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目睹一場死亡之後，你可記得，劉曉波是誰？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生前的最後時間，時刻都處於中國當局的精密控制下。

官方在6月7日通報，劉曉波因「右上腹痛伴發熱兩週」而保外就醫，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被確診爲肝癌晚期至終末期，7月13日，劉曉波確認逝世。一個多月以來，他急轉直下的病情，只由該醫院官網通報，而在醫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紀念者，都在警察與便衣的嚴格隔離之下，無從見到他或者劉霞，無從知曉他的病房、他逝世的具體時間，更毫無告別的機會。

這位八十年代以「黑馬」姿態成名的文藝學博士、作家、著名的異議者，曾劇烈攪動並影響了一整個時代。在2010年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他被廣泛視爲中國版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姬——這些人都帶領自己的國家從專制走向民主、從隔離走向開放，他們也從國家的敵人，變爲國家的英雄。

然而，劉曉波的處境完全不同。他後半生和國家政權正面博弈、交鋒的過程，像極了一個隱喻——自劉曉波攪動的八十年代以來，他對面的執政者迅速強壯，最終碾壓過一切反對的聲音，最終舉國無聲。直到全世界人，目睹他一點一點，寂靜的死亡。

不自由的死亡，永久凝固下自由的靈魂，也激發起一片肅殺之中的哀婉長鳴。他生前的一切努力與不幸遭遇，都變成了歷史的神聖遺產。

從「文壇黑馬」到「幕後黑手」

一切回到最初。1955年12月28日，劉曉波出生在吉林長春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學工作。在60年代初接受完小學教育以後，他的整個青春期都與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勾連：隨父母下鄉，當過知青，做過工人，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他考入了吉林大學中文系。

80年代開啟的改革篇章，深刻地影響與刺激了年輕躁動的劉曉波。1982年，劉曉波大學畢業後決定離開吉林，去往那個有「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也同時有天安門和紫禁城的北京。

劉曉波來到北京師範大學攻讀中文系碩士，他在這裏經歷整個八十年代，親睹民間與學界的思想解放，體會保守與改革的激烈交鋒，並成為其中的弄潮兒，獲得「文壇黑馬」的稱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無論是在1986年「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上，劉曉波那場「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的語驚四座，還是在此後出版《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引發的劇烈爭鳴，都像是1989年的前兆和預言。

劉曉波親歷了「鄧胡趙（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架馬車」時代，也目睹了鄧小平如何拆散自己親手打造的改革馬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直接引發了北京大學生與市民走上街頭。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中，人們的訴求也逐漸轉變成了要求政府處理腐敗、控制通脹等現實問題。

彼時劉曉波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離開中國沒有多久的他很快作出判斷：胡耀邦之死必將引發新一輪的民主訴求。

他隨即聯繫胡平、陳軍、貝嶺等民運人士，發表了《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審查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的相關問題，並提出了修改憲法、廢除四項基本原則（編註：其內容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五項訴求。

之後，他們又在胡耀邦追悼會當天發表了《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建議大學生鞏固已有的組織聯繫、出版自己的刊物、保持與政府與校方的對話等。

這兩份文件都輾轉傳到了北京，並被張貼在北大三角地等處，產生了轟動效應，而劉曉波等人也因此被當局視為天安門事件的「幕後黑手」。

無論是哪個層次上的反叛，都將或直接或間接地構成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我怎麼能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運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捺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道要過癮得多。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措辭極為嚴厲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人們悼念胡耀邦的心情煽動製造事端，「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但這篇本意想恐嚇示威人士的嚴厲警告，卻激發了更多人走上街頭。北京的校園內迅速貼滿了譴責社論的大字報，甚至連平時不大關心政治的市民也被這篇社論激怒。4月27日，支持學生的人群擠滿了北京的街道，人數之多，前所未有。

面對國內學生運動的風起雲湧，劉曉波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他提前結束了在美國的訪學計劃，決定回國。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

