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目睹一场死亡之后，你可记得，刘晓波是谁？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的最后时间，时刻都处于中国当局的精密控制下。

官方在6月7日通报，刘晓波因“右上腹痛伴发热两周”而保外就医，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至终末期，7月13日，刘晓波确认逝世。一个多月以来，他急转直下的病情，只由该医院官网通报，而在医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纪念者，都在警察与便衣的严格隔离之下，无从见到他或者刘霞，无从知晓他的病房、他逝世的具体时间，更毫无告别的机会。

这位八十年代以“黑马”姿态成名的文艺学博士、作家、著名的异议者，曾剧烈搅动并影响了一整个时代。在2010年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被广泛视为中国版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季——这些人都带领自己的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从隔离走向开放，他们也从国家的敌人，变为国家的英雄。

然而，刘晓波的处境完全不同。他后半生和国家政权正面博弈、交锋的过程，像极了一个隐喻——自刘晓波搅动的八十年代以来，他对面的执政者迅速强壮，最终碾压过一切反对的声音，最终举国无声。直到全世界人，目睹他一点一点，寂静的死亡。

不自由的死亡，永久凝固下自由的灵魂，也激发起一片肃杀之中的哀婉长鸣。他生前的一切努力与不幸遭遇，都变成了历史的神圣遗产。

从“文坛黑马”到“幕后黑手”

一切回到最初。1955年12月28日，刘晓波出生在吉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学工作。在60年代初接受完小学教育以后，他的整个青春期都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勾连：随父母下乡，当过知青，做过工人，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了吉林大学中文系。

80年代开启的改革篇章，深刻地影响与刺激了年轻躁动的刘晓波。1982年，刘晓波大学毕业后决定离开吉林，去往那个有“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也同时有天安门和紫禁城的北京。

刘晓波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文系硕士，他在这里经历整个八十年代，亲睹民间与学界的思想解放，体会保守与改革的激烈交锋，并成为其中的弄潮儿，获得“文坛黑马”的称号，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无论是在1986年“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刘晓波那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语惊四座，还是在此后出版《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引发的剧烈争鸣，都像是1989年的前兆和预言。

刘晓波亲历了“邓胡赵（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架马车”时代，也目睹了邓小平如何拆散自己亲手打造的改革马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直接引发了北京大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人们的诉求也逐渐转变成了要求政府处理腐败、控制通胀等现实问题。

彼时刘晓波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离开中国没有多久的他很快作出判断：胡耀邦之死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民主诉求。

他随即联系胡平、陈军、贝岭等民运人士，发表了《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审查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宪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编注：其内容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五项诉求。

之后，他们又在胡耀邦追悼会当天发表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建议大学生巩固已有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刊物、保持与政府与校方的对话等。

这两份文件都辗转传到了北京，并被张贴在北大三角地等处，产生了轰动效应，而刘晓波等人也因此被当局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

无论是哪个层次上的反叛，都将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样我怎么能面对国内前所未有的学运而逍遥海外呢？既然不能不关切，既然按捺不住，就应该实实在在做点具体事。就是回国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论道要过瘾得多。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们悼念胡耀邦的心情煽动制造事端，“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但这篇本意想恐吓示威人士的严厉警告，却激发了更多人走上街头。北京的校园内迅速贴满了谴责社论的大字报，甚至连平时不大关心政治的市民也被这篇社论激怒。4月27日，支持学生的人群挤满了北京的街道，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面对国内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刘晓波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访学计划，决定回国。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六四’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

多年之后，开车送刘晓波去机场的好友杜念中（前台湾苹果日报社社长）回忆，刘晓波当时忽而兴奋地高谈阔论，忽而沉默陷入沉思，“他直说要和学生在一起，但更具体的却说不上来。在机场和他挥别时，我隐隐觉得晓波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回到北京后，刘晓波和学生领袖的沟通并不顺利。他不主张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实现民主，认为民主的实验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但对于当时热情澎湃的学生来说，这些想法过于温和，因此鲜有人买账。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苦难。唯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300多名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同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了刘晓波、吾尔开希、周舵等人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希望在两天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访华之前，学生们能够撤离广场。作为谈判条件，刘晓波等人则要求当局改正“四二六”社论论调，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代表政府谈判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显然不敢答应这些条件，最后谈判没有达成任何结果。

