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巨星阿米爾．罕（Aamir Khan）的新作 Dangal（《打死不離三父女》／《摔跤吧！爸爸》／《我和我的冠軍女兒》）已在中台在上映。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去年底印度上映時就引發爭議。到了中國，同樣的爭議仍在上演——人們爭論：劇中逼着自己女兒練習摔跤的父親馬哈維爾（阿米爾．罕飾），是不是一個想通過綁架女兒人生來滿足自己畢生夢想的「直男癌」父權大家長？
爭議中，許多觀眾和評論人都體諒 Dangal 的處境。人們翻出阿米爾．罕曾經多次討論女權的真人秀節目《真理必勝》（Satyameva Jayate）和一系列融入了平等、自由理念的作品（比如激烈諷刺了包辦婚姻的《作死不離3兄弟》（《三個傻瓜》，3 Idiots），指出要在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下理解阿米爾．罕的良苦用心——在一個強姦、家庭暴力、包辦婚姻等等性別暴力習以為常的社會中，講述一位父親不想讓女兒成為生育機器，而是專心從事一份事業為國爭光的故事，是有進步意義的。
用「直男癌」形容 Dangal 可能不太公允。除了嘲諷印度地方上和國家官僚中的種種不公現象，阿米爾．罕也在片中試圖消解父權的神聖感——電影開場不久，厭倦父親殘酷訓練的兩姐妹就開始「非暴力不合作」；為了給孩子補充營養，馬哈維爾打破男女分工，自己架鍋煮雞肉；學有所成的大女兒吉塔回家時和父親比試，獲得了一場「弒父」般的摔跤勝利（儘管父親的權威後來又回歸了）；結尾時，本應該現身指導的馬哈維爾沒有出現，女兒獨自思考戰術戰勝了對手……值得一提的還有在中國上映時（因寶萊塢電影普遍太長）刪減的一段劇情：妻子問馬哈維爾孩子該怎麼嫁人，馬哈維爾回答說——我要把女兒培養得很優秀，她們會自己選擇自己的伴侶。
然而，如果拿 Dangal 代表印度婦女對平等的追求，也未免太過唏噓。它之所以具有女權意義，是因為它背後那段艱難的歷史：百年來，印度婦女為追求平等，投入民族獨立、國家建設和社會抗爭之中，又面臨種種壓制與反撲，每進一步，都異常艱難。
母親與妻子：是抗爭身份，也是羅網
在上百年的印度婦女運動史上，貫穿始終的是這樣一個爭議：印度女性是要和男人平權，還是和男性「和而不同」地「互補」？這一爭論圍繞着兩種女性形象展開：婦女應該是家庭中的妻子／母親，還是應該做獨立自主，擁有自己事業的女人？妻子與母親是印度婦女最早的動員身份。而這又意味着她們和傳統男權無可奈何地糾纏在一起。
在醞釀印度民族主義的19世紀中葉，生活中堅忍、持重、承擔家庭勞動的妻子和母親，成為了男性知識分子們用以指代飽受欺凌的祖國的象徵符號。「印地語文學之父」帕勒登杜．赫利謝金德爾（Bharatendu Harishchandra）曾經創作戲劇《印度母親》，劇中「母親」在一片黑暗中醒來，喚醒自己的孩子（印度人民），她安慰着窮困潦倒的孩子們，提醒他們多忍耐些就可以等到民族的復興，孩子們則輪流表示保衞母親的決心。印度母親的形象在19世紀廣為流傳，化為今天的著名愛國口號「印度母親萬歲！」（Bharat Mata ki jaya）——這次影片最後頒獎一幕中，觀眾們喊出的正是這句話。
早期的印度婦女活動家如拉瑪巴依（Pandita Ramabai）等人，更關注婦女的教育、福利、婚姻、賣淫問題。比如拉瑪巴依就創設婦女聖社（Arya Mahila Samaj）和「學習之家」（Sharada Sadan），為童婚寡婦提供教育機會。除了向政府請願推動婦女受教育權之外，她還發起婦女健康運動，使女性得以進入醫學院學習。然而這些社會改良呼聲，面臨着雙重壓力：漸進的改革效果不彰；逐漸興起的民族主義者開始視婦女權益為西方舶來品，對她們抱有敵意。世紀之交，印度婦女逐漸選擇擁抱「母親」形象，加入民族主義的抗爭中，爭取更大空間。
擁抱母親形象意味着強調女性生育、撫養、照顧家庭的價值，以此為基礎提高女性地位。但母親身份也同時意味着更多「傳統」價值——如純潔、保持操守，做丈夫的好妻子。印度獨立運動的女性領袖之一薩加爾（Manmohini Sahgal）就批判過一位民族主義者。他的妻子參與到獨立鬥爭中，光榮被捕，他生氣地寄信給她，信中寫道：「出獄之後就別回家了……儘管我為你的所做感到驕傲，但你沒經過我批准。」
