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紅」們和往日「愛國憤青」不同，平日裏這群人更關注娛樂八卦、電子遊戲、享樂生活，而在動員時，共青團中央微博這樣的宣傳機構，將追星、粉圈戰爭、動漫、手遊和愛國的符號結合起來，在網上製造出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聲浪。比如盛極一時的愛國動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就和團中央展開合作，而共青團中央在知乎問答中更將網遊和中國現代史結合起來，聲稱朝鮮戰爭就像一場守護自己家園的 Dota 遊戲，以叛逆少年的姿態守護民族主義。

然而兩個月來，這套文宣系統遭到了不少衝擊。

風暴肇始於5月底，先是不少傳媒的娛樂版接到通知，要求不准報導明星八卦。接着在6月7日，「嚴肅八卦」、「毒舌電影」等一系列娛樂向微信公共平台，在北京市網信辦的一紙通告之下關停。關停娛樂號令許多人大惑不解：難道現在的維穩模式不是「讓人民娛樂至死不理政治」嗎？為什麼要對最具維穩效果的八卦版動刀呢？但官媒毫不介意，6月15日，《人民日報》更刊出評論稱《娛樂要有邊界意識》，稱「讓高雅的文化佔領陣地，低俗的東西才不會有市場」。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娛樂追星被網信辦打擊之後，「男子天團」中國男子乒乓球隊也成為新的犧牲品。6月24日，男乒球隊突然集體罷賽，以抗議劉國梁被調離總教練席位。數年來，乒乓球男隊在網上塑造出「鮮肉隊員」、「國球無雙」的「網紅」模式，吸粉無數。罷賽消息傳來，粉絲們紛紛應和，對體育總局及總局領導罵聲一片。然而有關方面毫不介意，不但嚴厲譴責罷賽行為，還最終使得隊員們發布道歉聲明。事件過後一個月的7月24日，劉國梁的老上司，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公開表示之前「一言堂家長制的體育管理模式」不能再持續，言外之意是要毫不留情地改組「劉家軍」。

與此同時，官媒也聚集起一波力量，抨擊剛剛在6月拿下全球手遊產業榜首的《王者榮耀》。 7月初，《人民日報》連續刊發兩篇評論文章，稱《王者榮耀》「陷害人生」，對手遊進行監管刻不容緩，騰訊以推出防沉迷系統回應，然而市場已經恐慌，導致騰訊股價一度急挫。令人疑惑的是，儘管輿論場上的聲音多數反對「一刀切」批評，把問題引向「家長孩子要多溝通多交流」和「反思家庭和學校教育」等話題，但官媒仍然窮追不捨，大有將反遊戲沉迷進行到底之勢。

打擊娛樂、打擊遊戲、打擊「硬氣」的男乒球隊抗議，似乎監管方的一招招，都在針對用這些渠道動員民族主義力量的共青團文宣。不僅如此，共青團自己也似乎被要求「轉換風向」，如7月8日，共青團中央配合《人民日報》刊文《沉睡中的大學生：你不失業，天理難容》，抨擊中國大學生不努力不上進，這篇文章，似乎根本在打擊團中央自己辛苦經營的基本盤，打擊好不容易樹立起來，代表年輕人說話的新形象。

在這一切背後，似乎隱含了一種趨勢：新媒體戰術營造的「年輕愛國者」，遭到了無趣的「保守中年官僚」的反撲。那麼，「小粉紅」會因此分崩離析嗎？

網絡監管，並未傷及「小粉紅模式」

兩個月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確對新一代愛國人群造成了影響。7月裏，視頻網站大規模下架、VPN 管控，很多對國家主義抱持粉紅色幻想的年輕人都大呼「閉關鎖國」。有不少評論人就此判斷：「小粉紅」模式將受到重大打擊。

然而真的如此嗎？

認為關閉八卦網頁、下架視頻就會帶來「小粉紅」群體的改變，忽略了這群人的動員結構。

在粉紅一代的動員中，重要的其實不是他們「粉」誰，而是如何「粉」。粉絲意味着投入網上的偶像戰爭，意味着想像自己和偶像之間的親密關係。在機械複製的時代，任何偶像都是文化工業的產品，一個偶像倒下了，新的便可以很快再生產，更何況無數的選秀節目、綜藝節目早就儲備了大批隨時可以替換的偶像。因而，禁止幾個公眾號，禁止幾個藝人，只要不根本傷及討論粉絲的土壤（整個偶像產業），就不會傷及粉圈生態。這一點，在早年封殺何韻詩、周子瑜等人的時候，便已經很清楚了。

更何況，在「小粉紅」們眼中，「祖國才是大本命」，只要中美之間的「戰爭表演」繼續下去，以祖國為粉的愛國「偶像產業」便會生生不息。就在人們大罵「開倒車」之後不久，中印邊境問題便又點燃了小粉紅們的熱情，在論壇上，微博上，許多人都在興奮：是不是要打印度了？是不是大閲兵就是為了給點顏色印度看？

