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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偉格:奈波爾筆下的民主實踐與島嶼式歇斯底里症狀

帶偏見的孤立言說主體,才能於虛構中點出現實的荒謬諷刺


【編者按】200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後,V.S. 奈波爾(V.S. Naipaul)曾將他的三部舊作結集為一冊重新出版,題為《守夜人記事簿,及其他滑稽小說》。今年三月,時報出版首次引入奈波爾的作品並翻譯為繁體中文,把其首個創作十年的部分作品介紹予華文讀者認識。

作家前後創作階段,往往兩相對照,蜿蜒窮途。作家童偉格聯繫奈波爾生涯前後,剖析此三部作品,解讀藏在辛辣尖酸的文字背後,實是一股對政治、社會體制的強力嘲諷與批判。

印度裔作家V.S.奈波爾。
印度裔作家V.S.奈波爾。攝:Khadija Bradlow

從十一歲立志寫作,到2001年,以六十九歲之齡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奈波爾經歷了時間跨度極長,且從兩端看來,別具對照意義的文學生涯。時間一端,是位早慧的文學少年,英語文學作品,這種話語所認可的形式美學,及這種美學所索引的價值秩序,是少年全心浸潤的情感原鄉。殖民地少年由此出發,或其實是歸返向「事情發生的故土」,試煉着如何在英國文學場域裏,真正取得作者的資格。

於是,一方面是數十年的習藝期,少年成為青年,揣摩自擇典律,努力跨過技術門檻,寫出一種合於這種話語之既定審美標準的作品。另一方面,對這位作者而言,困難明確是生命經驗的斷裂:從千里達童年,到英國居留;父祖舊日失格,眼前形同異境,一個人得自力自助,從渙散失序的現實中,重尋自己的存有感。於是似乎自然,親手拆解自己最親熟的事物條理,成為自助的路徑。

V.S. 奈波爾:英籍印度裔作家奈波爾在印度千里達出生,後因父親工作的關係隨家人遷至英國生活。曾周遊列國的他,足跡遍及印度、南美、非洲、中東、美國和馬來西亞等地,寫下不少旅行文學作品,同時以紀實虛構的寓言手法諷刺與批判宗主國對殖民地的破壞,帶有強烈後殖民小說的色彩。其作品甚多,曾獲頒英國布克文學獎(1971年)、「大衛.柯恩英國文學獎」(1993年)和諾貝爾文學獎(2001年)。

時間另一端,則是超過半世紀後,人們對這樣一種以「奈波爾」為名之作者意志的恆定歸整。這當然是遲來的確認,主要因為得獎伊時,奈波爾已走過個人創作狂飆期,也已經用比習藝期更漫長而悠緩的年歲,多次以虛構或紀實體裁,重複、或重新定義過自己的作者位置。所謂「恆定歸整」,多少總是一種將作者個人特殊履歷,提取普世性的歷程:奈波爾以舉世的邊緣地帶為田調現場的深描,他對西方小說從深習到拆解的挑釁作為,某種意義,都已被穩確歸檔為西方現代小說「反叛」大命題的一部分,從而,擴張了西方典律建制的彈性。

十年奠下諷刺戲謔的敘事特色

獲獎隔年,奈波爾即將長篇小說《艾薇拉投票記》(1958)、《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1963),及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1967)等三部舊作,結集為一冊重新出版,題名為《守夜人記事簿,及其他滑稽小說》,此即時報於今年出版的三書所本。這三本舊作,連同已於台灣出版的《神秘的推拿師》(1957)、《米格爾大街》(1959)與《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1961),及有待出版的《模仿者》(1967)等,共七部作品,是就我們所知,奈波爾個人從正式出版著作算起,第一個十年裏的全部小說創作成果。

若以作品主題作簡單整理,則我認為,在奈波爾第一個十年期裏的小說創作,仍以《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與《模仿者》這兩部作品,為內容最複雜、亦具階段總結意義的里程碑。主要因為這兩部小說,以不同的側重面,鎔鑄了奈波爾最初探索的兩道敘事路徑。