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不合作運動，主張忍受痛苦，承擔道德義務，在「氣質」上和堅忍的母親形象不謀而合。然而甘地對婦女參與，乃至對婦女本身的態度仍然保守。1925年，孟加拉地區的國大黨組織了一些妓女參加不合作運動集會，甘地幾乎暴怒，在他看來，女性必須純潔，否則將玷污鬥爭的道德感。
女性加入不合作運動歷經艱難。一開始，她們只能承擔輔助工作，男人們則排斥她們。到1930年甘地組織「食鹽進軍」，婦女們直接向他抗議，才得以參與到鬥爭一線，直面警察和英印政府。不僅是甘地，就連崇尚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少革命者，也認為男女關係將損害革命鬥志， 從而不允許女性加入自己隊伍。同一時期，泰戈爾也以小說《四章》（Char Adhyay）抵觸激烈的社會革命，堅持「傳統」的社會性別。他通過男主角的視角暗示：持有激烈革命觀的女主角離經叛道，不適當地失去了自己的女性氣質。
於是，走向民族解放前線，並不意味着改變印度婦女在家庭中的身份，她們一面抗爭，一面在男性目光下，被期待為堅忍的母親、順從的妻子，革命者的伴侶——而非革命者。
Dangal 正是跳脱出了傳統上的妻子—母親身份。馬哈維爾沒有要求自己的女兒成為母親，成為妻子，而是成為擁有專業技能的獨立女性。在印度婦女的平權歷史中，男性甚至連「獨裁」的指手畫腳都意興闌珊，阿米爾．罕飾演的獨裁、父權的馬哈維爾，反而是多少能體諒女性辛苦的「罕見」角色了。
民族主義排拒「西方」女權主義
印度婦女面臨的壓迫，往往被視為一整套封建的「社會文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文化」並不是「自古以來」的產物，甚至是在現代印度民族獨立的歷史中，或多或少詭異地得到了加強。
百年以前的印度，完全是英國殖民地。印度民族主義從開始便無法和英印統治正面抗衡，轉而追溯偉大的「文明傳統」，希望在文化上抵制「歐洲式」的生活方式，對於和歐洲傳教士、殖民地政府保持着關聯的婦女運動，印度知識分子們戒心滿滿。1891年，英印政府試圖將女子合法性行為年齡從10歲提升到12歲時，民族主義領袖提拉克（Tilak）就表示了反對。在很多人看來，諸如寡婦殉夫（sati）、童婚等等習俗，無論多麼不符合現代標準，都是印度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面臨歐洲文化入侵的前沿戰場。
由是，印度獨立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一種反對社會革命的保守性質，儘管改良社會一直是運動主旨之一，但國大黨人對社會的想像，尤其是西化的改革議程，長期以來都有所保留。這種在「民族傳統」和社會革命之間的徘徊，同樣發生在婦女運動領袖身上，如帶頭參與不合作運動、最早被警察抓捕的婦女領袖奈都（Sarojini Naidu）等人，都否認自己是歐洲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拒絕以「男女都一樣」想像印度婦女的覺醒身份。
但印度獨立運動中，仍然有不少婦女選擇了激進道路。既然男性的激進組織不接納，不少婦女就自行組織。1931年，兩位十來歲的女孩高希（Shanti Ghosh）和喬杜里（Suniti Chaudhary）刺殺了地方上的治安官。次年，另一位婦女瓦迪德爾（Preetilata Wadedar）襲擊了加爾各答的一處英國俱樂部，並在面臨拘捕時服毒自殺。與此同時，更多婦女開始組織工會、罷工。剛成立不久的印度共產黨也開始吸收女性成員——儘管男性幹部們不願意相信她們。這些激進行動展現着獨立意志與行動力，卻沒有得到主流社會認可。
印度的獨立運動主流，是甘地和格末拉夫人（Kamaladevi）等人動員農民和農村婦女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國大黨內，雖然有尼赫魯等人提出民主社會主義式的現代化理念，然而婦女在其中仍是輔助角色——農民運動建立了大量奶牛保護會、種姓會、鄉村五老會，女性的基層組織卻仍然較少；而民主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議程，則不包括改變印度家庭的生活模式。
從19世紀末到1947年，印度婦女從社會革命起步，加入民族革命。然而民族革命沒有帶來預想中的社會全面變革，婦女在印度獨立運動中的身份顯得尤為尷尬。1925年成立的「全印婦女大會」就是典型例子：婦女領袖們加入國大黨，轉向要求印度人民的政治解放，卻漸漸在關涉婦女的社會進步議題上脱離激進。婦女大會轉化成了民族運動的動員助手，面對1947年之後出現的新興女權運動，她們也不再積極參與。