「『六四』是墳墓，埋葬了34歲的我」

多年之後，開車送劉曉波去機場的好友杜念中（前台灣蘋果日報社社長）回憶，劉曉波當時忽而興奮地高談闊論，忽而沉默陷入沉思，「他直說要和學生在一起，但更具體的卻說不上來。在機場和他揮別時，我隱隱覺得曉波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回到北京後，劉曉波和學生領袖的溝通並不順利。他不主張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實現民主，認為民主的實驗要「從一個學生小組，一個學生自治團體，一份民辦刊物，甚至一個家庭的民主化做起」。但對於當時熱情澎湃的學生來說，這些想法過於温和，因此鮮有人買賬。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苦難。唯有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承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300多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同一天，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了劉曉波、吾爾開希、周舵等人召開座談會，明確提出希望在兩天後蘇共總書記戈巴卓夫（Mikhail Gorbachev）訪華之前，學生們能夠撤離廣場。作為談判條件，劉曉波等人則要求當局改正「四二六」社論論調，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當時代表政府談判的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顯然不敢答應這些條件，最後談判沒有達成任何結果。

廣場上的氣氛愈來愈緊張。劉曉波多次勸說學生返回校園，從推進校園民主開始做起，但學生們卻以「黑馬變成綿羊了」、「膽小鬼，滾下去」的呼聲回應。灰心喪氣、身心俱疲的劉曉波，一度產生了放棄參與運動、回到美國的想法。但最終，他被學生的赤誠和廣場的氣氛留住了，理性終究不敵情感，他決定留下，誓言要與廣場上的學生們同生共死。

「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曉波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絕食進行到第二天，他說，大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72個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大家聽了，開始盼望72個小時的到來」，劉曉波的學生王小山日後寫道：「終於，72個小時到了，政府方面毫無動靜，曉波開始鬱悶，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要知道，當時的南非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曼德拉還在監獄裏。又過了兩天，曉波又樂觀起來，說，北京上百萬人站出來了，遊行聲援，這會政府該出來了吧，不然也太說不過去了。」

5月17日，最高權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討論是否要在北京實施戒嚴。當時的五名常委意見不一，最後由鄧小平決定，實施戒嚴。三天之後，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了戒嚴令，戒嚴軍隊開始陸續進入北京。

和「四二六」社論一樣，戒嚴令非但沒有阻嚇住憤怒的學生和市民，反而將運動進一步推向了全社會。「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北京宣布戒嚴後成立，大量學生和市民上街截堵軍車，戒嚴軍隊遲遲進不了城，城內則到處都是遊行的人群。

高層領導人沒有再出來講話，也不再有警察阻攔遊行，甚至連長安街的交通秩序都要靠市民和學生來維持。當年 BBC 駐北京記者麥傑斯事後分析，「中共高層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對於鄧小平來說，動用軍隊鎮壓示威者，很難在領導層中統一意見。鄧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使那些必要的勢力『聽話』。……直到六四開槍鎮壓前的兩、三天，中共高層才終於在這一點達成一致。」

與此同時，廣場也陷入膠着狀態，學生們為下一步的行動策略爭論不休。不少人認為，這樣僵持下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應該主動撤離，但主張堅守廣場的學生始終佔上風。

既然勸不退學生，就只有讓温和派主導局面，才能避免事件進一步激化。當時的學運領袖王丹事後回憶說：「廣場上秩序太亂，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廣場。而廣場上誰激進誰成為主導。我們計劃用100個知識分子，4個人、4個人一批的上，逐漸的這些知識分子通過絕食這種方式佔據廣場的主導。」

第一，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第二，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第三，我們首先是公民；第四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是尋找真的生命。

6月2日，包括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內的「四君子」來到廣場，開始絕食。但還沒有等到他們完成這場為期三天的絕食，最高層已經下定決心，不惜開槍殺人，也要將學生清出廣場，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坦克、機槍和鮮血結束了廣場上的喧囂，也結束了整個八十年代的寬鬆氛圍，北京城、乃至全國都瀰漫着恐懼與憤恨。

劉曉波的一生也在那一晚被改寫。多年之後，他在談到「六四」時說：「它是我靈魂中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鮮淋。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它是墳墓，埋葬了34歲的我，誕生了不知自己為何物的我。」

「不合時宜」的懺悔者

6月6日，劉曉波在北京被捕，隨後被送往以關押政治犯出名的秦城監獄，單獨監禁。

相比於像李旺陽這樣籍籍無名的運動參與者，中共當局對於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的處理寬大許多。高新、周舵都在一年內相繼獲釋，侯德健則被驅逐出境，而李旺陽當年則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判入獄13年。

想獲得輕判並非沒有代價，重獲自由的條件是向當局認罪，寫下「悔過書」。雖然劉曉波在寫「悔過書」之前內心非常掙扎，但最終他還是寫了。「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可貴。違心又怎麼樣，在中國不是人人都在虛偽中生存嗎？」

