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照興：老城區大清洗，他們如何馴服中國當代城市生活？

創意和城市的活力能否被「規劃」出來？

通過空間 / 身體的馴服，城市生活也遭馴服了。就如挪亞遇到的大洪水，經此洗禮，告別那個狂野的中國當代城市的「史前」時代。

我有陣子常去的北京三里屯北區熟悉的面館，就在前幾個月某一天，店主接到通知，說因店鋪違章，明天就要來拆店。過了一天，黃色的重型泥頭車就朝店面舉上長長的手臂。

那是一家灰色混凝土配以簡約木桌、設計師小黃燈的小館，在習慣從俗的小片區中嘗試確立一點審美上的新意。

在上海，另一位朋友在情調優雅的復興路開的小餐館，走的是潮州打冷式的居酒屋路綫（有聽過這種路綫嗎？），設計特色是小店中間竟保留了一棵穿越天花的大樹。重新續約不久，又收到整個路段要整治違建的通知。結果是一整列面街的小店，或是被混凝土封起關門，或是封了靠街一面，要繞到院子側門出入。

最亂也最精華

十多年來，青春或已不太青春的身體還可繼續爬上吧台跳舞。

鏡頭又回到三里屯，今次是被戲稱為髒街的酒吧街旁、接連太古里邊上的後街路段——這是三里屯區最亂也最精華的一段，毗鄰就是最潮的國際名店，和具代表性的精品酒店。

但繞一個彎，就是街頭食檔（晚上帳篷下的關東煮和烤串）、DVD店、紋身店、情趣用品店、美甲的賣酒的販煙的。每遇下雨，這裹都成為澤國。可青春人類還是在這川流不息。

一街之隔，如銀座極速穿越曼谷考山路。惡名昭著的青年酒店酒吧就在這兒，十多年來，青春或已不太青春的身體還可繼續爬上吧台跳舞。經過破敗的居民樓入口進入民居二樓，突然就有間網紅人氣山西面館。

夏夜或是不算最凍的冬夜，附近的天堂超市及其街外還是聚滿各國人潮。初頭賣的進口啤酒，後來因應市場轉變，又多了單麥威士忌。最後，原址則再變身成更為趨時的Cocktail Bar。就如當年通過三輪車賣CD推動進口音樂，這裹成為中國酒類消費市場的風向標。而最初的老板，是個坐過牢的京漂。中外顧客有領事館的，有來華工作的，也有現在什麼也不是只混在這的。

告別狂野的「史前」時代

按「依法治國」的邏輯，這一輪清洗甚至得到不少掌聲。

推土機把髒街推掉的新聞圖片，很快又刷爆朋友圈。然後是三里屯酒吧街北段、抑或方家胡同周邊。那速度都快得驚人，像昨天這店不好好仍在那裹？怎麼今天就什麼也沒有了？

再來是之前上海的古羊路、永康路、陝西南路⋯⋯接近的時間節點，兩個大城市曾經活躍的個性化小店街區，那些野蠻生長而成的混搭凌亂生活氛圍，彷彿遭遇到源自同一股力量的城市整改「大洪水」。相對於前者的 chaos，後者將會是一個 docile 城市: 通過空間 / 身體的馴服，城市生活也遭馴服了。就如挪亞遇到的大洪水，經此洗禮，告別那個狂野的中國當代城市的「史前」時代。

大洪水的「正確性」，在很多情況下都站得住腳。按「依法治國」的邏輯，這一輪清洗甚至得到不少掌聲。最常見的支持理據是：違法就是違法，這沒什麼好說的。所指是拆城的理據，一般為建築違規（上海舊城區的理由一般是要使建築物恢復未違建前的原狀，所以是歷史保育為由）；也有些是指住改商（編注：將住房改成商用房）的不合法，另外則有街區原屬的單位，要收回物業改變用途。

叫好的掌聲來源，還包括認為自己一直被冒犯的原住民及其同情者：他們認為以上小區經營的各種店，無論是否合法，都在打亂居民的生活，更甚是引致環境惡化（如衛生、噪音、治安等）。

發生在這兩地的新一輪街區拆改，後來即被記錄在廣為流傳的帖文之中，如《大量街邊店相繼消失：上海正在失去它的溫度》、《死街：上海的城市改造》，評論雙方的觀點都能在留言中看到。

中國大城市的規劃兩難？

日後得以留在城中心的，將會是「被揀選」的一眾。要規整光鮮？還是混亂活力？或是兩者可尋到兼容？

但顯然，空間清洗的好壞處只是談論大洪水的其中一個維度。它沒法呈現因空間的拆改而拒絕了的文化養成及城市生態議題。甚至乎，我們可以看到，發生在北京、上海的，其實同時發生在香港：

我們正面臨一個社會上的 undesirable 或 untamed，都要被整治、被馴化、以至排拒於外的局面，從北京的小攤販、小市集外來人口，到上海的窮酒鬼，再到香港的搖滾樂迷。當說北京的獨立音樂正在消失，樂迷再無當年那麼起勁，首先的動因是如鼓樓東大街上的 MAO Livehouse 那類場地沒了；上海那地理上真正稱得上「地下」的防空洞酒吧也關了。永康路自發生長的酒吧區（那裏也混雜了麵包房、拉面檔等，不純是酒吧街），後來竟有發展商想要邀請這些關門的店進駐一個新商場讓它復原！

