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與我生命的最初關聯，來自《悲情城市》（1989，侯孝賢導演）。對於一個電影專業的本科生來說，這部電影作為台灣影史上的豐碑，實在難以繞開。單是裏面的固定機位長鏡頭，就足以被一再致敬。只是當年十七八歲的我，對台灣並無共情，因而「神作」看得似懂非懂；鏡頭當然是美的，也懵懵懂懂能捉摸到寫實的力道，只是片中那「二二八」的歷史魂魄，距離我的成長背景實在太遙遠。
前幾天國臺辦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表示大陸有關部門會舉辦「二二八事件」70週年系列紀念活動，我有點哭笑不得——
紀念些什麼？又為誰而紀念呢？截至我上大學前的整個歷史教育脈絡中，教科書裏從沒提過與二二八有關的隻言片語，甚至連台灣近現代史都完全空白，因而對於在大陸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來說，二二八是個非常陌生的事件。
然而，中共的官方論述卻又將二二八定位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二二八六十五週年時，在台盟中央、全國台聯和社科院台灣史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二二八」被稱為「台灣同胞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重要體現」。
九份的夜，化為實感的台灣悲情
每種史觀背後都有各自的論述需要，但歷史與「人」真正產生共鳴的連結中，卻一定有情感的參與。大學畢業後我長居香港，對台灣事毫不關心。相比每年維園燭光映照出，那些香港與中國命運的糾結牽絆，台灣對我來說是一個與大陸近乎「無關」的地方。
直到有一年秋天來台北出差，臨回香港前的最後一晚深夜，一位朋友帶我去了九份——深夜空無一人的九份，昏黃而安靜光暈裏的九份，那個屬於《悲情城市》的九份。
當年侯孝賢電影埋下的美學種子突然化為實感，電影與現實的關聯，宛如前世今生被一夜打通。我記得那晚朋友講了許多關於他的家族痛恨國民黨的理由，而其中最重要一條就是二二八「清鄉」，以及緊隨其後的「白色恐怖」。
夢魘一般的敘述，讓我聽得目瞪口呆，也成了我理解台灣歷史與命運的起點。
後來，我開始大量讀台灣史書籍、來台北看二二八紀念館、也請更多台灣朋友講他們所了解的史實，這才發現，生在大陸長在大陸，大學畢業去了香港的我，對於「兩岸三地」裏的台灣，陌生得近乎一無所知——我過去從沒關注過，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反動派」，離開大陸後究竟做過些什麼。
那段日子，很多次在讀到本省人被「濫殺」的回憶和記錄時，我會難過到哭出來，完全不懂得，為什麼一個外來政權可以對當地人民如此殘暴。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二二八的認知，和不少厭惡國民黨的台灣朋友並無二致，覺得一切都是國民黨的錯，每一年的和平紀念日，這個帶有原罪的黨都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戰後政經情勢，將台灣民情煮成沸水
真正理解二二八，是來台灣念博士班，開始從學術角度去理解台灣政治之後。讀政治學帶來的最大改變，是教會我「結構」的重要。抽離當時台灣的政經結構去理解二二八，必定是偏頗的。
博士第一年影響我最深的課是「台灣政經專題研究」，我選那門課的唯一理由就是二二八——我心目中沉重的、理解台灣苦難的原點。即便各種文字報導、口述歷史、紀念展覽早已爛熟於心，該流的眼淚全都流過，認為國民黨不可饒恕的情感積澱也足夠扎實，但那門課的教授卻提醒我：情緒化的愛與恨，只是不曾參詳史料的偏見。
族群衝突的表象背後，是當時行政長官陳儀在台灣執意推行統治經濟造成的惡果。他沿用了日治時期的專賣制度，還更變本加厲——不但米、糖、鹽等物資必須專賣，由行政長官公署統籌運銷，到1946年，連煙酒、樟腦、度量衡等日常必需品，也不再准許私人販售。政府禁止私煙，而台灣當時又通貨膨脹物資匱乏，婦孺靠走私洋煙養家，才有了因販賣私菸被查緝員擊傷倒地，意外引爆二二八事件的林江邁。
更深一層，在國共戰時物資供應大陸的政策下，行政長官公署強制收購米糧，導致一年二、三收的台灣居然陷入無米可食的窘境。從光復伊始到二二八前夕，米價在台灣漲了四百倍，恆春一帶的貧民甚至要吃檳榔葉止饑。特別是二二八發生前的那一個月，城市裏的中下居民深受米荒之苦——他們在鄉下沒有地，在城裏又買不起米，而政府少量配米只能滿足體制內的「外省人」。
民生問題牽動族群仇恨，本省籍知識精英在光復後又一直得不到重用，並未得到他們想象中脫離日治後的「出頭天」，因而當時台灣的狀況一如法國大革命前夕：饑餓的災民加上中產階級的鼓動，革命一觸即發。
