港還是可以把她氣得眼眶泛紅。

這趟回港，陸穎魚和朋友去灣仔的茶餐廳吃麵，點了一碗墨魚丸拼牛肉丸，端上桌來卻只有牛丸。陸穎魚對女侍應說：「姐姐，來錯了，是墨丸牛丸。」一心求快的女侍應壓低聲音對她說：「小姐，求其（隨便）啦，吃了吧，求其啦，不要搞到廚房啦。」

「這是我回來香港最深刻的感受，我突然覺得有點委屈。為什麼現在香港人會叫其他人『求其』？以前可能是，『不好意思，小姐，錯了，馬上給你換』，錯不在我的時候，不會叫我去屈就。」

何止一碗麵？

7月25日，書展最後一日，港府公布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總站一地兩檢方案，站內五層中有三層設有「內地口岸區」，「租賃」予內地，由內地執法人員實施管轄，適用內地全套法律，包括仍在香港境內行駛的高鐵車廂。

7月26日，陸穎魚離港，臨行在臉書上發布了十餘張黑白照片，「致我深愛的香港」，其中一張見鐵橫杆上並排豎吊着五隻豬蹄，趾朝上，如勝利V字手勢，豬蹄後牆板上貼着一張海報，大字尖叫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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