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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實驗音樂地圖:一名香港結他手在柏林的第三年

他在柏林長住,想要知道這座城市孕育和容納眾多藝術家的秘密。


Eric 是吉他手,主力做即興音樂。之前曾在美國長住,往來香港與美國之間。2010年幫朋友的樂隊當現場吉他手,2012年跟 Sascia Pellegrini 組成了 Meta Fog,同時亦開始以個人身分在實驗音樂會中演出。 攝:葉家豪/端傳媒
Eric 是吉他手,主力做即興音樂。之前曾在美國長住,往來香港與美國之間。2010年幫朋友的樂隊當現場吉他手,2012年跟 Sascia Pellegrini 組成了 Meta Fog,同時亦開始以個人身分在實驗音樂會中演出。 攝:葉家豪/端傳媒

「我住在這裏。」

施普雷河(River Spree)流過指尖,由柏林市區東南去向西北。手指卻停下來,指着沿河邊的一塊梯形區域。Wrangelkiez 在舊圍牆的這一邊,剛好落進曾經的西柏林美佔區,奧伯鮑姆橋(Oberbaumbrücke)從這個街區升起,跨過河對岸就是前東德,如今毗鄰遊客喜愛的景點東區畫廊,還留下一片以波蘭城市命名的街道。Wrangelkiez 則成為藝術家們喜愛的居住地,這裏咖啡店與小餐廳隨處可見,到處都可以是休閒據點。

Eric 陰差陽錯入住在這個區。房東說,房源搶手,但看在他姓氏簡潔:一群電郵地址西方人長長的姓氏扎堆,中間突然出現一個「Wong」,便將房子租給了他。走出住處向南走不到一分鐘,就是大麻勝地 Görlitzer Park。「其實明明其他地方也有人販售,但不知為何這裏特別出名。」住處向北到地鐵站 Schlesisches Tor,也是一分鐘路程,他用德語唸了一遍站名,音節多得像有回音,「我也是去了好久之後才唸清楚這個字。」

「香港很容易讓人氣餒,但這裏也有人不斷努力。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去實現一些事,走到外面闖是一種,留在香港努力也是一種。」

Eric 是結他手,主力做即興音樂。之前曾在美國長住,往來香港與美國之間。2010年幫朋友的樂隊當現場結他手,2012年跟 Sascia Pellegrini 組成了 Meta Fog,同時亦開始以個人身分在實驗音樂會中演出。2012年時他去了一次柏林,深受衝擊,「當時覺得柏林似乎有好多文化藝術的好事情發生,很好奇是什麼可以讓一座城市培育和容納那麼多厲害的藝術家。」

德國柏林的其中一間有音樂表演的酒吧,樂手吹奏色士風。

德國柏林的其中一間有音樂表演的酒吧,樂手吹奏色士風。攝:aslu/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很多人想在香港的獨立音樂圈有一番作為,但有心無力。「在一個經濟本身已高度發展的城市裡出錢出力做獨立音樂是高難度動作。」大家都想追到英美日的程度,但各種因素累積起來卻很難成事,而且對外交流相對地少。

「香港很容易讓人氣餒,但這裏也有人不斷努力。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去實現一些事,走到外面闖是一種,留在香港努力也是一種。」Eric 去柏林更大的原因是因為自己,他不想把自己困在一個地方終老。大學畢業之後他曾嘗試去紐約,卻不太順利。柏林對他來講,等於一次新的機會。他希望證明自己可以由零開始,實現一些事情。

那幾年中,對德國的好感一直增加:他曾經喜歡過不少德國電影,也好奇過當地的工作假期制度,終於有一場音樂表演徹底勾起了無限的好奇。2011年,駐柏林的日本音樂人黑川良一受邀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辦了兩場跨媒體演出,精彩至極。Eric 看過後開始聯想,柏林這座城市一定有它的奇妙之處。「當時想去一個非英語地區,去一個語言和文化都不熟悉的地方。」他逐漸在網路上發現了越來越多柏林藝術家的表演和佳作,越挖掘越好奇,越嚮往。當初的衝擊多少將柏林浪漫化,但催促他開始計劃,一定要去柏林住一些日子。2014年,他正式搬到了柏林。

柏林牆倒之後,自由與反叛延續下來,當初「荒蕪」的城市,變成了閒散的樂園。近幾年,柏林卻越來越仕紳化,也不能過度浪漫化這個地方。

每次他從這座有型的城市回來香港,對各種反差影響深刻。「回來之後,想不到自己用手機上網也比在柏林密集了很多。」柏林很多人不使用智能電話,也沒有無限4G服務,他們不會在地鐵裏看 YouTube 短片。「在香港出了地鐵站,各種告示牌和廣告,想要催眠你消費。」不過香港也並非毫無優點,城市交通極為方便,柏林的天氣則不那麼好,德國的全民醫療保障也不是如外人以為般免費。Eric 希望每一年都能回家一兩個月,做一些表演和創作。「長期不在香港,偶爾回來,才讓我更珍惜這裏。」 「而且也不能過度浪漫化柏林。」柏林牆倒下之前,很多西德年輕人為逃避兵役,都選擇遷往西柏林。深陷在東德的西柏林可謂天高皇帝遠,自由和反叛之風尤其興盛。柏林牆倒之後,這種自由與反叛延續下來,當初「荒蕪」的城市,變成了閒散的樂園。近幾年,柏林卻越來越仕紳化。

