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陆颖鱼：旅行中的台湾和移民中的台湾是两件事

做了台湾媳妇三年的诗人陆颖鱼，还是很香港。

身材高挑，清瘦，头发全部束起，白净脸面上画了淡妆，眉眼直剌剌地随着劈哩啪啦
倒豆一样的言语闪动。她走进香港文学生活馆的客厅，深蓝单色皮包往沙发上一放，不费一秒寒暄客套，先扫一眼书架上的诗集，“诶，这本我们店有，那本，那本也有…….”然后坐定，用下巴安顿做独立出版的台湾丈夫，“你自己随便看看”，再安排记者，“妳要不要坐这边，方便抄笔记，我之前接受了这几家的访问……”

陆颖鱼三十出头，小时候住过红磡、将军澳，2008年开始学写诗，同年大学毕业开始做中文日报记者，两年后出版第一本诗集《淡水月亮》。2011年香港作家袁兆昌带她去台北书展，凑巧做了一回月老。异地恋爱三年，陆颖鱼终于嫁到台湾，之后两年，一年出一本诗集，《晚安晚安》和《抓住那个浑蛋》。今年5月，她在台湾开了书店“诗生活”，主打香港诗歌和文学。7月，她带着后两本诗集参加香港书展。

“很现实地说，我去台湾，不是因为能力，完全是因为结婚，如果当初我有钱，也未必会选择去那里。”当时她已做了六七年记者，不算没前途，作为家庭经济支柱，宁可在香港“挨下去”，只不过考虑到先生来香港，比她去台湾，会更辛苦，“我们香港人，是小强嘛”，于是嫁鸡随鸡。

但为什么一定要留在香港挨？大众印象中，台湾清新宽敞，台湾人友善温柔，台湾食物美味廉价……更别提在台湾自由创作，开小书店这样的文青梦寐照进现实了。2014年，香港有697人获发定居台湾许可，2016年，这个数字升到16年历史高位的1086人。

“呵呵呵呵……”陆颖鱼震出一长串揶揄的笑声——“旅行中的台湾和移民中的台湾是两件事！”

“我没有后路，我嫁过来”

三年前初到台湾，休息了一个多月，陆颖鱼决定找老本行的传媒工作。丈夫的一个记者朋友引介之下，一家财经杂志的社长、副总编和陆颖鱼约在一家咖啡馆面试。用陆的话说，“过程言谈甚欢，气氛非常良好”。

临毕，社长发话，没什么问题了，吩咐副总编，之前没有合作过，先用接案的形式试几篇，合适再转全职吧。双方交换名片、电话，一切完满结束。

“当天下午的面试之后，那三个人，消失了！”陆颖鱼瞪大了眼睛，手指敲着桌面“消失了！”

这个惯了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我去找另外一份就好了”的香港女记者大惑不解，“谈的过程让你觉得你是行的，他们放很多心思在你身上，但最后……”

一些台湾朋友告诉她这很常见，“因为台湾人不喜欢做坏人”。

在香港，衣食住行，没选择，很贵，在台湾，衣食住行很便宜，但薪水没选择。

几次面试无下文，陆颖鱼得出结论：香港人比较实事求是，不会浪费对方时间，面试你，就是觉得有可能会请你，但台湾人不是，可能会浪费你时间。

但风格不是根源问题。痛点在工资太低——“我找不到一份工作，月薪是一万港币的”，而那只不过是陆颖鱼2008年在香港刚入行做记者时的水准。“我说四万台币，他们会说，‘也对，也对，你这么多经验’，但最终也是没有下文。”

朋友羡慕她不必做工薪族，陆颖鱼说，是他们不明白。

“台湾的薪金制度不友善。你在香港，读新闻、会计、商业，（毕业）出来薪酬已经不同了。在台湾不是，读金融，出来做银行，也没多少钱。在香港，衣食住行，没选择，很贵，在台湾，衣食住行很便宜，但薪水没选择。”