广场上的气氛愈来愈紧张。刘晓波多次劝说学生返回校园，从推进校园民主开始做起，但学生们却以“黑马变成绵羊了”、“胆小鬼，滚下去”的呼声回应。灰心丧气、身心俱疲的刘晓波，一度产生了放弃参与运动、回到美国的想法。但最终，他被学生的赤诚和广场的气氛留住了，理性终究不敌情感，他决定留下，誓言要与广场上的学生们同生共死。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晓波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绝食进行到第二天，他说，大家放心，按照国际惯例，绝食到72个小时，任何政府都会站出来和绝食者对话。大家听了，开始盼望72个小时的到来”，刘晓波的学生王小山日后写道：“终于，72个小时到了，政府方面毫无动静，晓波开始郁闷，说：连南非这样的国家也不至于这样啊。——要知道，当时的南非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曼德拉还在监狱里。又过了两天，晓波又乐观起来，说，北京上百万人站出来了，游行声援，这会政府该出来了吧，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

5月17日，最高权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要在北京实施戒严。当时的五名常委意见不一，最后由邓小平决定，实施戒严。三天之后，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戒严令，戒严军队开始陆续进入北京。

和“四二六”社论一样，戒严令非但没有阻吓住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反而将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社会。“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北京宣布戒严后成立，大量学生和市民上街截堵军车，戒严军队迟迟进不了城，城内则到处都是游行的人群。

高层领导人没有再出来讲话，也不再有警察阻拦游行，甚至连长安街的交通秩序都要靠市民和学生来维持。当年 BBC 驻北京记者麦杰斯事后分析，“中共高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邓小平来说，动用军队镇压示威者，很难在领导层中统一意见。邓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那些必要的势力‘听话’。……直到六四开枪镇压前的两、三天，中共高层才终于在这一点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广场也陷入胶着状态，学生们为下一步的行动策略争论不休。不少人认为，这样僵持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应该主动撤离，但主张坚守广场的学生始终占上风。

既然劝不退学生，就只有让温和派主导局面，才能避免事件进一步激化。当时的学运领袖王丹事后回忆说：“广场上秩序太乱，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广场。而广场上谁激进谁成为主导。我们计划用100个知识分子，4个人、4个人一批的上，逐渐的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绝食这种方式占据广场的主导。”

第一，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二，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第三，我们首先是公民；第四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是寻找真的生命。

6月2日，包括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内的“四君子”来到广场，开始绝食。但还没有等到他们完成这场为期三天的绝食，最高层已经下定决心，不惜开枪杀人，也要将学生清出广场，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坦克、机枪和鲜血结束了广场上的喧嚣，也结束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宽松氛围，北京城、乃至全国都弥漫着恐惧与愤恨。

刘晓波的一生也在那一晚被改写。多年之后，他在谈到“六四”时说：“它是我灵魂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岁月不但无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鲜淋。我的生命仿佛永远停滞在这段时间中，它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诞生了不知自己为何物的我。”

“不合时宜”的忏悔者

6月6日，刘晓波在北京被捕，随后被送往以关押政治犯出名的秦城监狱，单独监禁。

相比于像李旺阳这样籍籍无名的运动参与者，中共当局对于知识精英和学运领袖的处理宽大许多。高新、周舵都在一年内相继获释，侯德健则被驱逐出境，而李旺阳当年则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入狱13年。

想获得轻判并非没有代价，重获自由的条件是向当局认罪，写下“悔过书”。虽然刘晓波在写“悔过书”之前内心非常挣扎，但最终他还是写了。“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违心又怎么样，在中国不是人人都在虚伪中生存吗？”

