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學者四方田犬彥在《心悅台灣》一書中，記載了一段，他在走訪台北大稻埕時，回憶起發源於此的二二八留下的懸念：
「……長年以來我無法解開的疑問是，到底他是怎麼樣的人物？他的死是以何種形式發展成隔天的重大事件呢？…[略]... 邱永漢說，這位陳文溪是萬華老鰻（流氓）的弟弟。陳木榮知道弟弟被殺後馬上組織龍山寺及延平路一代的民眾，在隔天早上敲鑼打鼓，高聲大喊：臺灣人啊，站起來！……陳老大事先向附近商家發出警告，要他們先把店門關起來，他自己會披上獅子的面具。我想要確認的是這一段敘述的真實性......
很幸運地，我在國家紀念館找到了相關的資料。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在事件之後馬上刊行了《臺灣暴動事件紀實》一書，上面明確記載著『不意誤傷市民陳文溪（係當地大流氓陳木榮之弟），旋即傷重死亡...…』
但是除此之外，兩家紀念館都沒有其他有關陳文溪的資料，甚至連相片都沒有。這裡堆積如山地展示著許多遭受殺害的知識份子的肖像相片或書信，卻無法掌握這位最早的平民死者的任何線索。這可能是官方組織性地抹除資料所致吧。另外有一個理由可能是，這個成為臺灣歷史分歧點的大虐殺事件竟然發端於黑道發起的示威活動，這個事知識份子的犧牲才是應該加以彰顯的。但是最早的死者哥哥是萬華角頭老大這件事，就應該被視為不適合這個嚴肅的鎮魂之殿嗎？
是啊！我也沒有留意過陳文溪這位「二二八中的第一位遇難者」——這位「在混亂中被打死的人」究竟何許人也？我們耳熟能詳的受難者，好像只侷限在留美博士林茂生、省參議員王添灯、醫生張七郎、畫家陳澄波這些精英份子。
流氓浪人，與二二八的火苗
帶著這樣的問號，我在汗牛充棟的口述史、回憶錄、檔案中尋覓，終於在1993年《口述歷史》第四期中找到片段。根據住在陳文溪家附近，與他姪子陳戊己交好的里長王雲青的說法，時年27歲的陳文溪綽號「臭耳」，因為重聽嚴重，身無一技之長，住在大哥家游手好閒，大哥以市場擺攤維生；陳家老二陳木榮則是歸綏市場一帶角頭，常與周遭江湖人士來往，其中一位叫林秉足。
1947年2月28日，林秉足聽聞朋友的兄弟遇害後，立刻跳出來主持公道。王雲青回憶：
「...…他先到章厝街附近找『大頭鼓亭』的負責人陳財，請他派人打獅鼓、吹嗩吶，要立即出發上路，遊行打鼓抗議，所需的花費，由密婆吉（按：即林氏）負擔……密婆吉找好獅鼓後，就在早上八、九點，和陳戊己與『提松朝仔』三個人率領大批群眾，由舊市場「江山樓」娼館一帶出發，遊行示威，抗議陳文溪被警察打死。
遊行隊伍由獅鼓領陣，打鼓的是『提松朝仔』，陳戊己則敲鐃鈸。打鼓車是三輪犁仔卡車，車上置鼓，另外掛上兩三幅寫著抗議標語的白布條，布條是直的，白布黑字，其中有的寫著『陳儀狗官』之類的字樣。」
這場抗議後來的變化，大家都知道了。
回憶描繪的生動場面，從首位死者拉出了「角頭、兄弟人聚眾討公道引發的二二八」這條支線，為這場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悲劇，抹上一筆底層色彩。然而，故事並沒有停留在這裡。
長年研究二二八的台灣史學者陳翠蓮，過去曾在《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中花了些篇幅處理陳文溪的背景（註一），她認為正是因為這些兄弟與無業浪人的為首的敲鑼打鼓、沿街抗議，才引來大批群眾關切，使事件難以平息。
受害者，還是加害人？
陳翠蓮在2017年的新作《重構二二八》中進一步指出，上述聚眾遊行的林秉足、莊傳生、陳戊己，也曾是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初期成立的義勇糾察隊員，在該隊解散後被編入偵緝隊、消防隊。里長還指稱，林秉足還是警總線民，編在保密局台北站站長毛簡手下，負責提供地方情資。陳翠蓮推論，可能因為這些身份，所以他們雖然聚眾引發動亂，但在事後卻可免遭官方清算。
當時，這樣的網絡不只出現在台北，各地的流氓浪人，也常是警備總部與保密局在戰後之初，吸收用來滲透台灣社會的一環。儘管，這些人的聚眾行為，與其流氓底下另一重身份之間的關係，我們沒有太多資料可判斷，但這也足已增加事情的複雜性。
在一起被定調為「國民黨對台灣精英的報復性屠殺」，而成為世代口耳相傳的悲劇中，點燃事件的第一個死者原來是無業遊民、地方角頭之弟，而發起抗議使得事件一發不可收拾的，則是跟情治機關合作的流氓。那這些人到底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人們該如何在已然熟悉的記憶地景中安置他們？人們會發現固有的道德直覺，在這個時候很難派上用場。
