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的信：一個殉難者的出現會改變民族的靈魂

親愛的鬍子或禿頭：

夜以繼日地讀你的《證詞》，劉霞讀得快，我讀得慢。一目十行與逐字領會之間，你應該知道哪頭更熱吧。以後你再豬腦子，也該知道對誰應該坦蕩，對誰應該曖昧了吧。

與你四年的牢獄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稱不上真正的災難，第一次在秦城是單人牢房，除了一個人有時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8個月在香山腳下的一個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沒有自由，其他什麼都有。第三次在大連教養院，也是獨處一地。我這個監獄中的貴族無法面對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聲稱自己三進三出地坐過牢。其實，在我們這個非人的地方，想有尊嚴只剩反抗一途，所以坐牢只是人的尊嚴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沒有什麼可炫耀的。怕的不是坐牢，而是坐過牢之後，自以為可以向社會討還血債，號令天下。

我一直知道「六•四」後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這樣的風雲人物重，獄中的條件之惡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沒有看到你的《證詞》之前，這只是一種感覺而已。《證詞》才使我能夠真實地觸摸到「六•四」悲劇的真正受難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着。什麼都可以過去，但無辜者的血淚是我心中永遠的石頭。沉重，冰涼，有尖利的稜角。
《安魂》是一首真正的詩，比《大屠殺》還好。

與其他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例如方勵之能走出美國大使館，或趙紫陽能夠在下台後仍然主動抗爭，或北島不出國。「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人的善良和堅韌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惡與懦弱是無法想像的，每當大悲劇發生之時，我都被人的邪惡與懦弱所震驚。反而對善良與堅韌的缺乏平靜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為了在一片黑暗中讓真實閃光，美是真實的凝聚點。而喧囂、華麗只會遮蔽真實。與這個聰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歐洲那樣，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陸地就是家園了。我們是靠生命中僅存的心痛的感覺才活着，心痛是一種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狀態。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時，它仍然不識時務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憶時，它記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寫給劉霞的詩：「一隻螞蟻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腳步。」

我沒見過你的姐姐飛飛，她該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你的筆使我愛上了她。與亡靈或失敗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掃墓時，代我獻上一束花。

曉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