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照兴：老城区大清洗，他们如何驯服中国当代城市生活？

创意和城市的活力能否被“规划”出来？

通过空间 / 身体的驯服，城市生活也遭驯服了。就如挪亚遇到的大洪水，经此洗礼，告别那个狂野的中国当代城市的“史前”时代。

我有阵子常去的北京三里屯北区熟悉的面馆，就在前几个月某一天，店主接到通知，说因店铺违章，明天就要来拆店。过了一天，黄色的重型泥头车就朝店面举上长长的手臂。

那是一家灰色混凝土配以简约木桌、设计师小黄灯的小馆，在习惯从俗的小片区中尝试确立一点审美上的新意。

在上海，另一位朋友在情调优雅的复兴路开的小餐馆，走的是潮州打冷式的居酒屋路线（有听过这种路线吗？），设计特色是小店中间竟保留了一棵穿越天花的大树。重新续约不久，又收到整个路段要整治违建的通知。结果是一整列面街的小店，或是被混凝土封起关门，或是封了靠街一面，要绕到院子侧门出入。

最乱也最精华

十多年来，青春或已不太青春的身体还可继续爬上吧台跳舞。

镜头又回到三里屯，今次是被戏称为脏街的酒吧街旁、接连太古里边上的后街路段——这是三里屯区最乱也最精华的一段，毗邻就是最潮的国际名店，和具代表性的精品酒店。

但绕一个弯，就是街头食档（晚上帐篷下的关东煮和烤串）、DVD店、纹身店、情趣用品店、美甲的卖酒的贩烟的。每遇下雨，这裹都成为泽国。可青春人类还是在这川流不息。

一街之隔，如银座极速穿越曼谷考山路。恶名昭著的青年酒店酒吧就在这儿，十多年来，青春或已不太青春的身体还可继续爬上吧台跳舞。经过破败的居民楼入口进入民居二楼，突然就有间网红人气山西面馆。

夏夜或是不算最冻的冬夜，附近的天堂超市及其街外还是聚满各国人潮。初头卖的进口啤酒，后来因应市场转变，又多了单麦威士忌。最后，原址则再变身成更为趋时的Cocktail Bar。就如当年通过三轮车卖CD推动进口音乐，这裹成为中国酒类消费市场的风向标。而最初的老板，是个坐过牢的京漂。中外顾客有领事馆的，有来华工作的，也有现在什么也不是只混在这的。

告别狂野的“史前”时代

按“依法治国”的逻辑，这一轮清洗甚至得到不少掌声。

推土机把脏街推掉的新闻图片，很快又刷爆朋友圈。然后是三里屯酒吧街北段、抑或方家胡同周边。那速度都快得惊人，像昨天这店不好好仍在那裹？怎么今天就什么也没有了？

再来是之前上海的古羊路、永康路、陕西南路⋯⋯接近的时间节点，两个大城市曾经活跃的个性化小店街区，那些野蛮生长而成的混搭凌乱生活氛围，仿佛遭遇到源自同一股力量的城市整改“大洪水”。相对于前者的 chaos，后者将会是一个 docile 城市: 通过空间 / 身体的驯服，城市生活也遭驯服了。就如挪亚遇到的大洪水，经此洗礼，告别那个狂野的中国当代城市的“史前”时代。

大洪水的“正确性”，在很多情况下都站得住脚。按“依法治国”的逻辑，这一轮清洗甚至得到不少掌声。最常见的支持理据是：违法就是违法，这没什么好说的。所指是拆城的理据，一般为建筑违规（上海旧城区的理由一般是要使建筑物恢复未违建前的原状，所以是历史保育为由）；也有些是指住改商（编注：将住房改成商用房）的不合法，另外则有街区原属的单位，要收回物业改变用途。

叫好的掌声来源，还包括认为自己一直被冒犯的原住民及其同情者：他们认为以上小区经营的各种店，无论是否合法，都在打乱居民的生活，更甚是引致环境恶化（如卫生、噪音、治安等）。

发生在这两地的新一轮街区拆改，后来即被记录在广为流传的帖文之中，如《大量街边店相继消失：上海正在失去它的温度》、《死街：上海的城市改造》，评论双方的观点都能在留言中看到。

中国大城市的规划两难？

日后得以留在城中心的，将会是“被拣选”的一众。要规整光鲜？还是混乱活力？或是两者可寻到兼容？

但显然，空间清洗的好坏处只是谈论大洪水的其中一个维度。它没法呈现因空间的拆改而拒绝了的文化养成及城市生态议题。甚至乎，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北京、上海的，其实同时发生在香港：

我们正面临一个社会上的 undesirable 或 untamed，都要被整治、被驯化、以至排拒于外的局面，从北京的小摊贩、小市集外来人口，到上海的穷酒鬼，再到香港的摇滚乐迷。当说北京的独立音乐正在消失，乐迷再无当年那么起劲，首先的动因是如鼓楼东大街上的 MAO Livehouse 那类场地没了；上海那地理上真正称得上“地下”的防空洞酒吧也关了。永康路自发生长的酒吧区（那里也混杂了面包房、拉面档等，不纯是酒吧街），后来竟有发展商想要邀请这些关门的店进驻一个新商场让它复原！