或許，這正是七十年後討論二二八可以開啟的角度；時間一直是處理轉型正義時最曖昧的難題。對受害者與家屬而言，等得太久，正義簡直無從可能。（註二）但時間過得夠久，有時也能讓更多歷史細節被揭露，經過反覆考證與辯論，讓人增加對歷史的掌握與判斷。
二元框架的盲區
二二八亦如是。台灣人的第一位留美博士、最傑出的畫家、醫生、法官、律師等一整代精英被連根拔起，這些熱心奔走追求民主改革的先行者，得到了後代台灣人的尊敬與惋惜。而該為此負起責任的蔣介石以降一干軍政精英，則罵名不斷。然而，現在或許該是時候讓那些歧異的、埋藏在岔路中的歷史，更多樣的主體，從這起與國族宏觀敘事糾結的悲劇中浮現出來，讓我們看見那些站在後排陰影中、常常被忽略的身影。
這不但需要歷史學家在時間長流中淘洗，對大眾來說，更重要的還是去「複雜化」對受害者的認知。在近來的轉型正義討論中，已有論者開始檢討「理想的受害者」這個認知框架帶來的問題──有時為了平反或衝突後重建工作的需要，政策或制度上往往很快建立起「加害者vs.受害者」的框架；其中「道德無暇、無辜」的受害者，往往最容易獲得社會的同情與支持。
然而，這樣的認知框架越被確立，越容易排除了那些「不容易塞進這個框架，但也受害於衝突或鎮壓的人們」，例如武裝反抗者（可能造成無辜者傷亡）、素行不良的地痞流氓等。這使得異質的、脫離常軌的主體越難以現身；也彷彿在受害者間建立階序──有的人比較值得被同情與尊敬，有的人，則或許沒有那麼無辜。人們得試著擱置或動搖這種直覺的二分法框架，才能開始讓那些很難一時劃分黑白的、曖昧的灰色地帶糾結被看見。
二二八如此，日後影響層面更廣、更為複雜的白色恐怖更是如此。
指出幽微，不代表棄守歷史判斷
不過，打開這樣的可能性，不代表放棄對事件或其中人物做出判斷。
誠然，歷史常成為服務當代人眼前關懷與利益的工具。權力或論述的掌握者，可能透過挑選、剪裁、遺漏、或重組歷史，以之作為群體認同核心的歷史敘事。（註三）這樣的觀點若推到極端，很可能會得出「所有的傳統都是發明的、沒有什麼歷史是真的、掌握現在就掌握過去」這種相對主義式的結論。
然而當一個社會中的人們，普遍不相信可能與其他成員對一件事達成共識，並認為所有判斷，都將因判斷者的社會處境而異，不存在尋找真相的可能時，這種高度的懷疑主義便可能走向虛無，反而有害於公共生活。
因此，去警醒人的歷史認知可能受到當下情境的影響，去意識到集體記憶可能的不穩定，或警覺於權力者對另類記憶的抹消，並不等於放棄對歷史真實性的追求。（註四）
二二八事件常被看成台灣民族主義的濫觴；發生在其後的白色恐怖，則讓悲情與壓抑的情感結構，成為幾個世代台灣人對戒嚴統治的記憶。如何讓這些創傷歷史，成為人們可檢討、反省、思辨與學習的資源？我認為需要透過開放對話，讓不同觀點能夠盡量表達與溝通，從歷史記憶中尋找可以凝結共同體連帶的資源。
可惜，歷任政府向來無心於此，包括蔡英文政府也是──其競選政見或就職演說中的各項轉型正義政策，迄今沒有下文。至二二八前夕，僅宣示了將啟動期程與目標不明的清查檔案工作。
七十年已矣，如今或許該是民間自我警醒、試著去看見那些更沉默、可能令人一時尷尬難以安放的記憶的時刻。
（葉虹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
註一：在日本投降後，商界聞人劉明曾組織成員約三萬人的台北市「義勇糾察隊」協助「三民主義青年團」維護治安，糾察隊在陳儀來台後被解散，陳文溪即為其中之一，而當時糾察隊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兄弟人」。（頁140-1）
註二：台灣的轉型正義進展一直被評為「有轉型而無正義」，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家暴力，不管是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在民主化後的平反，主要以金錢補償為中心。
註三：去重組「我們是誰？我們曾經歷了什麼？未來該往何處去」的歷史敘事、追尋起源神話的建構是現代民族主義的核心，一個較為中文讀者熟悉的例子可能是清末民初的「炎黃子孫」說。
註四：就集體記憶理論來說，相對於這種「現在中心說」觀點的是「過去中心說」，強調歷史有一定的延續性，人們的操作仍須以一定的過去為基礎，而且存在各種可抵制任意操弄的社會安排，例如事件親歷者的見證、檔案文件可揭露的資訊、人們對求真的意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