在英國文學場域裏,奈波爾自我再現的最初身形:來自加勒比海的狄更斯;對英國讀者而言,或許,是一位更使人放心愉悅的另類社會觀察家。

其一,是奈波爾以千里達這歷史錯綜、人人準備「逃向更嚴重的無序,逃向最終的虛無」的故鄉作為「病體」,所書寫的一系列諷刺小說。這是在英國文學場域裏,奈波爾自我再現的最初身形:來自加勒比海的狄更斯;對英國讀者而言,或許,是一位更使人放心愉悅的另類社會觀察家。

其二,是在這習藝的初始階段,在跨過1950年代的個人困頓期後,奈波爾嘗試初步收納英國小說美學,「從零開始,重新探索出一種簡單直接的陳述方式」,而將歷史因由,亦將所謂「無序」與「虛無」,導向小說主角,對個人存在狀況的形上提問。相對於前者,這道敘事路徑更完整保存了奈波爾後續小說的主角原型。

《艾薇拉投票記》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出版社:時報
作者:V.S. Naipaul
譯者:劉韻韶

承接《神秘的推拿師》,《艾薇拉投票記》屬於前述第一道敘事路徑。整部小說,以1950年,即將舉行第二次國會議員普選的千里達為背景。此時,距千里達與加勒比海諸島組成西印度自治邦尚有八年,離自治邦脫離英國正式獨立,則猶有十二年。

族群多元、宗教各異的千里達人,正以四年為單位,演習單一國族想像,與適應民主政體中,定期的世俗權力更替模式。而在1950年所見的首度制度重演裏,他們如奈波爾所言,甫從「大感意外,不敢置信」的驚愕中醒覺過來,「才開始看見民主的可能性」。

在戲謔筆調中,藉着將小說裏所有人物扁平化,奈波爾嘗試全景捕捉的,是選戰中,各族群意見領袖的利益交換過程。

整部小說,即由議員候選人哈本,獨自駕車前往艾薇拉小鎮的顛簸行旅開始,描摹他參政一路的所謂「地獄之行」。哈本企圖突破自覺的層層惡兆,勾連選區內各自對立的團體,以算計勝選的可能。十分辛苦,他最終勝選;勝選感言,則可用髒話一言以蔽之:「艾薇拉,你是個爛貨」。

在戲謔筆調中,藉着將小說裏所有人物扁平化,奈波爾嘗試全景捕捉的,是選戰中,各族群意見領袖的利益交換過程。就此而言,《艾薇拉投票記》再次標記了奈波爾對千里達的民主實踐,個人最直接的看法:一場兒戲,或者鬧劇。

於是,諸如上述所謂「民主的可能性」,或小說裏「民主在艾薇拉生根」等表述,當然無比明顯,皆是諷刺語境。至於奈波爾對他所謂「島嶼式的歇斯底里」癥狀結構的探查,或對在像千里達這樣的戰後新興國家裏,政客如何總是成為遠離世俗之神祇,這類較具深意的模式反思,我們必須在之後的作品中尋找。

《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出版社:時報
作者:V.S. Naipaul
譯者:葉佳怡

《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則屬於上述第二道敘事路徑。與1955年的棄稿《倫敦生涯》(即重寫後,終於在1987年出版的《抵達之謎》)相似,奈波爾以英國城鄉為背景,架構小說主角的孤寂晚境。小說中,年近退休的「檔案部主任」史東先生,在私我領域不乏奇想,也早就習慣以個人奇想,來暖化獨身生活裏,種種無可分享的漫漶或靜滯。

人生轉折,是在朋友家所舉行的某回年終例宴裏,他遇見了史賓格勒太太。她為他,展示了一個閃亮世界,在其中,人能以世故教養,掌握調笑的儀禮,以娛樂彼此。她的自我戲劇化,「談論自己哀傷的方式既浮誇又不失真誠」的分寸,深深吸引史東先生。倆人很快完婚。

感情裂痕,或史東先生在夜宴光暈褪去後,個人所體察到的不適,從新婚當夜就開始了。而一如奈波爾許多小說裏,男主角們普同的厭女情結,史東先生對「婚姻」一事,逐漸更確切感知的,是一種近於受騙的感覺。在共同生活裏,「他的內心幾乎全是對女性的厭惡」,她們擺佈生活的意願與能力,無遠弗屆地折磨着他。這讓餘生形同觀落陰:史東先生「發現自己身邊只剩下女人」,「而且全活在男人缺席或已死亡的世界裏」。