另一方面，共青團為首的文宣方向其實仍在繼續。6月23日，中央電視台發起「厲害了我的國」活動，鼓勵網友上傳視頻宣揚國家多麼偉大，7月，團中央在浙江和婚戀網站合作舉辦「八分鐘約會」式相親大會，更是把成家、過日子和愛國宣傳路線結合在一起。奧迪二手車在國內推出性別刻板印象濃重的廣告之後，《環球時報》時評「耿直哥」也跟進，加入女權隊伍批判廣告，收割女權運動成果。回頭看看，7月初包含了反同性戀內容的《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也被《環球時報》批判為「讓中國在海外沒面子」。可見，貼合市場，以草根、網絡語言，利用一部分進步聲音的團宣模式，仍然在繼續發揮作用。

最關鍵的是，團宣系統的受眾，集中於 1990 年代後期出生，二三線城市的中產階級。在北京驅趕外地人口、大城市限制樓市的今天，二三線城市仍然堆砌着經濟泡沫——樓市受到的調控影響小於大都市，種種限制政策也尚未影響到這些城市的廣大中產。精英階層的焦慮也未必反映在他們身上，這些人是習近平時代「中國夢」的最大受益對象，當中的年輕人，則是中國互聯網「小粉紅」的主力軍。在現有的政經結構下，他們仍然享受着時代的紅利，網絡上的罡風吹過，並不見得會折動他們的愛國心。共青團的文宣「老幹部化」了幾天之後，又恢復了年輕向的宣傳口徑，而剛結束的閱兵，也帶來了新一波的文宣攻勢：在朋友圈轉發自己照片同《建軍大業》人物的合成劇照，在微博上讚歎解放軍戰力之盛，又蔚為壯觀起來。

我們會迎來更「黑暗」的時代嗎？

進入7月，一系列事件似乎都標誌着一個更「黑暗」的時代已經到來，從 VPN 管控（蘋果剛剛下架中國商店的全部 VPN 程式）到已經可以確定引入一線大城市的地鐵手機「暴恐資訊檢查」，再到加強的媒體控制等等，原本社會中尚能喘息的縫隙，似乎在一點點被堵上。

更不用說，從今年開始，意識形態層面的審查日復嚴格。6月，中央巡視組發布報告稱中山大學等大專學校意識形態工作不力，要求加強，7月，國務院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將統一的教材審查擴展到大學層面。似乎管控互聯網的種種努力仍然不能讓當局放心，下了決心要撲滅意識形態上的任何火苗。

這的確反映出了某種管制手段上的變化。

過去幾年中，當局一直在實踐兩種鎮壓反對力量的手段。其一是通過一整套暴力維穩的體系，用層層級級的「網格化管理」，將觸角伸到社會最基層的位置。這種體系的最極致之處，便是新疆維族：村村都要組織定期的升旗、集會，每個人的手機和電腦硬碟都在政府試圖監控之列，每個人的出入境都被嚴格控制。

其二是一套經濟實用的「看不見的手」，比如把牆砌高，讓翻牆變成一件成本極高的事情——又比如推動一個愛國的「公民社會」，讓它自發去定位敵人，攻擊異己（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小粉紅），這種手段主要在漢地，對大部分普通民眾使用。兩種手段的交叉結合確保了社會得到控制，也確保了維穩經費開支不會太過重負。

然而新的一系列強制措施，看起來是要將漢地的第二種控制方式也逐漸轉為第一種。新疆實行的手機檢測轉到內地一線城市，看上去像是這種變化的先導。不過，倘若當局真的實行這種「新疆模式」的普遍化，那就意味着要投入海量的資源、經濟上將承受極大代價。無論是封殺 VPN 還是檢測手機、硬碟，終究要面對「成本—收益」的不可持續。因而，這些監管模式儘管雨勢頗大，但最終還是很有可能變成一場臨時的「運動」。就像北京整治「開牆打洞」一樣：封上了店門，店家還有別的辦法維生，執法人員暴風驟雨般來，而他們一走，便又有新的生意從封住的牆縫裏長出來。

然而我們也無法對政府的「經濟頭腦」太過樂觀，假如「十九大」維穩模式變成穩定的經濟產業，那麼要指望會後它煙消雲散，恐怕不太現實。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財税會一直是維穩體制的問題，而官僚體制終究會無法同時應對反腐、維穩和「精準扶貧」帶來的強大壓力而疲態盡顯，恐怕也在預期之內。只不過這些問題會何時到來？誰也說不準。

可以確定的是，兩個月來的一系列管控，已經讓許多人感到恐慌。維穩機制已經以反恐之名在新疆內部製造了新的日常「恐怖」，這種隨時會遇到檢查、管控，隨時觸及紅線的荒誕，和恐怖主義給人帶來的無時無刻的危險感，似乎形成了完美的鏡像。如果真的是這樣一個時代到來，我們能做什麼嗎？

大概，我們只能和面對恐怖主義一樣，不要被不知道會來自哪裏的恐懼嚇倒，而是繼續生活——該討論政治，就討論政治，該出門坐地鐵，就出門坐地鐵。

（楊山，媒體人，中國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