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 深度

異鄉人—楊靜:我在香港八年,搬了十次家

在有 Airbnb 之前,我已經養成類似習慣:在本地房屋租賃網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樣看我租不起的單位……


在貧富懸殊、寸金尺土的香港,住房一直是難題,有人花費千金換來豪宅,有人日日躋身狹小的套房、板房、天台屋。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貧富懸殊、寸金尺土的香港,住房一直是難題,有人花費千金換來豪宅,有人日日躋身狹小的套房、板房、天台屋。 攝:林振東/端傳媒

Airbnb 剛出來的時候,我正好剛把年假用完,哪裏也去不了。但還是每日午休都趴在辦公室電腦上,隨便鍵入一個城市的名字,一頁一頁看那一國的人住得怎麼樣,越看越有一種飢餓感,只覺得全世界都在寬敞明亮的大房子裏,從雅典到克拉科夫,從釜山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好像人人都有看得見風景的窗,甚至本身已是風景的陽台。

這當然不可能是真的,只是我慾望不能滿足後,在心裏堆砌的蜃樓,誰讓我住在寸土尺金的香港,只能望梅止渴。在有 Airbnb 之前,我已經養成類似習慣:在本地房屋租賃網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樣看我租不起的單位,並不需要在半山或是有海景,隨便一個市區一居室就可以花掉我三分之二的月薪,那往往還是裸房——「家具」就是一台空調,一個馬桶,有時可能有個舊冰箱。

然而就是在這居不易的香港,我竟像野草一樣長了八年,算起日子來自己也吃驚。八年,說短不短,換過幾個男朋友,幾份工作,但換得最多的,還是住的地方,剛好十次。那固然是客觀使然,租約到期,或新工作距離太遠,不得不另覓新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搬家與轉工、失戀相比,心理成本最低,每一次「重新做人」只需要一個新的門牌號。

長洲。
長洲。攝:陳焯煇/端傳媒

長洲「山邊道」

長洲「山邊道 2B」是我第三次遷居的門牌。搬去離島實屬意外,研究院畢業後,本來男友說好要從家裏搬出來和我租單位同住,可事到臨頭,他被家人勸服,決定把給別人交房租的錢省下來,好以後實現「結婚、買樓、湊仔」的香港三部曲。

就這樣預算從八九千驟降至四五千,搜索範圍從油尖旺、觀塘直接轉回新界村屋。男友有個同事住在長洲,每天搭輪渡來回上班,好像也很開心的樣子,我聽說後也動了心。在預算上又填五百,從碼頭一路直上,途徑馬會和觀音廟,租下一間四五百呎的小公寓,附帶房頂露台。

一住就是一年,日日在島上閒晃,連公共圖書館門口躺着的紅眼癩皮狗都熟悉我。如果不算交通,住離島還蠻舒服,朝早行下山在兩家名稱極相似的茶餐廳選一個——或者在「得得米線」吃,或者在「得得好」吃,連菜單都差不多。午間可以從圖書館拿本書去海邊看,餵飽蚊子以後回家打遊戲,晚上餓了,再頂風下山,去碼頭邊買碗滾燙的生菜魚肉湯溫暖一個人的夜。

可生活不只是吃飯與讀書,有日我丟了所有的鑰匙,島上鎖匠上門換鎖,一遍換一遍打聽我的工作、收入,大門搞定後,他忽然說要看看臥室門需不需要修理,執意要進去。我夏日本就汗多,那時硬是又嚇出多一層汗,直說男朋友馬上回家,幾乎趕他出去。那一晚我發了幾個夢,無非是有人上門行兇。醒來後,我忽然想如果噩夢成真,不知過多久才會有人發現我的屍體——男友那時已準備和別人共譜三部曲了。

剛好死約結束,我去仲介那裏交了鑰匙,房東多收了我五百塊,原因是天台我沒怎麼打理,長出大把雜草。再搬才發現實在苦差,幾個大行李拉下山簡直高危。可我在長洲的朋友老年人居多——你試試在白日的長洲找一個不是遊客的年輕人出來,他們都坐早班船出去返工了。一個阿婆建議我僱碼頭苦力,那是每天從船上裝活卸貨的壯年男子,上身赤裸黝黑,肩膀都是繩子勒出的紅印。我在碼頭轉了幾圈,實在無法開口讓別人幹這份苦差,只租了一架手推車,來回六次,終於大功告成——船到中環的時候,搬家公司的車已經在等我。我渾身臭汗,不住安慰自己如此可以省去額外搬家費1000塊。