一如奈波爾許多小說裏,男主角們普同的厭女情結,史東先生對「婚姻」一事,逐漸更確切感知的,是一種近於受騙的感覺。

在陰冷的蜜月旅行,在凱爾特人所遺贈的、全西歐最亙古而倉皇的家居遺址處,史東先生感到天地無情,而出於「只是想保護老人」的個人悲願,他創發了「騎士夥伴」計畫。反諷的是,這個史東先生用以反擊窒息晚境的計畫,真心不騙地,僅是對退休員工的訪查與送暖。更反諷的是,公司高層立即從這無利可圖的計畫中嗅出公關效益,成立專責部門,運作戲劇性。

從史東先生的私生活到公領域,整部小說所調動的細節,如此層層合圍,捻熄孤絕主角對世界的期待與窺看:在他那已然過於疲累的短暫人生裏,他意識到,「所有出自真心的純粹情感都不該展露於他人面前」;而「所有行動與創造都是對情感與真相的背叛」。而這樣一位隱者,終局必然即是被那個他自覺生疏的世界所遺忘,形同未曾來過。

孤立的言說主體於虛構中說實事

中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則可視為是對上述兩部長篇,及兩道敘事路徑的補遺:千里達故土,或英國生活斷片。其中的〈敵人〉一篇,是未收錄進《米格爾大街》的系列故事之一,而在數年後,也已經由奈波爾以相對更完整的形式,重寫為《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裏,「綠谷」一章的關鍵片段。

事關小說中,總是挫敗的父親畢斯華斯先生,與兒子阿南德,在綠谷房舍將傾前,最後的相處時光:將第一人稱敘事重寫為第三人稱;從「我迷失在洞黑的世界裏」,到多年後,奈波爾輾轉寄存對這樣一種挫敗的理解,以及這種理解,所諭示的分離。

《島上的旗幟》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出版社:時報
作者:V.S. Naipaul
譯者:劉韻韶

篇幅最長的〈島上的旗幟〉,則為奈波爾於1965年,「為電視所寫的奇幻劇」。在製作公司對作品需具備喜劇性,發生在加勒比海,男主角雖為美國人,雖有很多的性場面和對白,而且必須寫得簡單明瞭等諸多規定下,奈波爾仍然創作出一則意圖嚴肅的佳構。

小說觸及從米字旗到星條旗的殖民者勢力過渡期間,小島上各色人物的處境,一方面,既批判「老在尋找漂亮單純的土著」的西方旅人,另一方面,亦再現了那些難有生活實感、形同幻影,在自己故土上,「已經全瘋了」的本地住民。

所有這些或消極、或在反諷語境中確認的識見,來自奈波爾以三十五歲之齡,所自我建成的言說主體。以後見之明,觀看奈波爾的文學生涯,則一方面,這言說主體所據在的,其實是一個相對孤立、卻不乏「平靜和秩序感」的田園時期,因此時的奈波爾,尚未深究殖民之傷。而就此議題而言,未來,常用以和奈波爾並談的小說家,如魯西迪與柯慈,此時亦未開始小說創作。更向遠望去,離奈波爾宣告個人虛構創作已然終結,則從容地還有形同半生的時光。

在學習着成為理想作者的路途上,作者模擬着如何像「人」那樣去感受與思考,從而也才情願去生活。

另一方面,在奈波爾的作品中,一個總是帶有強烈偏見、但以「不屈不撓的窮究精神」,去追查舉世類同於己之偏見的聲音,已在這裏初步完成。如《模仿者》所言,生在千里達,「一個不為人知的新大陸種植園,二手而蠻荒,我的人生注定以錯亂開始」,而「我」有所預感,屬於「我」的普世命題,或「我」命定遵循的程序毋寧是,「我將發現這種雜亂有自身的邏輯性和持久性」。

在「迫使我們正視被壓抑的歷史的存在」之前許多年,最初的奈波爾完成的,事實上是某種後設起點,或更漫長之「自我技術」的重設點:對他而言,並非生活激發寫作,而是反過來,是在學習着成為理想作者的路途上,作者模擬着如何像「人」那樣去感受與思考,從而也才情願去生活。而既然寫作的準備,是為了具體查證一切「我將發現」的預感,從屬於寫作,生活也永遠僅是重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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