这正是此新一轮城市管治规划的核心：街区整治、挑选、淘汰与重组。把店铺搬进可方便管理统一经营的商场。把不想要的人群及其生态排拒于外。

从宏观发展而言，两种来自官方的规划蓝图对应着这场造城运动。一面是北京的首都外延规划，通过对三环以内的整治，劳动力边缘群体的外迁，使北京的中心更进一步驯化（房产发展也利益再分配）。另一面，对应上海的则是《上海 2040 》的大上海蓝图（编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简称《上海2040》），在未来二十多年内令上海大变身，成为亚洲的新心脏——可能是新加坡模式而非纽约模式——这看来和我们向来相信的城市活力来源及如何构成有机街道的说法背道而驰。

根据这规划，以北京而言，不被欢迎的北京市井被赶走：那包括大红门市场、潘家园旧货市场、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甚至簋街、五道营胡同，都面对不同程度的改造或店商迁移，而运用的手段却不敢恭维：譬如说不让街上泊车以杜绝客流。

老城中心区的清洗，是为配合北京周边城区的萌生，达至一次北京人口、资源的转移与重新分布。通过多个民间贸易市场的搬移，同时挪走赖以为生的密集劳动人口（不少商贸市场周边同时养成不同居住圈，因外来人口同时住在市集周边）。过滤了“不被选择的北京居民”。而日后得以留在城中心的，将会是“被拣选”的一众（北京中心城区的中产化）。而这选择过程，又以生活条件、身份、地位、经济能力和生活品味来划分。

再往城中心裹去探究，北京三环以内的胡同区，日后胡同当不致被拆毁，可是它的存在方式极可能出现大变。它们或成为时尚街区、创意小巷、低密度住宅，各种广义上的升级生活空间。新的功能及社区形态，来自重整的北京城市净化过程，它呈现的同样是中国大城市的规划两难：要规整光鲜？还是混乱活力？或是两者可寻到兼容？

狂野北京的一去不返

那低廉的租金也正好容许小型独立书店或一人咖啡室的生存。

当王军十多年前的《城记》从北京城墙历史切入，诉说老北京的消亡而引发争议之时，新一代的“城记”要记载的，也许是当代狂野北京的一去不返。

这种城市发展的矛盾，从来贯穿我的北京城市记录。最早勾起研究兴趣，固然是1990年代初刚开发的三里屯酒吧街及三里屯南街的小舖，那可以说是一个有待蓬勃发展前的黎明。第一代的酒吧咖啡室、爵士俱乐部、打口碟，后来的书虫吧、电音夜店相继出现。它的混乱，与五道口圈的大学社区生态，成为日后整个北京新文化气息及流行文化传播的大本营，也可说是狂野北京的代表岁月。

2000年，当我在还算安静的南锣鼓巷“过客”喝着酒，在中央戏剧学院周边张看美女之时，听闻各间四合院的改建计划，意识到更大的变化要来。眼见上海新天地保育式开发的成功（其实是以老式怀旧作为宣传开发卖点），然后是798、后海、南锣鼓巷的主题式旅游开发。

彼时，人们还可以跑上胡同房子的楼顶看风景，在小巷破屋的深处传出电音。就算是多大牌的演出者，愚公移山的场子就那么小，也因为小，大家就易熟起来。那低廉的租金也正好容许小型独立书店或一人咖啡室的生存。在乱七八糟的开幕中结识，而后分享各自的计划，找到合作者、策展人、出版人、演出展览场地、在筹备电影的演员、新的工作，或者伴侣——对比今天常说的，在北京商圈的咖啡店中，都听到邻座在谈创业投资，A轮B轮。

人的尊严和安全感去了哪里？

像河南驻马店车祸的马路边人那样，选择看不见，以免自己那脆弱的舒适圈被打破。

创意和城市的活力能否被规划出来？是否起一个叫“创意园区”的项目，搬进来就会有创意？是否街边从此找不着小食摊？ 夜店得在 10 点钟关门（之后请走后门）的大型商场中存活？

城市被高度规划的好处，在于它的结果看来是生活的优化，表面环境的提升，这渐次成为一种城市生活的交易。所以才有同样不少对种种规划说出的、看来是发自人民本身的真心话：规划整治挺好的啊！——是的，不能否认这部份观点有理，人们都渴望不用管那么多，自己放手享受，把不洁之物挪开。这心态已非《1984》 中面对高压统治的有意识反抗；甚至也非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那种被蒙在鼓裹才觉得幸福；而是像河南驻马店车祸的马路边人那样，选择看不见，以免自己那脆弱的舒适圈被打破。

可城市的文明及活力，除了空间整治优化，也在于它得以催生的可能性，各种因混搭而碰撞的机会，因小本而可维生的经营，乃至对非传统或更前端思维及创作的鼓励。

而常常被忽略的还有：人本身。在整治的过程中，人的尊严和安全感又到哪裹去？粗暴的拆毁强调效率丢失了人性与公义。这是检验一个城市是否伟大与文明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而非光看城市又多盖了几幢高楼，GDP 又增长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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