不想屈就——为七八千港币月薪做全职工作，陆颖鱼除了在台湾帮香港的一些媒体做特约撰稿，开始顺着先生做独立出版的脉络，两人用行李箱拖着书，去市集摆摊。

最后也没钱赚。

在市集上，陆颖鱼认识了一对香港夫妇。两人辞职，抛下香港的一切，带着全部家当，去台湾追梦，从没想过在当地找工作。先生画插画，做一些笔记本、明信片之类的文创产品，在市集上卖，但卖得不好。

“他们说，一天都赚不到四五百港币，而且骗了家人，说是公司派到台湾的，其实是投资移民。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试两年，不行就回香港从头来过，”陆颖鱼想到自己，“我没有后路，我嫁过来。”

嫁，一女在家。

找不到工作，摆摊赚不到钱，陆颖鱼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外出就是买菜，或者晚饭后和先生去公园散步。家，就是一个小套房，几面墙，一套小沙发，唯一有门的就是厕所。先生白天去上班，她就一个人，不断胡思乱想，没有事做，只有担心。

才30出头就已经半退休状态了？未来的生活还能撑下去吗？香港的父母怎么办？

“我在那个环境真的觉得自己是异乡人。”

“香港和真普选的婚宴已经开始，抱歉人在福尔摩沙无法赴会”

一开始，陆颖鱼怨。举目无亲，也不可能跟在香港的父母报忧，只有先生可以倾诉。

“我老公最后反问，你现在是不是没钱买衣服，没地方住，没饭吃？他质问我！”陆颖鱼五官都调动起来强调当时感受的委屈，又很快老老实实地卸下来，“我觉得，还不是啦。他就说，那不就是了？那你为什么要担心将来？将来还没有发生。你现在不去工作是因为嫌三万多台币少，那是因为你还拥有，当你什么都没有，我不信那个三万多的工作你不去做。”

“我老公就是这样一个人。”——活在当下，不喜欢赚钱，够生活就行，在乎吃不在乎穿，认为滋养生命的食物才实在，香港妻子说话像抽出一记九截鞭，总是定格微笑的台湾丈夫往往迟两秒，才跌出一个“哦”“是啊”“好啊”，换太太一个白眼——“他说得也对，很理性，但当下我需要的是温柔一点的抚慰。我知道跟他说也没用。”

于是她写诗。

写她的孤独。

“写在身体里的

很破很细很湿的词语

堆叠余温未散的瓦片

寄给你

全部

没事

这就是爱

失去甚么也不失去甚么

墙壁种满我受够折磨的树

布置着两种夜的日与夜”

也写那年香港的雨伞运动。

家里没有电视，陆颖鱼打开电脑，多看脸书，脸书上又多是故地的朋友，台湾的空间，跑着香港的时间。

“我知道香港的事情，比知道台湾的还要快”，“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现场，看到很多报导，有声有画面，我在台湾，我知道这件事，我有跟踪这件事的发展，最终我有很多感受，我怎么表达？就写诗。”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警察带着胡椒和长枪作为结婚礼物／怪异但可见689分的心思和诚意／唯独学生老人送的保鲜纸面膜和缩骨遮如此 MK／几乎与和平公义无关。

《晚安晚安》，从封面掀开读进去，白纸黑字，黑纸白字，是陆颖鱼的生活、灵感、人物、阅读。从封底掀开读进去，黄纸黑字，2014年10月1日到12月1日的“香港天气报告”，从《抱歉我无法去饮》，到《鸠呜旅行团》，末了页面正中是一个一笔画出的雨伞图案，压着“UMBRELLA MOVEMENT”。

“香港和真普选的婚宴已经开始

抱歉人在福尔摩沙无法赴会……

宾客为你们大合唱的歌是海阔天空吗

（广东话就系咁鬼好听）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警察带着胡椒和长枪作为结婚礼物

怪异但可见689分的心思和诚意

唯独学生老人送的保鲜纸面膜和缩骨遮如此 MK

几乎与和平公义无关

最后我仅以狼的名义送上祝福

望阿爷安好，遍地开遮

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想那头三年，陆颖鱼说，跟台湾和台湾人，并没有正式认识。

总统大选轰轰烈烈，她旁观公婆开家庭会议督战。“他们是深蓝的，会开家庭会议，下命令，怕年轻人出猫（注：粤语俚语，作弊之意），他们会跟我先生说，‘记得不要投谁，现在局面很严峻’。他们很认真的。开票那天，下午知道一定会输，你知他们怎么办？不看电视，不看开票，第二天一起分析赛果。”