女權主義者也許可以指望強勢的印度中央政府大刀闊斧提升婦女地位。然而這取決於主政者如何看待婦女與國家建設的關係。開國總理尼赫魯的女兒，印度至今唯一的女總理英迪拉．甘地，就在1980年的一次講話中明確表示：「我不是女權主義者……首要的問題是縮減貧富差距……在西方，所謂的婦女解放就是讓女人變成男人一樣，但坦率說來，我認為這只是把一種束縛變成另一種。」
在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的1975年到1977年間，英迪拉．甘地曾經是歷史上最接近獨裁權力的印度總理，然而她的權柄，更多用在了國有化、提高行政效率和計劃生育上，印度婦女的權益，並沒有因大權在手的女總理而有所不同。
印度女權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這段歷史提醒着人們，不同運動之間既可以相互促進，也有可能出現收編與依附，削弱其中一端。阿米爾．罕在愛國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更傾向表達前者。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否值得反思？電影中並沒有予以體現，這是 Dangal 較為保守的部分。
印度獨立後女權運動的掙扎與窘境
1947年印度獨立，婦女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得到了保障，隨着50年代諸多法律的通過，傳統宗教對婦女的諸多限制和私刑，也在法律層面上予以廢止。然而，沒有了殖民者這一共同敵人，婦女運動和其他社會運動之間呈現出更多裂隙。進一步社會改革也變得艱難。50年代的印度社會，婦女仍然以母親形象出現。1957年大熱一時的寶萊塢電影《印度母親》中，農婦拉塔（飾演者是《流浪者》的女主角納爾吉斯）就是一位辛勤勞作承擔一切痛苦的母親。這種任勞任怨、苦難但仍有未來的婦女—國家形象，配合的是建國初年的一系列大型建設。
60年代開始，民族獨立的喜悅逐漸散去，諸多仍未解決的社會問題浮上水面。種姓區隔、城鄉差距、土地問題……而形成建制的中央的國大黨政府和地方政府（乃至包括印度共產黨的地方政府），都因自身的官僚、守舊而無力應對。印度各地逐漸爆發種種尋求激烈變革的抗爭運動。從孟加拉到東南部的叢林地帶更爆發了印共毛派（Naxalite）武裝暴動，激進要求平等和土地革命。在暴動中，婦女扮演了重要角色。
種種不滿在70年代匯聚成納拉揚運動（JP Movement），從古吉拉特到比哈爾，學生、婦女、城市中產、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形成了古怪的同盟，共同反對長期執政的國大黨政府，攻擊貪腐問題、社會不公和物價飛漲。在眾聲喧譁中，印度女性開始接觸到西方第二波女權主義的理念與運動經驗。
美國民權運動和中國的婦女解放，在70年代成為印度女權運動的重要參考。她們開始有意識拋棄原先以「男女分工不同」對抗男權的模式，尋求「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平等權利。第一個新女權組織「進步婦女組織」（POW）成立於1974年，其領導者和納克薩巴里暴動有所聯繫。她們強調印度社會中存在性別壓迫，要求反抗男女不平等的分工和封建性別文化，呼籲婦女要擁有自己的事業，不被家庭所禁錮。在其憲章中這樣寫道：「我們中的很多人甚至不能為自己工作，被限制在家裏，從早到晚幹活，沒有獨立，也沒有尊嚴。」
更多女性組織隨後湧現，她們參照第二波女權主義經驗，廣泛嘗試介入種姓、城鄉、工農等社會問題。這些組織在1975年英迪拉．甘地的緊急狀態中被打壓下去，但仍然留下了動員和組織力量。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印度爆發了女性抗議嫁粧謀殺（1977年—1980年）和抗議強姦的浩大社會運動。前者抗議因嫁粧不滿意而殺害新娘的縱火案件，後者則抗議印度長期以來盛行的權力強姦，即警察、政府人員、農村地主、公司僱主對女性的性侵犯行為。這些運動都多少催生了立法上的進步（比如抗議嫁粧謀殺催生了1983年的刑法和證據法改革，以方便指控和懲戒犯案者）。
