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普立茲克建築獎，頒給固守地域特質、揚棄跨國明星建築師路線的三人組西班牙建築事務所 RCR Arquitectes，確實出乎了大部分人的意料之外，也贏得許多掌聲。
這個近30年未離開家鄉操作建築，作品風格對地貌景觀充滿敬仰與詩意，擅用材料表現出與環境的連結，建築具有濃郁在地特色、又完全能與當代的建築思潮對話共語的在地三人建築團體，為何能夠力壓其他競爭的高知名度建築明星，其中的原因與意涵，絕對值得我們進一步扣敲與深思。
首先，回顧一下廣受全球建築界注目的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這個於1979在美國設立並宣示表彰「在世建築師以建築作品展現其天賦、遠見與奉獻等特質，透過建築藝術對人道與建築環境產生延續且意義重大的貢獻」。
雖然特別強調「人道與建築環境產生延續且意義重大的貢獻」，若仔細觀察歷年得主，卻似乎見到這個獎項的發展，反而有往與全球化及明星化迎合的趨勢，也就是與市場/明星結合的建築師，反而成了過往獎項的主流，且完全壓過以理念/個人做操作的建築師。
同時，前13年的得主中有7名美國建築師，而在那之後的26年間，卻只有一位美國籍的得主，同時間歐洲以及日本建築師大量出線，其中的轉變耐人尋味。這現象當然回應了戰後全球的政經勢力，從美國過往獨霸的位置，逐漸變成區域分權的狀態，而現代建築師向來就是政經權力的服務者，同步呼應，不足為奇。
以個體與在地現實為核心的創作模式
此次 RCR Arquitectes 的得獎，除了繼續回應全球的政經權力分布已然多元共立的事實外，更重要的意義，則是對於前述80年代起逐漸被全球化、商品化所主導的建築路線，做出地域價值究竟何在的反省再思與積極肯定。而且，這恰恰正是本屆評審團主席的澳洲建築師穆卡特（Glenn Murcutt，也是2002年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從來念茲在茲的價值信仰。
評委會這樣寫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我們必須依賴國際影響、商業貿易、探討商議、交易事務等。但越來越多人擔心，正是由於這種國際化的影響力……我們將逐漸失去本土價值觀、本土藝術和本土風俗……而拉斐爾·阿蘭達、卡莫·皮格姆和拉蒙·比拉爾塔（RCR Arquitectes）告訴我們，這兩者或許可以和諧共生。」
從這個角度再來看普立茲克建築獎，更可以見出 RCR Arquitectes 的得獎意義所在。同樣價值的反省與肯定，其實可以從2002年穆卡特（Glenn Murcutt）的得獎看起，以及近年包括中國杭州的王澍（2012）、甚至智利的亞歷山大．阿拉維那（Alejandro Aravena）（2016），加上今年 RCR Arquitectes 的獲獎，都可以視為這條新路線，正在益發強大與茁壯的證明。
我簡單敘述這幾位得獎者的建築意義，以及後續在價值觀上的可能影響力，來稍微梳理其脈絡。其中最具特異性的穆卡特，住在雪梨經營一人事務所，只做他能力可及的在地案子，以承襲密斯（Mies van der Rohe）簡潔與結合工業生產的特質，深思現代主義與地域特質的關係，同時提出「輕觸大地」的說法。當年一位評審說：「他的作品不但未墜入地方沙文主義廉價的悲情氣氛裏，反而能在其更嚴肅的思索下，連接上與現代主義思維的血緣關係。」
王澍感懷中國此刻精神家園與文化本體的流逝，決心針對重商業、崇拜科技、反傳統文化的建築思維，以及「城鄉建築的摧殘」險惡狀態，提出他嘹亮的異議。王澍將中國城市被拆除拋棄的舊磚瓦材料，重新回收並運用到新建築，積極運用都市裏的大批農民工，繼續以他們本來熟悉的構築技藝及知識，加入中國未來建築與風貌的發展。