地產商想要趕走舊居民,提高房價和租金,也會重新裝修之後待價而沽,甚至有地產商打東邊畫廊的主意,想把用地改建酒店,也有人想在舊機場起住屋。前者因市民示威得以保留,後者公投沒有通過。難民問題引人注目之後,也有人想做難民住房,難民離開之後再徹底商業化。「不過還有很多可能性,大家意識到團結可以令這座城市更有可持續性。」

德國柏林的奧伯鮑姆橋(Oberbaumbrücke)。

德國柏林的奧伯鮑姆橋(Oberbaumbrücke)。攝:Lambert/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在這裏,你也是怪人,我也是怪人,所以就沒有人是怪人了。」柏林覺得,人就應該奇奇怪怪。

「在柏林你不一定要會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或者土耳其文,只要會一種你就可以活下來。」Eric 還是去上了德文課,「德文課上完之後,我就遇到了一個『存在危機』。」

2015年四五月間,他的德文課完成了,只是並沒有結識很多可以合作的藝術家,也沒有什麼演出機會。「當時很灰心,不知道自己做成了什麼事。」柏林聚集大量藝術家,籠統地說實驗音樂樂手,活躍的人數至少三位數。「你一開始去,根本不會有人理你,因為沒有人認識你。」Eric 說學校並不會教樂手怎樣謀生:「音樂人不是有一張紙,就有大把公司聘用。」

在那段低潮期,他決定用錄音的方式梳理自己的創作,想不到反而拓寬了自己的創作思路和理解力。錄完之後正好談下了幾場波蘭的演出,順理成章變成了推廣唱片的巡演。在柏林,音樂人們出唱片真的變成顧名思義的「名片」,同樣可以向別人介紹自己之餘,數量也是真的很多。「有人常常反思說出碟是不是多得過分了,我倒很慶幸錄了那樣一張碟。」

在最絕望的時候,他也開始領悟到一些學校裏學不會的事,藝術家在柏林不能靠「等」。「你真的要不斷去看表演,不斷表達自己,告訴其它藝術家和樂手,讓他們看到你。」他有時想,如果再沒有進展,過幾個月之後就返回香港。「反倒在那時慢慢積累起來了一些:認識了很多音樂人,演出多起來了。」機會也讓他的音樂成長,「我發覺到柏林住真的是一個好的決定。」

「在這裏,你也是怪人,我也是怪人,所以就沒有人是怪人了。」柏林覺得,人就應該奇奇怪怪。「這個世界不應該是理所當然,沒有一種價值絕對錯,也沒有一種價值絕對正確。」

每年的五一勞動節,德國柏林的Goerlitzer Park都會舉行大遊行,參加者眾多。

每年的五一勞動節,德國柏林的Goerlitzer Park都會舉行大遊行,參加者眾多。攝:aslu/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柏林有兩種人,一種會過份享樂主義,什麼都不做;另一種會努力不斷接受各種新的機會,做到不知停手,變成工作狂。「我看到有的人住了一段日子,花光錢就走,也聽到不只一個人過勞情緒崩潰。」在柏林,如果你搏命做,一個音樂人一個月甚至可以做三十幾場演出。

大部分剛去到柏林的外國藝術家也都經歷過冷遇階段,初來乍到要不斷觀看表演和展覽,去充分表達自己。敢於表達自己的人,往往都會有機會。「柏林是一座很主動的城市。」他看到很多人忙着走出去,創造契機,去組織活動和表演。「大家都在不停地找人合作,不斷計畫自己接下來的工作。」藝術家走向觀眾之前,先走向了同行和場地管理者,要麼自己當起了主辦方。

柏林好像一座大熔爐,或者好像一所大學,「這裏沒有主流,就是一個讓各種知識衝擊你的地方。」

「如果你比較生面孔,不少場地的確有門檻,但如果你有一個紮實的概念,可以演示出來讓人看到,機會就大很多了。」他在柏林最深切的感受是,人們不會想要模式化的作品和表演。「不要用固定的方法,你一定要表達只屬於你自己的東西。如果你玩的音樂很像 John Cage,一心要把自己弄成 John Cage 第二,不會有人理你。」獨特,在柏林有最強的說服力,「你要表演只有你能做到的音樂。」

柏林好像一座大熔爐,或者好像一所大學,「這裏沒有主流,就是一個讓各種知識衝擊你的地方。」Eric 在這裏不斷地學習。「會有一些藝術家比較有份量,觀眾對他們的名字也很熟悉。不過總體地說,大家的機會都較為均等,也都對各種合作持開放態度。」只要音樂人做出實在的作品,觀眾會看到其中的用心所在。「也因為太多藝術家在這裏,其他人的看法,大家不太在乎。」所有的成就,對藝術家自己的意義更大。「在這裏,你的價值不是由別人的意見決定。」

