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六七暴動50週年系列

劉銳紹:六七暴動,左腦是怎樣「洗」成的?

我當年13歲,曾是「小鬼隊」(非正式的組織,協助攜帶違禁刊物),後來又在左派機構工作18年,對這類思想教育深有感受。


【編者按】: 50年前的5月,香港發生了一場為時8個月,出現逾千個真菠蘿(土製炸彈)、造成51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近二千人被檢控、受影響人數以萬計的左派暴動,一直被認為是香港戰後歷史走向的分水嶺。50年後的今天,官方依然諱莫如深,民間各方則竭力尋找當年的資料和親歷者,當中有人希望獲得平反,有人希望還原真相,有人希望對抗遺忘……《端傳媒》推出「六七暴動50週年」的評論專題,盼為歷史補遺。

2017年5月7日,由六七暴動少年犯發起的「六七動力研究社」於和合石墳場舉行的公祭會,以鮮花拜祭其中的16位死者。
2017年5月7日,由六七暴動少年犯發起的「六七動力研究社」於和合石墳場舉行的公祭會,以鮮花拜祭其中的16位死者。攝:林振東/端傳媒

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動,轉眼50年。撫今思昔,大家談了很多當年的過程,但卻少談:當年左派把上級指示奉為神靈,篤信到底,毫不懷疑;他們為何那樣馴服,緊跟組織?這是不可理喻的。到了今天,有人認為他們「忠奸義膽」、「愛國愛港愛民族」;有人認為他們像「中邪」、「左毒入腦」,難以痊癒。我當年13歲,曾是「小鬼隊」(非正式的組織,協助攜帶違禁刊物),後來又在左派機構工作18年,對這類思想教育深有感受。後來,我寫了一本小說《人性密碼678914》,把當年左派的「洗腦」方法詳細記錄下來。在此,且讓我這個過來人細說當年,希望大家鑒往知來,尤其是年輕一代,要有獨立思考能力,警惕任何形式的「洗腦」。

一、左派大力抓緊的「洗腦」元素

(1)貧窮和社會不公的現象

二戰後1960年代的香港,在英國管治之下,貧富懸殊十分明顯,經濟情況跟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差不多。一些南美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也比香港高,例如阿根廷是當時香港的兩倍,委內瑞拉更是香港的三倍。(註一)

那時候,香港以紡織業為主,但工人收入低微,每織造一件普通毛衫的織片價約為一元五角至二元五角,平均每月工資約為150元至300不等,屬於管理階層者可達1000元。可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收入差距明顯,華人與洋人的收入差距更是天淵之別。左派有一句話:洋人的生活是「坐船坐頭等,睇戲睇超等,薪水要特等,睇病唔駛等」,足以反映當時情況。

社會不公,民族不平,生活艱苦,沒有出路;居住環境惡劣,木屋區就是一大特色,「野孩子」遍山走,打架欺凌無日無之;黃賭毒黑氾濫,警權至上,貪污腐敗,都是左派思想教育的主體,不滿情緒更容易爆發。加上1950年代初大量難民湧港而出現「嬰兒潮」,這些孩子到了60年代中期就進入青春期,以致當時香港約一半人口在25歲或以下。當他們接觸左派,很容易被「階級仇恨」感染。

(2)深深埋下仇恨的種子

1960年代的香港教育,尤其是小學教育,簡直是「流水作業」,不講質量。左派學校更受歧視,於是成為種下「仇英種子」的土壤。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階級恨、民族仇」的鬥爭意識傳到香港,左派領導層更趁勢「尋找戰(鬥)機(會)」、「創造鬥爭環境」、「培養革命接班人」。

例如小孩子玩的棋「反帝棋」,棋紙上寫道:「把美帝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下棋時,搖骰子決定進度。如果走到「成功槍殺敵人」,「擊落美國敵機」,「擒獲美軍俘虜」,「埋下地雷炸死美軍」等地方,就可得獎賞;但如果走到「敵機前來轟炸」、「敵軍放毒氣」的地方,就要罰停一次。最後,看誰能最快走到終點,就算擊倒美帝。這類影響小孩子腦袋的棋還有很多,例如「殲敵棋」和「奔向革命棋」,我都玩過,仇恨和鬥爭意識就會潛移默化地滲透。

另一種更厲害的「洗腦」,就是毛主席語錄歌曲。不識字的人也可以學,小孩子更朗朗上口。那時候,左派圈子專門選了幾首語錄歌教大家唱,例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歌名和歌詞完全一樣,而且不停重複,就像洗衣機一般滾動,鬥爭意識完全入腦。

