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冠聰被DQ之後：我曾走入體制，用繩拉火車轉彎

在四名被取消資格的香港立法會議員中，羅冠聰是最年輕的面孔。2017年7月14日，剛剛度過24歲生日的第二天，他與姚松炎、劉小麗，梁國雄等四名泛民主派議員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意味着他們過去近三百天的議員身份和工作不再獲承認。

羅冠聰曾是香港歷史上年紀最輕的立法會議員，2016年9月，仍是嶺南大學在讀生的他手持五萬張市民選票，黑馬當選，堅定表示要「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當時，他已經走過頗為複雜顛簸的政治路途：從大學學生會開始接觸社運，成為學聯常委，迎着雨傘運動之勢，迅速投入並成為組織者之一；雨傘失敗之後，因成員身份和政治氣候變化等原因，學民思潮和他接棒主持的學聯走向潰散，學運四分五裂。幾經思量，他和學運領袖黃之鋒決定一同組黨「香港眾志」，首次嘗試從街頭走入議會。

如果說街頭和群眾運動是羅冠聰較為熟悉的戰場，那麼議會是幾乎完全陌生的場域，他需要有別於以往的知識和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怎樣以不一樣的身份，嘗試在體制內帶來突破和改變。採訪時他說，在短暫的議會生涯中，他不再是站在火車頭擋火車的人，而是嘗試「在這架火車旁邊，拿一條繩子拉住它，令這架火車可以轉彎」。他因而感受到一步步帶來政策改善的可能。但如今，他連站在火車旁「陪跑」的資格都失去了，他還可以做什麼？

以下為羅冠聰受訪自述，端傳媒整理：

我參加的最後一次立法會會議，是財委會討論港鐵南港島線的追加撥款。當時我還沒有想太多結果的事情，但我覺得要傳遞一個很清晰的訊息，就是這次打壓是不會令受到攻擊的人因此萎靡和消沉的。立法會這個議席從來不會是我們的終點，也不是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情。不管結果如何，我仍會有自己的空間去為這個社會付出，不會因此而沉底。

而且，辦公室在立法會九樓的這三位「一人黨」：我、阿廸（朱凱廸）、姚松炎，加上十樓的（劉）小麗，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一日仍在議會，就要一日認真審議。我們很少會隨便給一個 item（項目）過，每一個都會找一些我們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去問。

作為議員，一方面要對不同的議題有涉獵，另一方面，你要學習怎樣去營運一個辦公室。尤其是作為「一人黨」。以前可能有些事你可以自己搞定，但是來到議會層面就真的沒可能，因為現在要面對的東西，闊度和深度都不一樣。你要有一個很強很有默契的團隊在背後。我在 office 成日都講，我當大家都是同伴，有人想「呼吸」（編者按：抽菸）就去了，想吃飯就去吃了，沒什麼好限制你去做什麼，但同時也有某一種紀律存在。

很明顯，我沒有做過老闆，但現在在錢上面，其實已經有僱主和僱員的關係了，很多都要重頭學過。901室（編者按：羅冠聰立法會議員辦公室）的全職人員有五個，地區工作有三個至四個，part time 有五至六個，是一個十幾人的團隊，現在還有大概十個人的 intern（實習生）。我們每個禮拜都會開一次政策會，拿出接下來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的所有議程，判斷哪一個議程對我們來講是重要的。

而更大的轉變是，我要思考的角度和面向是不同的，因為代表的人不一樣。作為立法會議員，獲得的授權這麽廣泛，也這麽跨階層，思考一個政策時出發點可能會有變化。我的政治立場一路以來都很一致，只不過有時真的當你的立場和不同持份者有衝突時，在現在這個位置就要三思。最簡單的衝突就是，講公民抗命時，很多人跟我說不好，因為害怕我會失去議席，害怕因為這樣令我 perform （發揮）不到一些職能，害怕我去坐監了不能回來開會。