1991年1月26日，法庭在劉曉波被羈押一年多後開庭，他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罪成，但因「能認罪悔罪，並有重大立功表現（組織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被免於刑事處分。當庭獲釋的劉曉波極為驚詫和極度狂喜，一出審判庭大門，他便旁若無人地跳起來，打了個響指，大叫道：「老子又贏了！」

然而出獄之後，劉曉波一直心事重重，「各種問號折磨着我，儘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靜的，但內心深處的掙扎一刻也未停止過。而最根本的問題是：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面對自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負責？」

帶着這種掙扎，劉曉波在1992年寫下他的「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的虛榮心、自我膨脹、宗派糾紛等等。作家査建英寫道，在所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中，可能只有劉曉波寫下了這樣的懺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燈下嚴厲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

在秦城監獄，我寫了悔罪書，在出賣了個人尊嚴的同時，也出賣了『六四』亡靈的血。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已經失去生活能力的傷殘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麼？

這本書出版後引起極大爭議，一些人將它視為真誠的懺悔，是劉曉波為自己的良心和罪惡負責；但另一些人認為，這不過是他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是在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但這場風波很快就平息了，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向着權貴資本主義一路狂奔：自由知識分子群體被迅速邊緣化，人們不再談論哲學、美學、主體性，取而代之的是愛國主義、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

「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敵人』」

劉曉波顯得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他依舊發表各種文章，又連同民運人士發起聯署，或是向全國人大提交建議……這些努力非但沒有任何成效，還為他引來了牢獄。

1996年，李登輝當選為台灣民主化後的首屆總統，台海局勢劍拔弩張。劉曉波聯合民運人士發表《雙十宣言》，呼籲國共兩黨回歸民主基礎解決兩岸問題，被處勞教三年。

當時，劉霞是劉曉波的同居女友，但中國規定只有直系親屬才有探視權。為了能與劉曉波見面，劉霞找遍各個部門申請與獄中的他結婚：「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種種輾轉審批之後，公安部下達了一紙紅頭文件，批准兩人結婚。

劉霞和劉曉波的結婚證書是在勞教所裏領的。那一天，勞教所與婚姻登記處聯絡好，派一名攝影師來給他們拍雙人證件照，然後現場辦證。弔詭的是，拍照當場，相機的快門怎麼也無法按下，攝影師說多年來從未遇見這樣的狀況。最後，劉霞從包裏掏出了自己和劉曉波的單人證件照，將兩張照片拼在一起，貼在結婚證上。兩人結為合法夫妻。

這張史無前例的結婚證，彷彿他們婚姻的讖語：終成眷屬，卻難在同一屋檐下。

從此，劉霞開始了「有名份」的奔波。

劉曉波被關押在遠離北京的大連勞教所，瘦弱的劉霞每月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書籍，擠上九十年代悶熱、緩慢的火車，奔波兩千公里接近他。每一回，劉曉波都數着——他勞教3年，劉霞來了38趟，前18趟他們都見不上面，她放下東西又孤零零地返回。

1999年10月，劉曉波勞教期滿獲釋。此後，他依舊保持着批評政權的異議者角色，但在異議光譜中相對温和。他最常用的行動方式是撰寫各種公開信和建議書，並邀請民眾聯署。到了互聯網時代，組織聯署變得十分便利，不像以前往往需要籌備一個月。他曾激情洋溢地讚美互聯網給人權運動帶來的好處：「民間人權運動已經超越精英化階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

2000年，在劉曉波的幫助下，「六四」死難者家屬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共同發起了「天安門母親」運動。他孜孜不倦地協助「天安門母親」整理資料，撰寫、修改聲明，協調安排諸多事務，成為了她們最忠實可靠的同行者。到2004年，「天安門母親」運動收集了126位死難母親的名單，並在當年舉行了有40名天安門母親參加的集體悼念活動。這場運動持續至今，在世界範圍內都具有顯著的道德影響力。

2003年，他接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對團隊成員提出「與其高調宣言，不如踏實做事」的勸誡。在他擔任會長的四年裏，筆會由之前的流亡作家為主，擴展到大陸境內的會員數量也大大增加。不少人曾將獨立中文筆會視作異議知識分子的大本營，甚至有在野黨雛形，不過劉曉波在會長就職時強調：「本筆會不是政治組織，除了維護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和反對言論迫害、文字獄之外，再無任何政治性的目的與訴求。」