又如《造反有理》,把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和鼓動群眾造反的煽情話語,密密實實地籠罩在民眾頭上。歌詞說:「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又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歌詞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另一首歌叫《爭取勝利》,全歌只有17個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些革命歌曲有如迷幻藥一般令人神智迷糊,又像水銀瀉地一般洗腦:「仇恨入心要發芽」、「革命擔子兩肩挑」。

左派還自行編製「反英歌曲」,例如用粵曲小調《流水行雲》改編為《小販之歌》。歌詞說:「仇與恨,永記於心胸,永記於心腔。萬惡差佬(指警察),你對我小販,罪惡滔天,應要盡算。齊齊控訴,齊齊控訴。莫再悲天怨,我誓死抗閻王。大家奮起來抗暴!」

(3)正義感、英雄感和民族主義

那個年代的左派,尤其是青年人,都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特徵,正義感、英雄感強。我小學一年級在左派的電車勞工子弟學校讀書,老師教導要愛護學校,沒有錯;但後面的一句更重要:「如果你不愛學校,以後怎樣愛國?」看起來內容也沒有錯,但卻是用簡單的方法把「愛國」打入學生的腦袋裏,因為「這是毋須解釋、不可懷疑的天經地義」。

後來我負責運送《毛主席語錄》、左派報章和傳單,叔叔伯伯說:「小孩子被警察截查也沒有問題」、「勝利完成任務才是『叻仔』、『醒目仔』」。這類稱讚愈來愈多:「大人做不了的事,或者不方便做的事,就讓你們『小八路』來做。你比大人更有用。」左派領導還在「戰友」之間互相攀比,令下級「爭取表現」的鬥心更加突出。

左派五月鬥爭開始之後,圈子內的「洗腦」更具體化。鴉片戰爭的歷史、英法聯軍入京、八國聯軍侵華等,簡單概括地向左派群眾宣傳。本來,介紹歷史沒有問題,但當時的歷史已變成鬥爭和仇恨教育,不重史實,只重反英,刺激左派的民族感和使命感。針對小孩子,就用「故事會」形式進行。每次「洗腦」之後,就是同仇敵愾地叫口號:「港英不低頭,便要它走頭」、「一切反動的力量,你不打,他就不倒」。現場氣氛頗為震撼和令人振奮。

曾參加炸彈「戰鬥隊」的陳炳基這樣回憶當年歲月:「我相信民族大義是重要的,而且是主要的。我們要報的仇,不是個人的仇,而是家恨國仇;英國侵略中國,吞佔香港,這些都是未報的國仇。通過學習歷史,我感到對英鬥爭是有支撐力的。」為了「理想」就不惜使用暴力、宣傳暴力、輸出暴力、輸出革命,正是當年北京和港共領導層麻醉左派的教育核心。

(4)抓緊感性教育

當年的左派還想出一些感性的教育方法,憑直覺、感覺、視覺就可以仇恨敵人,毋須思考。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憶苦思甜會」,要大家「思祖國帶來的甜,憶港英壓迫之苦」。思甜容易,歌功頌德就行了,但怎樣憶苦才夠深刻呢?其間,有人抬出一桶豬餿,與會者每人要吃幾口。我那時年紀小,不用吃,但叔叔們都要吃。可見,洗腦工夫確實離奇。

另一種感性的「洗腦」,就是實際案例。當年港英政府和警察的暴力程度完全超乎需要,多名左派工人被打死,成為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材。這是港英政府做成的惡果,但左派領導層為了政治目的,借勢放火燒山,推動左派群眾上前線,以暴易暴,不理傷及無辜,也是必須指責的。

(二)「洗腦」的組織工作

上面說的都是環境和心理因素,但要發揮作用,必須依靠組織工作,這也是左派的強項。

(1)制度化的學習班

在左派暴動之前,制度化的學習班不外乎是讀報學習,每天閱讀《文匯報》、《大公報》等左派報章,讀新聞,學時事。這是先進的表現,有上進心和有文化的人才會參加,算是一種榮耀。

這類活動一點問題也沒有,但當「反英抗暴」之後,學習班的內容驟變,由學時事變成學形勢,講任務,擺思想,還要緊跟形勢,堅定意志,氣氛變成一種壓迫感。在「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階級友愛」之下,你要主動接受群眾監督,大家要講心得,講感受,講責任,講使命。沒有發言的人,就是「跟不上形勢,思想覺悟不高」,還要其他同志協助,提高思想水平。如果連這種態度也沒有,甚至提出個人意見,進而辯論或爭論,那就是「個人主義」,更「需要群眾幫助」。

學習活動通常由單位領導主持,人人都要參加,不參加的就要解釋理由,否則就是「違反紀律」,是「逃兵」,是「抗拒群眾監督」。老實說,在當時那種戰鬥氣氛下,學習班就變成一種群眾壓力,除非你脫離左派圈子,否則難以逃避這種制度化的思想教導,這既是任務,也是義務。鬥爭進入高潮時,這種制度又變成發現異己、找出思想不純的人的機會。