1991年1月26日，法庭在刘晓波被羁押一年多后开庭，他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罪成，但因“能认罪悔罪，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组织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被免于刑事处分。当庭获释的刘晓波极为惊诧和极度狂喜，一出审判庭大门，他便旁若无人地跳起来，打了个响指，大叫道：“老子又赢了！”

然而出狱之后，刘晓波一直心事重重，“各种问号折磨着我，尽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静的，但内心深处的挣扎一刻也未停止过。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面对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负责？”

带着这种挣扎，刘晓波在1992年写下他的“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宗派纠纷等等。作家查建英写道，在所有的“六四”学运领袖中，可能只有刘晓波写下了这样的忏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灯下严厉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

在秦城监狱，我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极大争议，一些人将它视为真诚的忏悔，是刘晓波为自己的良心和罪恶负责；但另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他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并且是在帮助官方“抹黑”学运领袖和知识精英。

但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向着权贵资本主义一路狂奔：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被迅速边缘化，人们不再谈论哲学、美学、主体性，取而代之的是爱国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

“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敌人’”

刘晓波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他依旧发表各种文章，又连同民运人士发起联署，或是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这些努力非但没有任何成效，还为他引来了牢狱。

1996年，李登辉当选为台湾民主化后的首届总统，台海局势剑拔弩张。刘晓波联合民运人士发表《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回归民主基础解决两岸问题，被处劳教三年。

当时，刘霞是刘晓波的同居女友，但中国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有探视权。为了能与刘晓波见面，刘霞找遍各个部门申请与狱中的他结婚：“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种种辗转审批之后，公安部下达了一纸红头文件，批准两人结婚。

刘霞和刘晓波的结婚证书是在劳教所里领的。那一天，劳教所与婚姻登记处联络好，派一名摄影师来给他们拍双人证件照，然后现场办证。吊诡的是，拍照当场，相机的快门怎么也无法按下，摄影师说多年来从未遇见这样的状况。最后，刘霞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和刘晓波的单人证件照，将两张照片拼在一起，贴在结婚证上。两人结为合法夫妻。

这张史无前例的结婚证，仿佛他们婚姻的谶语：终成眷属，却难在同一屋檐下。

从此，刘霞开始了“有名份”的奔波。

刘晓波被关押在远离北京的大连劳教所，瘦弱的刘霞每月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书籍，挤上九十年代闷热、缓慢的火车，奔波两千公里接近他。每一回，刘晓波都数着——他劳教3年，刘霞来了38趟，前18趟他们都见不上面，她放下东西又孤零零地返回。

1999年10月，刘晓波劳教期满获释。此后，他依旧保持着批评政权的异议者角色，但在异议光谱中相对温和。他最常用的行动方式是撰写各种公开信和建议书，并邀请民众联署。到了互联网时代，组织联署变得十分便利，不像以前往往需要筹备一个月。他曾激情洋溢地赞美互联网给人权运动带来的好处：“民间人权运动已经超越精英化阶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

2000年，在刘晓波的帮助下，“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张先玲等人共同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他孜孜不倦地协助“天安门母亲”整理资料，撰写、修改声明，协调安排诸多事务，成为了她们最忠实可靠的同行者。到2004年，“天安门母亲”运动收集了126位死难母亲的名单，并在当年举行了有40名天安门母亲参加的集体悼念活动。这场运动持续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显著的道德影响力。

2003年，他接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对团队成员提出“与其高调宣言，不如踏实做事”的劝诫。在他担任会长的四年里，笔会由之前的流亡作家为主，扩展到大陆境内的会员数量也大大增加。不少人曾将独立中文笔会视作异议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甚至有在野党雏形，不过刘晓波在会长就职时强调：“本笔会不是政治组织，除了维护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反对言论迫害、文字狱之外，再无任何政治性的目的与诉求。”