這段時間，劉曉波和劉霞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歲月。儘管一直受到嚴密的監控，但他沒再出入監獄。寫文章、辦筆會，逐漸有了一小圈關照他的朋友，總請他和劉霞喝個小酒。

那大概是劉霞最幸福的時光。夫妻兩人習慣性地晚睡，過了中午才起床，下午出門跟朋友們吃晚飯，盡興而歸，就差不多晚上十點了。他們一天的工作才剛開始，劉曉波在客廳兼書房裏泡壺濃茶，開始寫作，或是跟朋友談點什麼事情。劉霞則走進小小的畫室，開一瓶紅酒，就着輕音樂，看看自己的攝影新作，寫詩、畫畫。兩人都延宕到凌晨四五點才上床睡覺。

劉霞珍惜這樣的時光，直到《零八憲章》的出現，像漸近的警鐘，提示着這段相對安穩的日子或要走到盡頭。但劉霞比誰都清楚，這不是自己應該或者能夠阻止的。

《零八憲章》4024個字，平均每個字判刑1天

2008年是中國的多事之年。

3月14日，拉薩爆發激烈的漢藏民族衝突，當局隨即派重兵入城維持秩序，這些舉動引發國際社會對西藏人權問題的普遍擔憂；4月，正在世界各地進行的中國奧運聖火傳遞活動遭遇西藏支持者的抗議甚至搶奪，進而引發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爆發；5月12日，四川發生8.2級大地震，近9萬人死亡，官方和民間的救援力量紛紛湧入災區合作，「公民社會元年」之稱由此而來；8月8日，精心籌備的北京奧運會開幕；10月，在奧運前夕因堅持曝光中國人權問題而入獄的行動者胡佳，獲歐洲議會頒發的人權獎項——薩哈羅夫獎。

中國政府為奧運向國際社會作出改善人權狀況的承諾，一邊勉力履行，一邊則用「不應將奧運政治化」抵擋國際社會對其人權狀況的問責，顯得踉踉蹌蹌。

劉曉波和他的同伴們希望抓住這一個「公民社會元年」，又因奧運進一步打開國門的時機，再次宣示主張。為了照顧當局在奧運期間在乎的國際形象，他們等過了奧運，警方對民間的嚴密維穩稍有鬆弛之後，開始緊鑼密鼓地為一個叫做《零八憲章》的文本徵集簽名。

零八憲章

他們最終決定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誕生六十週年的12月10日發布《零八憲章》。

12月7日，劉曉波去看望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重病在床的丈夫蔣培坤，他興奮地向蔣培坤講述《零八憲章》的修訂過程，還有收集簽名的一波三折。離開時，劉曉波對丁子霖說，《零八憲章》的工作將告一段落，接下來要着力為天安門母親團體申請諾貝爾和平獎。

12月8日晚上9點多，劉曉波家樓下逐漸聚集起許多警察。晚上11點左右，十多名警察敲開劉曉波的家門，在他面前舉起一張涉嫌罪名欄為空白的拘留通知書。劉曉波被帶走，警察在他家查抄了整整一夜。

劉曉波的海外同伴得知消息，第二天便通過互聯網公布了《零八憲章》文本，以及第一批303人簽署者名單，比原計劃提前一天開始了聯署的公開徵集階段。

因這位中國異議知識分子中的標杆人物時隔近十年第四度被捕，《零八憲章》迅速點燃輿論。不僅《零八憲章》的第一批簽署者們積極為劉曉波呼籲，大量普通網友也在當時審查尚不十分嚴密的國內互聯網用各種方式轉帖《零八憲章》文本。聯署組織者公布的郵箱在黑客攻擊和假冒不斷的情況下，仍在第一個月內就徵集到超過八千個簽名，創下1989年之後聯署行動之最。

儘管《零八憲章》聯合體制內外改革力量的本意最終沒能實現，但第一批303人名單仍然涵蓋當時大多數富有名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多年來湧現出的中青年民間力量。

《零八憲章》發布後，簽署者紛紛受到警方施壓，僅十日內就有約60人遭遇傳訊和監控，但除劉曉波外無一被捕。正因如此，很多人樂觀地推測，過了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的敏感日子，劉曉波興許就會被放出來。

2009年的6月4日過去了，什麼都沒有發生。20天後，新華社發出消息，稱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這是劉曉波被捕半年多來官方發布的第一條正式消息。