佐敦白加士街。

佐敦白加士街。攝:林振東/端傳媒

佐敦白加士街

下一站不遠,是我在 expat 網站上看到的合租公寓。座標佐敦白加士街,走去百老匯電影中心,如果不迷路大概15分鐘。室友是個剛到香港的美國男孩。房東據說經營家具生意,故此一室二廳都是精緻裝修。客廳牆上掛了一面大大的星條旗,室友每天坐在旗下的沙發上,研究如何衝出油尖旺。

他是剛從麻州畢業的經濟系學生,畢業後馬上找到位於香港的一家投資銀行的工作,月薪是我兩倍,但總是覺得自己窮,把佐敦稱為 ghetto。我們住的大廈,樓下有麻將房和夜總會,隔壁是上海街大牌檔,有次我要去廣州出差,清晨5點下樓,發現整條街的小吃店都已經開了——據此我推斷他所謂 ghetto,可能就是旺角的人間煙火吧。

但住得久了,漸漸我才明白,他的對比對象是愉景灣、赤柱他老闆和同事家,坐地鐵一站可以到 IFC 辦公室樓下的 expat 住宅區,而「住在佐敦」在他的圈子裏是蠻丟人的事情,就好像歐洲和東南亞的差別。剛搬進來的時候,他幾次邀請我一起逛超市,我以為要培養感情,久了他才說,ghetto 的商店可能看他是白人,要耍詐多收他錢,哪怕明碼標價他也疑神疑鬼。

沙田新城市廣場。

沙田新城市廣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沙田新城市廣場

大概住在那裏兩三個月吧,因為性格實在不合,我戀戀不捨離開了佐敦。又打電話給搬家公司,來的是同一個司機,我和他說去沙田新城市廣場的時候,他語重心長教訓我:「家就是睡覺的地方,有一張床就可以了。你何必總要住那麼好,離地鐵遠一點,房子小一點,平很多。」我看看一室二房要住三個女生的新家,實在不明白為什麼這還算住得好,但明白他是好意,就靜靜地聽,還存下他的號碼,備註「綠 van 司機應該是好人」。

兩個女生很好相處,她們都是記者,一個輪早班,一個輪夜班,週末都在補覺,很難湊在一起。我記得我和其中一個女孩都喜歡吃辣,有幾次我回來的早,會去沙田中心的譚仔買米線外賣另加一個紅油木耳,等她一起吃。

沙田新市鎮是中文大學學生乃至畢業生常租的地方,因為離學校近,交通太過方便。一出地鐵,就是新城市廣場,第一期、第二期,然後又像八爪魚一樣由好多小商場蔓延出去。小型商場沒有 Zara、沒有周生生,店舖門口總是貼着 “final sale”,過幾天就換了招牌,衣服和飾品堆在一起,價錢要平過隔壁新城市廣場好多成。這裏的食肆也走經濟實惠路線,除了譚仔和他三哥,還有一些放題壽司和牛肉火鍋。每個小商場樓上都是二三十層高的住宅樓,這就是說想要回家的話,我們必須日日穿山越嶺行商場。

雖然從家到地鐵站出口只有8分鐘,可心理上那是一段很長的距離,要和無數人擦肩。最可怕莫過於週末和大小節日前後的日子,新城市的底座中央總會搭建一些旖旎的裝置藝術品,不是豔紫就是粉紅,蕾絲、紗網、蝴蝶結,一個不少。也有遊客會站在這些不知道是佛塔還是涼亭的東西前自拍,算是到此一遊的見證。或者曲裏拐彎行多陣,會有個小玻璃門領你去史努比樂園,也就是一個中型露台上的大型玩具擺設,每日都能看見有人在玩偶前排隊,不知道是等着做什麼。

早幾年新城市一期就有一家商務還是大眾書局,後來被趕去一田百貨樓下賣母嬰商品那層,走過去就已經累半死,尤其過莎莎那段路,偶爾要和路人行貼面禮。家居廣場宜家(IKEA)下面也有家專賣 lifestyle 書的小店,然後就是只播大片的 UA 沙田,如果不計沙田大會堂,文娛設施只得這麼多,說到底新界這方面的資源遠遠落後港九。

