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特首選戰

李芄紫:Good Old Days 已逝,泛民大輸家──回應劉細良

與「泛民」溝通、「修補」中港關係,已經越來越不在中央的考慮範圍內了。

刊登於 20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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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投票日,在會展投票站場外,民陣發起遊行抗議小圈子選舉,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劉小麗及朱凱廸等亦在場。
特首選舉投票日,在會展投票站場外,民陣發起遊行抗議小圈子選舉,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劉小麗及朱凱廸等亦在場。

端傳媒發表了劉細良先生《特首選舉落幕,四回合勝敗盤點》一文,討論本次香港特首選舉得失成敗。劉先生前面的分析都甚為精準,但最後得出:「大輸家是北京」、「林鄭是二輸家」、工商界也是輸家,唯有「泛民、曾俊華及薯粉雖敗猶勝」的結論。筆者無法苟同。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北京順利讓林鄭高票當選,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雖然以普選角度而言,林鄭打了一場不成功的選戰,但這次選舉不是普選而是小圈子選舉,林鄭穩妥地當選,也難言失敗。工商界本來就是個體,「站對隊」以後「分豬肉」不會少一份,何來失敗?更何況什麼中資南下的情況,即便曾俊華上台也不見得有什麼區別。曾俊華輸了選戰,贏了人氣,什麼「裏通美國」都是選舉語言,不必當真,不過不失。倒是泛民實在是大輸家。

劉細良文章的思路,停留在二十年前回歸之初,中央要照顧(民主派)港人的話語體系之中,認爲中央需要「修補」中港關係;目光只放在香港的内鬥,為林鄭不能順利執政而歡呼,還認爲如果泛民能阻止特首執政,越多人反對政府,就越説明是一種勝利。殊不知,時移世易,若這種思想延續,不但妨礙了香港的民主發展,更加妨礙了香港的前途。

無論是否喜歡,香港的真實處境就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港獨是不可能的。香港的前途,在可見的將來,都完全為中國所決定。雖然香港擁有讓中國有利可圖的制度與傳統,中國不介意甚至歡迎香港延續此制度,但其着眼點只是配合中國的發展。這一切都必須以香港不獨立,不成爲「反共基地」為前提。

中國在中英談判及《基本法》制定期間,決定延續港英的「行政主導」治理模式,所以特首在《基本法》中權力非常大,這決定了特首是中國無法不加以掌握的位置。《基本法》中其實早已立下三道大閘(選舉委員會、以後普選所需的提名委員會、任命權),保證香港只能「選出」中國屬意的人選。這裏的「選出」,事實就是「欽點」或者「準欽點」。香港回歸後的歷屆特首「選舉」,「阿爺吹雞,選委跪低」,無不如此。除非中國民主化,否則在《基本法》下,無法改變這種局面。以後若改革香港政治體制,縮小由香港真正選舉產生的特首的權力,增設中國能直接控制的政治顧問或者總督,或許能有改變,但這已經不是《基本法》範疇內能處理的事了。

中央唯一有可能不明顯地欽點一人的情況,只有一種:主要候選人都被中央高度信任,泛民又不出來搞局,以致中央認為「爭一下也無妨」。符合這種情況的只有上一屆特首選舉,中央雖然最初屬意唐英年,但梁振英也是中央信得過的人,所以中央放手競爭。但最後效果並不好,黑料滿天飛,撕裂建制派,要中央最後欽點才能避免流選。結果民望最高的梁振英最後也令港人怨聲載道,導致 ABC (Anyone But CY)陣營。

經歷過佔中與港獨,在這次選舉中,中央以求穩為主,已經不太可能像上次一樣較爲自由地競爭。以中央的角度,勸退梁振英,已經算是聽從香港民意的善舉。欽點建制派普遍接受的林鄭,努力勸退所有的建制派,讓香港建制派可以重新團結,更是「為香港好」。

今時不同往日

在回歸初期,中國「欽點」還有點遮遮掩掩。當年有線電視記者追問江澤民是否欽點了董建華,還惹來江澤民的「教育」,但現在早就不是這個情況了。當中主要有五個原因:

首先,中國如何管治香港,與掌權者的風格高度相關。「海派」出身的江澤民在歷屆領導人中,心態比較開放,較願意溝通,比較不強烈反對西方觀念,上海與香港的文化也有相通的一面。而現在的習近平,強調的是核心意識、制度自信,強調「主權」與「國家安全」至上,對西方制度反感,本人對香港也沒有太大好感。更重要的事,習近平的處事方式,不喜歡息事寧人,不怕矛盾(與撕裂)長期存在,只要能繼續推行政策即可。比如中日釣魚島衝突中,中國不像以往一樣盡快平息矛盾,擱置爭議,寧願讓這個熱點長期存在。

其次,更重要的是經濟實力的變遷。李嘉誠說出「女媧補天」的典故時,對香港的擔憂令人深思。香港這十幾年發展太慢,在中國經濟版圖的重要性越來越低,從佔中國 GDP 從六分之一降到2%多。誠然,香港現在還有金融窗口這個重要性,但與以前對中國重要性相比,已無法同日而語。

GDP 不是衡量人民幸福感的唯一因素,對一個沒有危機不需要博弈的地區來説,GDP 未必是最重要的。但面對天朝,香港的經濟實力絕對是博弈中的最重要因素。現在中國 GDP 急速上升,在國際體系中已經到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程度。中國在國際上「橫着走」,美國也要給幾分面。以前香港有實力與中國討價還價,而另一方面,中國在香港的舉動也需要顧及西方列強的觀感。但現在,香港經濟上要仰賴中國,而西方列強再説什麼違反一國兩制,可能只會惹來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一句「這是中國内政」就打發了。因爲中國心裏明白,西方列強不會在香港問題上與中國翻臉。

對香港來說,面臨的危機不但是一國兩制能否(按照民主派的理想)準確執行的問題,更是一國兩制是否能保存的問題,這是一把永遠懸掛在頭上的劍。過去二十年,香港錯失發展機會,如果香港進一步在經濟上被邊緣化,只會連一國兩制也保不住了。

第三,中國對香港泛民信任的消失。在回歸之初,香港民主派由以司徒華領軍的民主黨為首。司徒華雖然反共,但從殖民地時代的抗爭一路走來,其愛國愛港之心,得到了中國領導的肯定。在中國眼裏,他也是可以溝通談判與懂得妥協的人;司徒華在世最後階段,能促成2012年的政改方案,正是這種互相信任的表現。司徒華患病時得到中國的慰問,去世之後得到中國新華社發出報導,這作爲反對派,相當不容易。司徒華去世之後,在泛民陣營難以找到一個有分量又能得到中國信任的人。近年來,香港政治激進化,立法會也淪爲「為反而反」的戰場。即便不算政改與佔中等議題,就連在反港獨、撤銷本土派梁頌恆游蕙禎議員資格等被中國視爲「大是大非」的場合,泛民也一致站在中央的對立面。

第四,以前香港還是通過一國兩制統一台灣的模板,現在台灣人都在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了,模板作用也已經消失。反而「港獨」成為更重要的關注點,中國更沒有必要在香港克制。

第五,在中聯辦第二支管治隊伍出台後,建制派在西環支持下,應對泛民越來越得心應手。佔中顯示出香港泛民反抗實力有限;在立法會内剪布已經成爲新常態,如果再撤銷四個議員資格,修改議事規則,更沒有拉布的空間;梁振英時代引入的群眾鬥群眾,十分好使。

於是,過去五年看到,與「泛民」溝通、「修補」中港關係,已經越來越不在中央的考慮範圍內了。在《一國兩制白皮書》與政改失敗後,中國對香港的基本心態都是欽賜心態,港人可以向上陳情,中央可以照顧香港人或泛民一下,但給你什麼是什麼,不給你就不給你。憑藉實力,沒有民主派討價還價的空間。在中央眼裏,香港泛民,不再是「需要給糖果討好」的小孩子,要修補關係,就要由泛民修補關係,而不是中央。