这段时间，刘晓波和刘霞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岁月。尽管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但他没再出入监狱。写文章、办笔会，逐渐有了一小圈关照他的朋友，总请他和刘霞喝个小酒。

那大概是刘霞最幸福的时光。夫妻两人习惯性地晚睡，过了中午才起床，下午出门跟朋友们吃晚饭，尽兴而归，就差不多晚上十点了。他们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刘晓波在客厅兼书房里泡壶浓茶，开始写作，或是跟朋友谈点什么事情。刘霞则走进小小的画室，开一瓶红酒，就着轻音乐，看看自己的摄影新作，写诗、画画。两人都延宕到凌晨四五点才上床睡觉。

刘霞珍惜这样的时光，直到《零八宪章》的出现，像渐近的警钟，提示着这段相对安稳的日子或要走到尽头。但刘霞比谁都清楚，这不是自己应该或者能够阻止的。

《零八宪章》4024个字，平均每个字判刑1天

200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

3月14日，拉萨爆发激烈的汉藏民族冲突，当局随即派重兵入城维持秩序，这些举动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普遍担忧；4月，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中国奥运圣火传递活动遭遇西藏支持者的抗议甚至抢夺，进而引发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爆发；5月12日，四川发生8.2级大地震，近9万人死亡，官方和民间的救援力量纷纷涌入灾区合作，“公民社会元年”之称由此而来；8月8日，精心筹备的北京奥运会开幕；10月，在奥运前夕因坚持曝光中国人权问题而入狱的行动者胡佳，获欧洲议会颁发的人权奖项——萨哈罗夫奖。

中国政府为奥运向国际社会作出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一边勉力履行，一边则用“不应将奥运政治化”抵挡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况的问责，显得踉踉跄跄。

刘晓波和他的同伴们希望抓住这一个“公民社会元年”，又因奥运进一步打开国门的时机，再次宣示主张。为了照顾当局在奥运期间在乎的国际形象，他们等过了奥运，警方对民间的严密维稳稍有松弛之后，开始紧锣密鼓地为一个叫做《零八宪章》的文本征集签名。

零八宪章

他们最终决定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诞生六十周年的12月10日发布《零八宪章》。

12月7日，刘晓波去看望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重病在床的丈夫蒋培坤，他兴奋地向蒋培坤讲述《零八宪章》的修订过程，还有收集签名的一波三折。离开时，刘晓波对丁子霖说，《零八宪章》的工作将告一段落，接下来要着力为天安门母亲团体申请诺贝尔和平奖。

12月8日晚上9点多，刘晓波家楼下逐渐聚集起许多警察。晚上11点左右，十多名警察敲开刘晓波的家门，在他面前举起一张涉嫌罪名栏为空白的拘留通知书。刘晓波被带走，警察在他家查抄了整整一夜。

刘晓波的海外同伴得知消息，第二天便通过互联网公布了《零八宪章》文本，以及第一批303人签署者名单，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开始了联署的公开征集阶段。

因这位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中的标杆人物时隔近十年第四度被捕，《零八宪章》迅速点燃舆论。不仅《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者们积极为刘晓波呼吁，大量普通网友也在当时审查尚不十分严密的国内互联网用各种方式转帖《零八宪章》文本。联署组织者公布的邮箱在黑客攻击和假冒不断的情况下，仍在第一个月内就征集到超过八千个签名，创下1989年之后联署行动之最。

尽管《零八宪章》联合体制内外改革力量的本意最终没能实现，但第一批303人名单仍然涵盖当时大多数富有名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多年来涌现出的中青年民间力量。

《零八宪章》发布后，签署者纷纷受到警方施压，仅十日内就有约60人遭遇传讯和监控，但除刘晓波外无一被捕。正因如此，很多人乐观地推测，过了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日子，刘晓波兴许就会被放出来。

2009年的6月4日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20天后，新华社发出消息，称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这是刘晓波被捕半年多来官方发布的第一条正式消息。