(2)對「培養對象」的特殊待遇

上面說的是大組學習,或集體學習,但原來還有一種更有吸引力的小組學習,令「對自己有要求的人」趨之若鶩,甘願接受思想教育。

所謂小組學習,是單位領導人在大組學習或平時的工作中,發現了一些「可造之材」,於是另找地方安排這些人進行小組學習,而不會在本單位內進行,以免其他同事發現。被挑選的人自然在神秘感之餘再增加一種優越感,肩膊上的責任更重,對單位領導人更有知遇之恩。當年,我就是小組學習的一員,還被安排住進條件優越的宿舍。

(3)更高一層的「思想見面」

經過長期和深入觀察後,如果上級欣賞某人的表現,更會進行「思想見面」。這類活動的範圍比小組學習更窄,甚至是單對單進行的。後來我才知道,到了這個階段,就是進一步的個人考察,如果上級滿意,也許會進入預備黨員的階段,下一步就是發展入黨,「單線聯繫」,以後就是特殊的「組織生活」和「政治待遇」。

(4)「貶斥自我」的心理戰

在共產黨的文化中,上級總是希望掌控下級的意志,把人的意志和行動納入黨的利益版圖。所以,「洗腦」有幾個共通點:

  • 努力壓抑和貶斥個人價值,令個人不能發展到脫離上級指示。這類帽子很多,罪名也多;除了「個人主義」之外,還有「英雄主義」、「自由主義」、「山頭主義」、「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小資情緒」、「階級覺悟不高」、「抗拒勞動人民再教育」、「敵我意識不強」、「大局觀念淺薄」、「欠缺群眾路線經驗」、「必須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罪名」加諸下級頭上,目的就是在「洗腦」中令對方感到自己一文不值,尊嚴掃地;面對偉大的黨和領導,自己愈變得渺小,更要心悅誠服地接受指引和監督。

  • 「交托重任」的光環。當下級「思想向黨靠攏」後(實際是服從指示),上級就會在適當時候給予任務,同時又會把執行任務的人捧上太空,聲稱「這次任務非你不行」,大大增強其使命感,還會提出很多冠冕堂皇和必須完成任務的理由,令下級不能也不敢抗拒。當年的「炸彈戰鬥隊」就是這樣的產物。

  • 把「絕對服從」打入腦中。左派領導令下級和追隨者感到自己的行動是正義的,還要強化和鞏固這個信念,不能動搖,於是就要培養和落實「絕對服從」的行為。用當時的話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切行動聽指揮」、「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左派機構的單位領導人,更要身先士卒,起帶頭作用,促使上行下效。舉例說,1960年代初,已有左派機構的人把子女送返內地讀書,但不是強迫的,也沒有慫恿。但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港共領導層陸續要求各單位負責人「帶好頭」,把子女送返內地升學。這本來沒有問題,只要當事人及其家長願意,但後來慢慢成為一種由上而下的遊說、要求,甚至命令,否則會影響職務。這些幹部子女返回內地後,回港很困難,慢慢變成「另類人質」;他們的父母在香港左派陣營內更要忠心地幹,否則影響子女在內地的生活和前途。初時,我懷疑這種說法,但當年回廣州讀書的吳力波就深有此感。其父吳德潤曾是領導香港工作的吳荻舟的秘書,長子成為「人質」後,他拼死也不把二子送返內地讀書。

(5)努力阻截非左派的信息

共產黨的文化政策中,有一種「隔離戰術」。60年代的香港,信息渠道不多,但左派領導層還努力阻截群眾接觸「不良信息」。例如:把非左派的傳媒形容為「糖衣炮彈」,要左派「主動自覺地抗拒奴化教育、資產階級的腐朽意識」;不看敵人的報紙、不聽敵人的電台,看了聽了也不要信。左派工會和學校裏只有《文匯》、《大公》和大陸刊物。後來有了免費電視,左派又編一些童謠,警誡小孩子不要看:「睇電視,害處多,電視教壞細路哥;小孩睇到懵成成,敵人睇見笑呵呵。」

如今想來,「洗腦」是密集式、轟炸式、單向式,持久地進行,不讓你有獨立思考的時間和機會。凡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往往在關鍵時候就會受到壓制,既不能「獨立」,也不能自主。當年參加或支持左派暴動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洗腦」薰陶。今天和後世的人,不要再陷思想獄牢了。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文匯報》駐北京記者)

人性密碼678914(上下冊)

作者:劉銳紹
出版日期:2016年7月
出版社: 次文化有限公司

註一:Dorn, James A. [1998] (1998).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to Institute. ISBN 1-88257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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