陆颖鱼一边演着她大学毕业的公婆的严肃认真，一边包不住香港人看无厘头电影的笑——“我知道一旦我有票，他们就会跟我说了，下一届，我应该就可以投了。”

同性恋婚姻争取平权，她也关注，因为这在台湾是“挺大的事，而很多朋友都是同志，我知道他们很紧张，是否可以通过”。她写诗给他们，

“他们还是爱她们的

与我们一样会受上帝的伤

至于一只眼

与另一只眼的相遇

天生也好，后天也好

重点是他们排除万难地相遇了”

但她明言并无写政治诗的喜好或取向，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也多在于自己是否能连结有关讨论——“如果你说老人医疗，我的感受会比较浅”。

2016年，因为给华山文创园兼职了半年的策展人，她与台湾艺文圈子多了接触，但“有人问我在台湾跟哪些诗人最熟，其实我们不熟，我们见面就是摆摊、市集或者文学活动，见面会聊，活动完了，各自回家，或者就是脸书上按个赞，留个言。”

在台湾她至今没有假日会约出去逛街吃饭那种朋友。哪像以前在香港。

在台湾大地上打开一个香港接口

直到今年5月，“诗生活”在台北中山站附近一条巷弄里开业，陆颖鱼才算有了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开始认识台湾和台湾人，而那初相识的滋味，奇妙地与她惦念的香港交叠。

那巷弄旧时俗称“打铁街”，如今新老交替，有年轻人进驻开店，也有放满黑乎乎零件的老铺还在做修车的生意。

陆颖鱼小时候住红磡，楼下就是传统的户外街市，回家路上必经，街坊邻里，照面招呼，买菜也多搭一根葱，但这样的城市空间和人情，在她长大之后的香港已难寻回，“但在那条巷子里，我找回那种街坊街里的感觉”。

开店即入夏，一日店里的冰箱突然坏了，蛋糕、饮料一时无处容身。陆颖鱼抱着食物，跑到对面的一家旧式杂货舖，求助借用那只摆卖冷饮的冰箱。老板娘一句都没有多问便应允。

陆颖鱼反而过敏，“我作为一个香港人，马上觉得，哈？怎么这么……顺摊？（注：粤语俚语，为人好说话之意）你不怕吗？”她立即指着自己的书店，向老板娘解释自己的身份，但老板娘似乎并不在意。

虽然感怀“那种守望相助很简单”，反省“我还有点香港人特质，猜度她会不会猜度我”，陆颖鱼还是要从现实中搜索一点理由——“她可能暗中观察了我一段时间了”。

在书店里，“以前在家里是根本连人都接触不到”的诗人陆颖鱼第一次接触到诗歌的读者——来自台湾的，也有许多是来自香港的。

（台湾的）书店对香港文学或诗人都不了解。永远都在卖也斯和西西…… 香港读者已经在买的是，潘柏霖、陈繁齐、徐珮芬……台湾这些二十来岁的诗人，但台湾的读者还在买香港五六十岁的人的作品。

诗生活主打香港文学和香港诗集。“我自己会去台湾的其他独立书店，但看不到很仔细的香港文学区域，也没有人很确切地介绍，香港文学从谁读起，或者诗歌可以读谁的。”陆颖鱼用“断层”来描述这种空白。

有种类的：“如果是香港文青，肯定有一个时期是和《字花》一起度过的。但在台湾，知名度很有限。”

有代际的：“台湾的诗人，跟香港有往来比较多的，是70后那一批，杨佳娴、鸿鸿，可能和（香港的）邓小桦、袁兆昌等，但80后到我这里，已经没有了。他们则说不出香港80后、90后有哪些诗人。”

“（台湾的）书店对香港文学或诗人都不了解。永远都在卖也斯和西西。西西的诗也是从台湾红回来（香港）的。或者（有台湾读者）从《岛屿写作》知道刘以鬯。但香港读者已经在买的是，潘柏霖、陈繁齐、徐珮芬……台湾这些二十来岁的诗人，但台湾的读者还在买香港五六十岁的人的作品。”