這個結論很殘酷,但事實如此。

泛民應向中間派發展

事實上,泛民在這次暴露出的問題更大。曾俊華以一個建制派的身份,主打「信任團結」的政治情緒,在《基本法》23條立法與政改等泛民一直堅持的議題上,只作出模糊姿態,而在傳統泛民一直關心的民生議題上,亦沒有絲毫讓步,這樣就已經得到泛民政黨的擁戴,或曰策略性支持。而隨着曾俊華競選工作的成功推進,越來越多不在乎民主、不在乎23條與8.31決定,只在乎能恢復“good old days”的市民站出來,支持曾俊華。到最後,「薯粉」的網絡大軍,帶着「香港人很累,只想緩口氣」的口號,橫掃民主派聚集的各大網絡留言版。不肯投曾俊華的「原則派」,無論原先多受歡迎、有什麼光環,一律被罵得狗血淋頭,就連人氣王朱凱迪也不例外。可以說,「薯粉」所代表的中間派,實際上已經在競選中反客爲主。原先泛民領袖想造王,最後反而是被廣大中間派革了命,話語範式發生轉移。如果這樣能理解為「泛民」的勝利,真難以置信。

對泛民來説,首先要認清香港的真實處境,認識到香港的民主只能是「受限的民主」。香港民主的極限:第一,港獨不能組黨,更不能進入建制,最多只能以言論自由方式存在;第二,香港的特首選舉,直到中央放心之前,只能是「受操控的選舉」,極限就是阻止民意上極爲反對的人當特首(如梁振英不連任);第三,在權力相對沒有這麽大的立法會,可爭取的民主程度會更大些。只有明白這個極限,放棄理想化與不切實際的追求,才能更好地把民主向極限推進。

其次,不但政府應該回應「厭戰」的呼聲,泛民同樣應該回應。林鄭在選戰中民望不彰,但其實這很大原因在於競選語言的負面效應。隨着曾俊華祝福林鄭,呼籲支持林鄭施政,如果林鄭真的能擺出誠意,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不是「撕裂2.0」,這種局面可望改變。畢竟,這次擺出了厭倦鬥爭心聲的廣大中間派,是扎扎實實的民意基礎。如果主流社會願意支持團結,那麼沒有理由只支持曾俊華的團結,不支持林鄭的同行。

排除了競選帶來的狂熱,這些有知識有頭腦的中產階級,未必再會跟隨泛民的話語。如果林鄭向泛民伸出橄欖枝,泛民仍然拒人千里之外;如果泛民繼續無限制地議會拉布,繼續做永遠的反對派,泛民反而更加會承受輿論與政治的壓力。對泛民來説,如何順應這股厭倦鬥爭的民意,能否向中間派發展,佔據新開發出來的生態位,才是前途成敗的關鍵。

第三,這次選舉甚至接下來的五年,不是推進民主的良機。要求港人意志現在就壓倒中央意志,欲速則不達。修補裂痕,促進民生,營造改革的良好氛圍,苦練内功,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中的經濟結構因素,增強香港的實力,才是本屆政府的主要任務。在這個意義上,林鄭雖然是中央欽點的人選,但不啻為一個可以接受的選擇。

其實,林鄭從小到大都在香港生活,大學時候參加社會運動,在港英政務系統下受鍛煉,她心目中的民主可能與泛民的不一樣,但很難相信她會不明白、不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

「不願接受安排」是人類的天性,不滿中央通過中聯辦深入干預香港内政,是可以理解的情緒。但中央越不信任香港,中聯辦權力就越大,「半決策者」角色就越鮮明,投誠者與潛在的權力尋租就越多。只有中央信任的特首,只有能證明香港會令中央放心,中央才會減少對香港的干預;也只有如此,才能在香港維護核心價值,才能繼續在(中央可接受的限度内)推進民主。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泛民能支持林鄭,豈非擴大了林鄭的執政基礎,降低了中聯辦的影響力?

(李芄紫,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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