夜間七八點,商店開始結業。大部分的店鋪都願意開放給藝術家表演,只要藝術家們用「自己的作品」說服了店家,場地就有了著落。「基本上可以玩到十點。」十點後,要麼附近的住客會投訴噪音,要麼場地的所有者,比如夜店和酒吧,要開始半夜的營業,七八點到十點之間,就是表演時間。

其中也有一些固定的場地。比如 Miss Hecker,本身是一位德國人和一位日本人開設的酒吧,賣極好喝的酒,每逢五六日都會舉辦小型的即興或實驗音樂演出。可惜今年一月關閉了,正在另覓新址。位於 Wedding 區的 Studio 8 酒吧,每個禮拜日都有音樂會,而他們會比較着重概念性強一點的演出;另外位於 Mitte 區的 Hošek Contemporary 畫廊,自上年十一月開始每個禮拜三晚會舉行 Improvised & Experimental Series;日裔音樂人 Seiji Morimoto (森本誠士) 自今年起每個月於 Friedrichshain 區一家叫 Tik 的酒吧內舉辦 Experimentik。還有一家 Madame Claude 則開在他住所附近,曾經是一個色情場所,如今也變成了音樂表演的酒吧。每一晚這裏有不同的主題,「星期一就是專做實驗音樂表演,他們叫 ExperiMontag。」店內的裝飾家私都懸在頂上,倒轉而下。

德國柏林每年初舉行的CTM 電子音樂節。

德國柏林每年初舉行的CTM 電子音樂節。圖片來源:CTM Festival Facebook Page

「柏林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很多一時興起的衝動。」Eric有一次臨時想約另一位音樂人一起玩,說說停停,到決定要做的時候,很多場地已經訂不到了。他就去問自己樓下轉角兩家相連的小唱片舖和小咖啡館有沒有興趣。想不到一切也順利,兩週之後,這次合作就如期在這兩家小店舉辦了,「很多書店餐廳也都可以問。」臨時起意的組合,多少都為嚐新。如果特別有化學作用,大家會相約到柏林以外做演出。新的組合層出不窮,要想有人留意也不容易,「有時我們搞很大一場大龍鳳(大陣仗),最後只有兩三位觀眾。」

這個圈子並不與世隔絕,它往往將不同界別的藝術家連結在了一起。音樂人通過這些途徑可以與很多優秀的舞者聯絡,或是用跨媒體手段來玩音樂表演。

Eric 參與了很多組合或樂隊,各自活動頻率不同。有的不算活躍,偶爾才推出作品。如今還活躍的有一個結他與兩位舞者的三人組,一個結他長號與大提琴的三重奏,後者很快就要錄製第一張專輯。

音樂家們在柏林也愛用 Facebook 來互通有無,看大家的日程安排。喜歡即興音樂的人還可以關注網站 echtzeitmusik.de ,它為同好準備了演出日曆,光是這個網站公佈的內容,每天柏林至少有三到四場演出。「你說它像不像一個圈子,它也的確是某種意義的『圈子』。」這個圈子並不與世隔絕,它往往將不同界別的藝術家連結在了一起。音樂人通過這些途徑可以與很多優秀的舞者聯絡,或是用跨媒體手段來玩音樂表演。還有很多藝術家自己架好個人網頁,用郵件訂閱的方式通知同行和觀眾。從 Facebook 到電郵,再到印刷海報,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演出多些人來看。「但你就不要指望了。」週末很可能彈出六十個節目通知,其中十五個都是自己的朋友在表演,他們是沒法來看你演出的。」聽起來像是一個音樂人的「宇宙」,「你只是六十分之一。」

德國柏林每年初舉行的CTM 電子音樂節。

德國柏林每年初舉行的CTM 電子音樂節。 圖片來源:CTM Festival Facebook Page

藝術和創作之外,右翼抬頭,英國脫歐,藝術家們談論起這些話題也會憂心。「現在想想2012年好像古代一樣。」Eric回憶2012年的柏林和他兩年後正式遷居的柏林已經很不一樣,「但我的角色也很難講,因為我也是慕名來柏林的其中一個人。」他思考自己是否算是共犯。在柏林如今的混亂之中,他不希望自己是令這座城市仕紳化的兇手之一。「有人跟我說,Nothing lasts forever.(變幻是永恆。)」想深一層,這座城市仍然有很多天才,大家為了維持好的氣氛,在不斷做喜歡的事。每年一二月有CTM 電子音樂節,九月有實驗音樂節,其他還有柏林藝術週,柏林影展等。每逢夏天的戶外音樂節,整條街都有樂手賣藝表演。

「過去有位柏林市長說,這是一座貧窮但性感的城市。」這裏沒有主流,怎麼玩都可以。「這裏很歡迎所有藝術家來表達自己,表達自己的創意。」德國其他城市也略有危機感,科隆想了不少辦法,希望吸引音樂人常駐。「柏林居民也想過要長大,去別的城市生活。」無奈其他城市不是柏林,滿足不到他們的需求,他們最終留下來,成全了這座自由,有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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