还有口味和关注的错层。

“台湾诗人比较在乎自身的感情和状态，现在比较流行厌世，是卖得好的。台湾的年轻人会觉得，因为社会我没有前景，但不会再细想，为什么在台湾没有前途？社会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不会再抽出一些漏洞去用诗歌回应，他只会说，很无望，我想死，我厌世。但香港的诗人会再去发掘，去找根源的问题。”

“比如（香港诗人）荧惑就用化学概念去写诗。香港诗人不是只写情爱的东西，香港发生一些事时，诗人有另一种角色和任务，做地方书写。小桦之前一本《众音的反面》是用政治入诗。廖伟棠出了本雨伞摄影诗集（《伞托邦》）。”

诗生活像陆颖鱼在台湾大地上打开的一个香港接口，两个岛屿上的声音、文字、作者、读者，会在这里相遇。

台湾给了我一个空间，可以任性一点，去做在香港不敢做，或者无法实践的东西。

五月，台湾很多雨，一天店刚开，闯进一个浑身淋湿的男孩子。陆颖鱼问他，怎么不打伞？他说，刚下飞机，酒店订在书店附近，以为短短的步行距离，不带伞也无妨。男孩说自己在香港的补习社工作，读诗。在台湾的最后一天，飞回香港之前，他还要到书店看看。

七月，香港书展。陆颖鱼晚上去摊位，站在那里。突然一个女孩走过来说：“咦？为什么你会在这里？”陆颖鱼一时错愕。女孩说：“我之前在诗生活买了邓九云一本书。”陆颖鱼长长“哦”一声，想起邓九云女孩。又一个女孩走过来：“没什么，我就想跟你打个招呼，我之前在你那儿买过书，我在书店做兼职的。”陆颖鱼又长长“哦”一声，想起兼职女孩。

“如果我们都在香港，未必会见面，但在另一个地方，竟然在书店里见面，如果我一直在香港做记者，永远都不会发生这种故事。”

她一时斩钉截铁 ：“开书店从来不是我的心愿，在香港怎么会想开书店？肯定是打工啊！”旋即又柔软下来，“但台湾给了我一个空间，可以任性一点，去做在香港不敢做，或者无法实践的东西。”

香港很美，但为什么现在会叫人“求其”？

香港很美，但为什么现在会叫人“求其”？

偶尔回家，陆颖鱼说，不会对香港特别有故乡的感觉，但现在会以不同于过往的眼光，更仔细地打量这个生养她的弹丸之地，看高楼大厦参差不齐，看天空和阳光怎么被遮挡切割，看人群演绎都市生活的节奏和紧张。

她说觉得香港很美，却一时找不出具体的字句来说是怎样的美。“我不会偏心香港或者台湾。但无可否认，台湾一定输在起跑线。”

比如，香港还是可以把她气得眼眶泛红。

这趟回港，陆颖鱼和朋友去湾仔的茶餐厅吃面，点了一碗墨鱼丸拼牛肉丸，端上桌来却只有牛丸。陆颖鱼对女侍应说：“姐姐，来错了，是墨丸牛丸。”一心求快的女侍应压低声音对她说：“小姐，求其（随便）啦，吃了吧，求其啦，不要搞到厨房啦。”

“这是我回来香港最深刻的感受，我突然觉得有点委屈。为什么现在香港人会叫其他人‘求其’？以前可能是，‘不好意思，小姐，错了，马上给你换’，错不在我的时候，不会叫我去屈就。”

何止一碗面？

7月25日，书展最后一日，港府公布广深港高铁西九龙总站一地两检方案，站内五层中有三层设有“内地口岸区”，“租赁”予内地，由内地执法人员实施管辖，适用内地全套法律，包括仍在香港境内行驶的高铁车厢。

7月26日，陆颖鱼离港，临行在脸书上发布了十余张黑白照片，“致我深爱的香港”，其中一张见铁横杆上并排竖吊着五只猪蹄，趾朝上，如胜利V字手势，猪蹄后墙板上贴着一张海报，大字尖叫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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