我們的房子是兩個女孩還是中大學生時候租下來的,畢業了,她們的工作一個在觀塘一個在黃竹坑,坐巴士過去,尤其夜班的時候,很辛苦。沒多久,我們就準備一起搬走了,她們目標向南,去到調景嶺,那房間大小適合白領上班族,又可以通去港島線或觀塘線。而且厭倦了人口密集的沙田市中心,去個只有一間超市的住宅區,聽上去還蠻刺激的。

大圍名城。

大圍名城。攝:林振東/端傳媒

大圍名城、公寓式酒店、紅磡劏房

我則因為在火炭工作,要留守新界東,開始從大圍到大埔看房。印象比較深是大圍名城的房子和馬鞍山的某公寓式酒店。兩處都是月租近兩萬的精品住宅,卻硬生生被中大、城大、浸大的學生改造成宿舍風——酒店臥室、客廳架起上下床,一個單位可以住五六個人,每個人平攤的租金於是只有三千左右;名城原本設計為書房的小房間變成單間,飄窗則改成沙發座,而大客廳架起窗簾又是一件臥室。我那時才發現身邊光鮮亮麗的中國學生原來居住得如此艱苦,很佩服他們的生存能力。

還有一次去到紅磡一個類似劏房的單位,房間面積最多80呎,天花板低得讓人窒息。想要轉租給我的女孩好心介紹各種收納秘笈,從桌底、床下、門口、牆上變魔術一樣拉出一堆行李,我呆呆站在那裏,不知道怎麼拒絕她。從她的房間出來,沿着走廊走一圈,是個扇形,扇心是公用廚房和廁所,因為不通風,油煙就憋在過道;扇沿則是四五間類似我才剛參觀過那樣的小房間,床和小櫃子緊緊抱在一起。

一直到走到街口我才覺得從密室逃出來,燈火通明的黃埔花園外,食肆生意一家好過一家,已經快十點,店裏還是坐滿了年輕的學生,不知她們是太餓,還是不想回家。

後來我找到九肚山住宅區一個好房子,房東投資買房後出國工作,把房子低價租給自己的朋友,朋友又和我合租。山上的空氣格外好,離辦公室大概15分鐘腳程。不久,我工作的地方搬回大學,我又輾轉去太和、馬料水與朋友一起住,都是快樂時光,之後搬來搬去,直到暫別香港,都沒再離開新界。

臨時家庭,隨時重新來過

回想當初來香港的時候,我沒有料到自己會在這個都市駐足這麼久,總覺得可能要走,因此無論是工作還是私人感情,下意識地不願給予太多承諾,以備真的要走時,可以輕鬆上路。後來這樣已經成了習慣,別人聽起來好麻煩的搬家,我八年就搞了十次,每次只要半天收拾行李,因為覺得大部分東西都可以丟掉,搬到最後就是書和衣服,而如果需要,連它們也可以不要。

每次我都以為搬新家是重新開始的好機會,可以抹掉不喜歡的自己,重新寫個好故事,但還來不及提筆,已經有新的麻煩撲面而來——村屋裏的蟑螂、忽然要漲租的房東、壞掉的空調、要離開香港的室友……只好在本就糊塗的人生中,繼續寫更加荒誕好笑的篇章。而我以為只是我人生短短一站的香港,就這麼緊張密集地滲透了我的生活,悄悄藏在縫隙裏。

某程度上這有點像先結婚後戀愛的老電影,或是哈金小說結尾的恍悟,身邊人才是最好的。整個都市來來往往,歷來流動率高,天南地北的遊子搭伙討生活,都明白暫無可能買樓置地,於是東拼西湊建造臨時家庭。聽朋友說起在北京常常被房東或仲介欺騙,就暗自慶幸香港終究還在的契約精神。而在歐洲一到晚間與週末就斷飲斷炊的慘景,方讓我明白可以什麼都丟掉再隨時重新來過的香港,其實真是絕無僅有。

雖然我已經掉了七個手機,但感謝 google contacts,如今身在異國,我還是能在通訊錄裏找到「綠 van 司機應該是好人」、沙田中心譚仔外賣電話,和大部分室友與鄰居的聯絡方式——不知大她們是否還記得那個邋遢混亂的我?

(楊靜,特約撰稿人,現旅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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