人们开始主要分成两种意见：一种仍认为刘晓波可能在某一天以“取保候审”的方式低调获释，这是中国官方终结小型维稳案件的常见方式；另一种则调整了预期，猜测刘晓波可能会被判刑三到五年。按照中国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期一般为5年以下。

在所有参与预测刘晓波案结局的人中，刘霞总是最悲观的一个，她的猜测是10年。

最终的结果是11年，4015天。《零八宪章》全长4024个字，一个字差不多就是一天刑期。这在胡温上台以来的宽松氛围中，是让人瞠目结舌的重刑，官方通过这个刑期，对民间亮出的底牌给予了强硬回应，而非和解促成政治转型。

刘霞则说：那我就当作他是被判了1年吧。她再一次，独自踏上了奔波路。

在刘晓波被捕后的2009年，民间力量无论是否参与《零八宪章》，都受到一系列的打压，比如传知行、益仁平和爱知行都遭到政府部门骚扰，公盟更受税案重创；多名川震豆腐渣校舍揭露者被逮捕；李和平、江天勇等维权律师不是被吊销执照就是实际失去代理案件能力。

但抗争者们也没有因此陷入低潮，他们甚至因此相互识别，形成了松散的异议共同体。人们在网上骄傲地宣布自己刚发了邮件参加《零八宪章》联署，又分享各自因此被约谈的经历。刘晓波宣判时，推特中文圈满屏飘起象征支持他的黄丝带。

那是一种奇异的氛围，民间带有悲愤的情绪，但又对志同道合者的显现充满兴奋。这种氛围也传递到了刘霞，前来看望她、陪她谈笑的友人络绎不绝。

“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

2010年1月，刘晓波被重判后，国际笔会美国分会提名他为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随后，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发起人哈维尔，也与达赖喇嘛等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道，联名支持刘晓波当选。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争取和维护中国基本人权所进行的长期的、非暴力的努力”。诺委会特别强调，人权与和平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人权是诺贝尔在遗嘱中所提出的“各国间友爱”的先决条件。

两天后，刘晓波与刘霞在监狱见面。得知这个消息，他失声痛哭，“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六四”始终是刘晓波灵魂中无法愈合的伤口。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是14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

正因着这种诚实和自省，在历经多年精神打压和身体监禁后，刘晓波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在持之不停的思考中变得愈加温和和谦卑。

2009年12月23日，入狱前夕，他写下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这篇陈述，在12月10日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上，由挪威女演员、导演丽芙·乌曼（Liv Ullmann）向全世界朗读。当天，刘晓波的所有直系亲属都被禁止出国，没有人能代他领取奖章和证书，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演讲完毕后，将奖章和证书放在了一张空椅子上，全场来宾三度起立，报以长达50秒的掌声。

然而，这张空椅子永远等不来刘晓波了。

7月13日傍晚，即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第51天，他在沈阳的医院里去世。遗体在警察保护下被秘密运往殡仪馆，家人继续受到严密监控。

2000年1月，刘晓波在给好友廖亦武的信中写道：“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

在他自己成为殉难者的这一晚，北京狂风骤雨、电闪雷鸣，甚至下起了冰雹。

“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作家翟明磊在诗句中称刘晓波是“‘六四’死的最后一人”。伴随着这场举世目睹的死亡，同时告别的，仿佛是他身后的一整个时代。

2010年10月12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四天，当时中国最知名的时政论坛 1984BBS 被迫关闭，只留下一个静态首页，写着:“若干年前的好友们，我们终会再见面。”

七年来，这个页面都没有再更新。但现在，它挂上了刘晓波的相片和讣告：“昊天不吊，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韬光。”

注：本文部分内容来自赵思乐即将于今年10月由八旗文化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她的征途》（书名暂定），并参考了余杰先生所著的《刘晓波传》（2012年，台湾，时报出版）、刘晓波先生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992年，台湾，时报文化）和许知远先生所著的《抗争者》（2013年，台湾，八旗出版），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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