這正是此新一輪城市管治規劃的核心：街區整治、挑選、淘汰與重組。把店鋪搬進可方便管理統一經營的商場。把不想要的人群及其生態排拒於外。

從宏觀發展而言，兩種來自官方的規劃藍圖對應着這場造城運動。一面是北京的首都外延規劃，通過對三環以內的整治，勞動力邊緣群體的外遷，使北京的中心更進一步馴化（房產發展也利益再分配）。另一面，對應上海的則是《上海 2040 》的大上海藍圖（編注：《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草案)》，簡稱《上海2040》），在未來二十多年內令上海大變身，成為亞洲的新心臟——可能是新加坡模式而非紐約模式——這看來和我們向來相信的城市活力來源及如何構成有機街道的說法背道而馳。

根據這規劃，以北京而言，不被歡迎的北京市井被趕走：那包括大紅門市場、潘家園舊貨市場、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甚至簋街、五道營胡同，都面對不同程度的改造或店商遷移，而運用的手段卻不敢恭維：譬如說不讓街上泊車以杜絕客流。

老城中心區的清洗，是為配合北京周邊城區的萌生，達至一次北京人口、資源的轉移與重新分布。通過多個民間貿易市場的搬移，同時挪走賴以為生的密集勞動人口（不少商貿市場周邊同時養成不同居住圈，因外來人口同時住在市集周邊）。過濾了「不被選擇的北京居民」。而日後得以留在城中心的，將會是「被揀選」的一眾（北京中心城區的中產化）。而這選擇過程，又以生活條件、身份、地位、經濟能力和生活品味來劃分。

再往城中心裹去探究，北京三環以內的胡同區，日後胡同當不致被拆毀，可是它的存在方式極可能出現大變。它們或成為時尚街區、創意小巷、低密度住宅，各種廣義上的升級生活空間。新的功能及社區形態，來自重整的北京城市淨化過程，它呈現的同樣是中國大城市的規劃兩難：要規整光鮮？還是混亂活力？或是兩者可尋到兼容？

狂野北京的一去不返

那低廉的租金也正好容許小型獨立書店或一人咖啡室的生存。

當王軍十多年前的《城記》從北京城牆歷史切入，訴說老北京的消亡而引發爭議之時，新一代的「城記」要記載的，也許是當代狂野北京的一去不返。

這種城市發展的矛盾，從來貫穿我的北京城市記錄。最早勾起研究興趣，固然是1990年代初剛開發的三里屯酒吧街及三里屯南街的小舖，那可以說是一個有待蓬勃發展前的黎明。第一代的酒吧咖啡室、爵士俱樂部、打口碟，後來的書蟲吧、電音夜店相繼出現。它的混亂，與五道口圈的大學社區生態，成為日後整個北京新文化氣息及流行文化傳播的大本營，也可說是狂野北京的代表歲月。

2000年，當我在還算安靜的南鑼鼓巷「過客」喝着酒，在中央戲劇學院周邊張看美女之時，聽聞各間四合院的改建計劃，意識到更大的變化要來。眼見上海新天地保育式開發的成功（其實是以老式懷舊作為宣傳開發賣點），然後是798、後海、南鑼鼓巷的主題式旅遊開發。

彼時，人們還可以跑上胡同房子的樓頂看風景，在小巷破屋的深處傳出電音。就算是多大牌的演出者，愚公移山的場子就那麼小，也因為小，大家就易熟起來。那低廉的租金也正好容許小型獨立書店或一人咖啡室的生存。在亂七八糟的開幕中結識，而後分享各自的計劃，找到合作者、策展人、出版人、演出展覽場地、在籌備電影的演員、新的工作，或者伴侶——對比今天常說的，在北京商圈的咖啡店中，都聽到鄰座在談創業投資，A輪B輪。

人的尊嚴和安全感去了哪裏？

像河南駐馬店車禍的馬路邊人那樣，選擇看不見，以免自己那脆弱的舒適圈被打破。

創意和城市的活力能否被規劃出來？是否起一個叫「創意園區」的項目，搬進來就會有創意？是否街邊從此找不着小食攤？ 夜店得在 10 點鐘關門（之後請走後門）的大型商場中存活？

城市被高度規劃的好處，在於它的結果看來是生活的優化，表面環境的提升，這漸次成為一種城市生活的交易。所以才有同樣不少對種種規劃說出的、看來是發自人民本身的真心話：規劃整治挺好的啊！——是的，不能否認這部份觀點有理，人們都渴望不用管那麼多，自己放手享受，把不潔之物挪開。這心態已非《1984》 中面對高壓統治的有意識反抗；甚至也非赫胥黎《美麗新世界》那種被矇在鼓裹才覺得幸福；而是像河南駐馬店車禍的馬路邊人那樣，選擇看不見，以免自己那脆弱的舒適圈被打破。

可城市的文明及活力，除了空間整治優化，也在於它得以催生的可能性，各種因混搭而碰撞的機會，因小本而可維生的經營，乃至對非傳統或更前端思維及創作的鼓勵。

而常常被忽略的還有：人本身。在整治的過程中，人的尊嚴和安全感又到哪裹去？粗暴的拆毀強調效率丟失了人性與公義。這是檢驗一個城市是否偉大與文明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而非光看城市又多蓋了幾幢高樓，GDP 又增長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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