如果我是一個沒有包袱的人，可以隨便去批評，鬧遍全世界都得。但現在身份很不一樣，想事情講事情都要沉着，思考的方位也不一樣。我要 step by step （一步步）去嘗試給現在的政策、香港的方向有慢慢轉彎的空間。我當然在立法會沒權，我只有一票，政府拉票都不用理我。但市民對你是有期望的，期望你不只做一個批評者，還要有對政策的洞見，不單要批評還要想 the way out。好像一架火車，你不是說要站在一架火車前面擋住它，而是要在這架火車旁邊，拿一條繩子拉住它，令這架火車可以轉彎。

我現在很重視地區工作，但我們的意識很清楚，就是我們工作不只是為了填表去應付市民很日常的小問題。市民求助的時候我們當然要幫手，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發覺在這個區裏有什麼問題，我們能怎樣從一個推動社區運動的角度去參與。之前田灣商場改建，我們的 approach 會比較 engage 那些市民和我們一起有所行動，比如搞居民大會和示威，結果真的煞停了。我不敢講這是新嘗試，但是我們落區一定不是為了只是做服務。

在立法會的這二百幾日，九樓的阿廸和姚生是令我印象比較深的議會伙伴，他們都很勤力。姚生是議政狂人，我都不敢相信在議會裏會有他這樣一個這麽有能力、認真，又在議政方面鍥而不捨的人。他好似什麼東西都知道，什麼事情都涉獵到。阿廸是一個有很多想法，行動力很強的人，議政上也很厲害，但他更多的是將我們覺得死板的地區工作轉化，將一些新的想法帶入立法會裏。他會嘗試挑戰現在好似已經命定了的權力。

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很小。如果要改正政府的政策，要由行政長官批准。投票也有缺陷，有功能組別的庇護。但這不代表我們沒有事情可以做，我們可以拉布去拖延惡法，用議員的身份地位從一個平台發聲，能夠找到數據，可以接投訴，做社區議題也會容易很多。這些事情可能不會立即給大家帶來真普選，但對整個公民社會的建設是很有用的。這也是為什麼立法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陣地。

不過我一直都覺得，真正的改變不會在體制內發生。我可以做的就是嘗試在僅有有限的空間拉出政治角力，讓我們能夠從一個平台發聲，能夠找到數據，能夠通過會議的長度讓他們感受到壓力。但真正會引發改變的，永遠都不是議會裏面，而是議會外面的壓力令整個體制有變化。

我從來都不會 expect 這個政府會在你進入體制之後就放過你，因為問題不是你處於什麼位置，而是你的主張和態度。你在這個制度裏面，制度一定會有規條，這個規條的定義和詮釋都在他們那裏，所以他們就很容易整到你。這個也是一個進入制度的人要面對的風險。在議員中，我是比較早知道宣判結果的。四人都被 DQ（Disqualify的縮寫，即喪失議員資格），我非常愕然。大家都知道會有各種方式攻擊你，但我們沒有預見到這種方式。

DQ 之後，有幾方面都令大家憂慮。首先是901的同伴，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要去想接下來該怎麼辦。第二是上訴的問題。是否上訴，我們還在討論，未有結果，因為涉及到補選策略以及錢的問題，會有很大負擔。還有不少法律上的問題要釐清，比如釋法追溯力的問題。以及，既然議席是人民的選擇，那麼選舉權利在多嚴重的違規情況下才會被剝奪。第三是追討薪金的問題，現在還不知道立法會決定追回多少薪金，但是如果數額很大的話我很難去負擔，可能真的會破產，有賴公民社會的協助。

而另一方面，這次政府用這麼大的國家機器，用這麼荒謬的過程，去打壓一些意見不一樣的人，那麼公民社會到底可以怎樣反擊？反擊力度能有多大？這個人遭受到打擊之後，他得到的社會支持是多還是少？這就是大家要想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