來自智利的阿拉維那，反映了近年的建築趨勢裏，對於人道關懷與社會責任的重視。自2001成立的「ELEMENTAL」工作室，打造了超過 2500 戶的低收入社會住宅，除了材料和施工技巧的運用與搭配，每一個階段都還能夠讓居民直接參與，以能在居民、環境及社會的利益分合關係間，爭取執行上的最大可能，是一個持續在思考與行動間取得平衡的團體。
這三個過往得獎者以及今年的 RCR Arquitectes，清楚呈現此刻建築界的反思態度所在。其中所堅持的價值，譬如以個體與在地現實為核心的創作模式（而非跨國的大型設計公司）、積極尋求現代主義與地域環境的連結，或是對被過度高估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因而罔顧自身文化、環境與社會脈絡的畸形變態，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地域主義的興起與隱憂
在其中最核心的辯證，可能還是落在全球/地域的價值爭議上。現代建築的發展，確實在上世紀的末期有完全被全球化價值主導的跡象，而後建築地域化的逐步出現，顯示出多元化與區域化的必然反撲趨勢，也表明現代建築在要與世界同步對話外，更是必須要思索本體何在的問題。
這樣意圖在全球的框架下，再去定位各自主體的模式，可以參考歐洲共同體文化思辨的過程，在《認同的空間》裏，這樣寫着：「許多人無法斷定所謂的歐洲文化『求同存異』（Unity in diversity）到底是什麼意思。事實上無疆界的歐洲觀點和媒介跨國界流動的作法，會使人們產生憂慮和文化迷亂感。面對這些激變，一種反應是到較為局部性的地域意識和認同意識中尋求慰藉；我們已經注意到文化地區主義和（巴斯克、蘇格蘭、布列塔尼等）小民族主義越發興盛。」
這個描述點出來過度宏大的整體認同，可能造成的「文化迷亂感」，也因此間接促成文化地區主義和小民族主義的興起。但是，如果過度強調地域主義，可能也有其隱憂。Kenneth Frampton 在《朝向批判性地區主義》中，認為藉由擺脫只是重複抄襲外來、異國形式的「世紀末折衷主義（eclecticism）」，以重振目前無精打采的社會表達力，是地域主義尋求與全球化間調和的必要解構手段。但他同時也警告地域主義變成壓制他者沙文主義的可能：「在新英格蘭，歐洲現代主義就遇上了不知變通又處處設限、始於抗拒而終於投降的地區主義。新英格蘭（後來）全盤接受歐洲現代主義，因為當地的地區主義已經淪落為規則的收集。」
地域主義如果讓國族主義色彩的政治意識過度介入，反而有可能形成如新英格蘭般的自我扼殺性，更因此阻嚇了優秀設計人對地域性的真實思索。但是，若不時時思索並定位自體位置，在此刻全球化衝擊的大浪潮下，能否建立起自身的存在位置與意義性，同樣值得擔憂。
根植本土、心向世界的建築路線
科比意在《邁向建築》（《VEN UNE ARCHITECTURE》）的序言裏，明確宣告現代建築的意義與責任：「建築並不在於專業的技術，關鍵在於建築必須能夠傳達共同理念所呈現的變動。」以此來看 RCR Arquitectes 的得獎，可視作他們正對於此刻共同理念與波動的積極回應，也是全球化、商品化、明星化的既有建築價值，必須轉向與修正的時代宣示，也是地域價值應當得到重生與肯定的宣示。
恰恰如評審對 RCR Arquitectes 得獎所說：「這三位建築師以最美好和充滿詩意的方式，讓我們看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必然就是非此即彼，至少在建築的操作中，是可以追求兩者的共存。我們確實能夠根植於本土，同時又心向世界。」
我個人樂見 RCR Arquitectes 得獎，也支持他們所代表的建築意義。而他們與其他幾位得獎建築師（穆卡特、王澍、亞歷山大．阿拉維那），在新世紀裏接續得獎的步伐與路線，更是指出建築路線必將修正的明亮燈塔。
（阮慶岳 /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