人們開始主要分成兩種意見：一種仍認為劉曉波可能在某一天以「取保候審」的方式低調獲釋，這是中國官方終結小型維穩案件的常見方式；另一種則調整了預期，猜測劉曉波可能會被判刑三到五年。按照中國法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期一般為5年以下。

在所有參與預測劉曉波案結局的人中，劉霞總是最悲觀的一個，她的猜測是10年。

最終的結果是11年，4015天。《零八憲章》全長4024個字，一個字差不多就是一天刑期。這在胡温上台以來的寬鬆氛圍中，是讓人瞠目結舌的重刑，官方通過這個刑期，對民間亮出的底牌給予了強硬回應，而非和解促成政治轉型。

劉霞則說：那我就當作他是被判了1年吧。她再一次，獨自踏上了奔波路。

在劉曉波被捕後的2009年，民間力量無論是否參與《零八憲章》，都受到一系列的打壓，比如傳知行、益仁平和愛知行都遭到政府部門騷擾，公盟更受税案重創；多名川震豆腐渣校舍揭露者被逮捕；李和平、江天勇等維權律師不是被吊銷執照就是實際失去代理案件能力。

但抗爭者們也沒有因此陷入低潮，他們甚至因此相互識別，形成了鬆散的異議共同體。人們在網上驕傲地宣布自己剛發了郵件參加《零八憲章》聯署，又分享各自因此被約談的經歷。劉曉波宣判時，推特中文圈滿屏飄起象徵支持他的黃絲帶。

那是一種奇異的氛圍，民間帶有悲憤的情緒，但又對志同道合者的顯現充滿興奮。這種氛圍也傳遞到了劉霞，前來看望她、陪她談笑的友人絡繹不絕。

「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

2010年1月，劉曉波被重判後，國際筆會美國分會提名他為當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隨後，捷克前總統、《七七憲章》發起人哈維爾，也與達賴喇嘛等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道，聯名支持劉曉波當選。

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諾委會特別強調，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人權是諾貝爾在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兩天後，劉曉波與劉霞在監獄見面。得知這個消息，他失聲痛哭，「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六四」始終是劉曉波靈魂中無法癒合的傷口。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是14年前的那個血腥黎明，讓我懂得了自己的淺薄和自負，懂得了愛的柔性温暖和內在力量，並開始嘗試着去體驗真實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惡和對亡靈的敬畏——為自己七十年代的淺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現在，回頭仔細檢視才發現，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餵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清除靈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終生的掙扎。」

正因着這種誠實和自省，在歷經多年精神打壓和身體監禁後，劉曉波非但沒有被打垮，反而在持之不停的思考中變得愈加温和和謙卑。

2009年12月23日，入獄前夕，他寫下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温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這篇陳述，在12月10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由挪威女演員、導演麗芙·烏曼（Liv Ullmann）向全世界朗讀。當天，劉曉波的所有直系親屬都被禁止出國，沒有人能代他領取獎章和證書，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在演講完畢後，將獎章和證書放在了一張空椅子上，全場來賓三度起立，報以長達50秒的掌聲。

然而，這張空椅子永遠等不來劉曉波了。

7月13日傍晚，即劉曉波被確診為肝癌晚期的第51天，他在瀋陽的醫院裏去世。遺體在警察保護下被秘密運往殯儀館，家人繼續受到嚴密監控。

2000年1月，劉曉波在給好友廖亦武的信中寫道：「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

在他自己成為殉難者的這一晚，北京狂風驟雨、電閃雷鳴，甚至下起了冰雹。

「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作家翟明磊在詩句中稱劉曉波是「『六四』死的最後一人」。伴隨着這場舉世目睹的死亡，同時告別的，仿佛是他身後的一整個時代。

2010年10月12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第四天，當時中國最知名的時政論壇 1984BBS 被迫關閉，只留下一個靜態首頁，寫着:「若干年前的好友們，我們終會再見面。」

七年來，這個頁面都沒有再更新。但現在，它掛上了劉曉波的相片和訃告：「昊天不弔，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韜光。」

註：本文部分內容來自趙思樂即將於今年10月由八旗文化在台灣出版的新書《她的征途》（書名暫定），並參考了余杰先生所著的《劉曉波傳》（2012年，台灣，時報出版）、劉曉波先生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92年，台灣，時報文化）和許知遠先生所著的《抗爭者》（2013年，台灣，八旗出版），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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