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隨着尼赫魯式社會主義難以為繼，印度經濟逐漸市場化，一方面是城市中產逐漸崛起，另一方面是印度教民族主義開始抬頭，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間的摩擦矛盾不斷。女權主義在印度社會中面臨種種力量的撕裂，也分為了自由派、左派和激進派，越來越難以聚成一股力量。而中間派和右翼政黨，也認識到了需要拉攏婦女，如1982年，孟買本地激進的本土派排外政黨「濕婆軍」（Shiv Sena）就設立了自己的婦女陣線。這些團體儘管由女性組成，卻更強調城市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尚武、排外的男性氣概。
1987年的坎瓦爾（Roop Kanwar）殉夫案，是印度女權遭遇社會保守力量反撲的重要分水嶺。這年9月4日，拉賈斯坦邦發生了一起女子殉夫案。死者坎瓦爾是一名18歲女子，和丈夫結婚僅僅8個月。她殉夫後被一些印度教徒視為聖人予以膜拜；女權主義者則隨即發動運動，抗議政府袖手旁觀，她們質疑坎瓦爾死於被迫，要求懲戒兇手，推動立法制止此類情況再次發生。但與之前的抗議不同，女權主義者的抗議遭到了宗教力量、部分婦女乃至一些左翼知識分子的反對。信徒和虔誠的婦女上街支持殉夫儀式，認為其中體現了婦女的道德力量；知識分子則批評女權主義運動一心想在印度實現西方式現代化，用「自私」和市場力量摧毀印度社會。現代化，再加上反殖民的「印度傳統」，又一次讓婦女平權運動面臨窘境。而這一次，她們不僅在社會改革上遇到阻力，也面臨被多重社會力量逼到牆角的危險。雪上加霜的是，到1990年代，印度教徒—穆斯林的衝突與族群殺戮，隨着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事件延燒到整個印度，婦女則在族群衝突中疲於奔命。
男權、宗教、種姓和國家主義四面夾擊
百年來，印度的婦女權益確實收穫了不少進步。然而到今天，在一些人眼中，凡是已經達成的婦女解放成果，都是「足夠」的，而尚待爭取的權利，都是「過分」的。比如寫出布克獎獲獎小說《微物之神》，揭露喀拉拉「天堂」背後的性別與種姓壓迫的女作家洛伊（Arundhati Roy），就被不少印度人視為「搞事」、「阻礙發展」的「左派叛國者」。在他們看來，這些作家、運動者揭露印度社會的黑暗面，獲得西方人青睞，可謂是刻意抹黑祖國。2016年，以羞辱洛伊和其他左翼人士、平權人士而名聲大噪的達金德爾．辛格（Tajinder Pal Singh）還成為了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JP）在德里的官方發言人。
今天的印度女權主義者們發現，自己仍然要面對一百年前就遇到的問題：如何實現和男人真正平等，而非用「男女天生不同」來妥協抗爭？近些年她們廣泛投身於社會企業、非政府組織，參與到全球範圍內改善婦女處境的行動中，也在種種關涉女性權益的事件（如2012年的德里強姦案）中大規模走上街頭。但這些行動，無不處在男權、宗教、種姓和國家主義的四面夾擊中。
最近幾年，挾發展主義上台的印度人民黨政府試圖同時控制印度教民族主義和世俗的國家民族主義——前者試圖將印度變成印度教徒的國家，後者試圖保留50年代以來的世俗化民族主義遺產。而這兩條路線所共享的，便是將印度變成強國，在各方面的競爭中取勝。 Dangal 儘管鮮明反對前者（阿米爾．罕本人也常常是印度教激進分子攻擊的對象），但其結尾，仍然回到了女性從家庭中走出來，為印度母親爭光的主題上。吉塔作為女性的成功，是個人的，也是中產的。她的成功是否能被其他女性複製？印度女性漫長的抗爭歷史是否能和吉塔的故事對接？恐怕很難。
Dangal 畢竟是寶萊塢電影工業的產物，要阿米爾．罕突出更多的社會批判意識，恐怕過於理想。但討論電影中馬哈維爾的角色是不是「直男癌」，並非無事生非。因為這些爭議無論結果如何，都至少讓印度女性的現狀和掙扎「浮出歷史地表」——樂觀地看，在中產階級逐漸壯大的今天，印度的男女不平等，至少在城市中會有所改善。然而在此之外，印度的性別平等之路儘管已經走過百年，卻仍然是未竟之功。
（任其然，北京大學南亞系畢業生）
【編者按】：原文載於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端傳媒》編修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