貧困的饑民上街發洩怒火（軍統也混入其中製造混亂）、想要吃飽，中產階級則要求政治改革，爭取權利，兩者的訴求完全不同。然而相同的是，他們都在面對一個和路易十六一樣無能的政府——當一個前現代的政府機關，去接收在日治時期已經初具現代化規模的台灣時，會出現的狀況就是無力駕馭。二二八誠然是「官逼民反」，只是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是封建的官而非現代文官，所以二二八前夕的台灣，更接近混亂的無政府狀態。
光復初期的政經情勢，將島內民情煮成沸水；二二八，則只是將那鍋水掀翻。
二二八敘事的平行空間
然而，以政經結構檢視二二八成因的分析視角，與許多場域中的二二八論述，卻又像交集有限的平行空間。網路上「二二八真相」鋪天蓋地，但時至今日，連這場事件中的確切傷亡人數都難以被精確統計。
李敖就曾撰文指出其中矛盾：楊亮功的調查報告中說死了190個人，辜寬敏說死了五萬人，《台灣：苦悶的歷史》和《台灣人四百年史》兩書則皆指死難人數十幾萬。而每年紀念日在網路上廣傳的文章中，常見用「每三百（或兩百）個台灣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喚起讀者的悲憤。除了數字出入，混亂中死難的外省人如何統計？而因掠奪物資、軍民糾紛、乃至私人恩怨造成的死傷又如何界定？
不同版本對二二八事件的定性也有出入。台灣最「主流」，最能喚起台灣認同的版本着眼於「族群衝突」，認為國民黨政權接管台灣後，帶着「正統漢人」的優越感偏見，認為台人深受日本奴化，視本省民眾性命如草芥，故而以殘暴武力鎮壓抗爭──初期「見人就開槍掃射」，後期更「有計劃地拘捕殺害台籍精英」。
而與之相對應的「外省人敘事」中，「見人就殺」的「暴民」，則變成了仇恨無處發洩的本省人。而在這個版本中，蔣介石「派兵平亂」是為了恢復社會秩序，而且是「先暴後鎮」，並非血腥屠殺。且蔣介石派兵也跟「族群衝突」扯不上關係；他關心的只是二二八是否為「共產動亂」，而其各個情報派系卻都揣摩上意、不約而同向他匯報「台民不滿與暴動肇因於共黨煽動」，且已嚴重到「叛國奪取政權階段」。既是叛亂，自要下令剿平。
海峽對岸，中國官方則將二二八解讀為「台灣人民抗爭國民黨專制」的起義，所謂「紀念」則是為了「緬懷起義中被捕和犧牲的先烈與同胞」，進而「繼承和弘揚台灣同胞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這些文字讀來荒誕，但其片面扁平的程度，與上面兩種版本不相伯仲。
歷史的政治符號化，遮蔽真相追尋
造成這種眾說紛紜，主因當然是黨國威權的咎由自取。二二八在解嚴前是令人噤若寒蟬的禁忌。國民黨一直遮遮掩掩不肯將資料公開，更不願直面過錯，也已為這種對歷史的遮掩，付出巨大代價。正因後人所看到的二二八圖像不清晰，故被口耳相傳填蓋的空間也很大。被當成事實傳播的眾多坊間版本中，仍有重重疑點。
二二八事件當年的重要癥結在於「資源」──包括戰後的資源不足，內戰動員體制下的資源挪用，乃至本外省族群間的相對剝奪感。而當今對二二八的若干詮釋，似乎也隱含資源誰屬的暗示。二二八和「反蔣」、「反國民黨」等符號，潛移默化着現實政治中的認同，也暗示資源要掌握在土生土長的台灣「自己人」手中，不該被帶着歷史原罪的國民黨再染指。
而二二八既已成為符號，成為情感認同投射的框架，再去詳盡追索歷史中的疑點，似乎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有些人面對那段歷史留下的情感創傷，真正在乎的是如何以此為槓桿，改變現實中的利益與權力分配。而持續探究史料，挖掘歷史理解的不同角度，反而與這個目的牴觸。
然而，如果人們面對和處理的「二二八記憶」，只是從各自論述脈絡中窺見的歷史切片，那麽「記憶」也就成為各說各話的詮釋場域，大家都可選取自己想要的角度去解讀。所以也就會出現中國官方竟也紀念二二八、一副要和「台獨論述」爭搶話語權的滑稽局面。
「勿忘二二八」意義的自我質問
「如果我們不再追索那些未經放大的『真相』，不去釐清歷史中的重重疑點，那麼二二八這個符號，是否更容易用於服務現實政治的各說各話，以迎合各方的論述需要？」上學期，我兼職在台灣某大學公行系開設「影像中的政治」課程時，嘗試與學生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那次教學經驗，也迫使我對歷史的態度更為謙卑。我自己的成長背景（從大陸到香港到台灣），與學生們成長背景（台灣的新世代）的巨大落差，使我必須避免任何過於「主觀」的論述。尤其涉及到「二二八」這樣的議題時，我幾乎難以用「教」的心情去面對他們——面對一群土生土長的台灣學生，我有什麼資格去「教」屬於他們的歷史脈絡呢？
我只能回到當初認識二二八的起點——電影，與他們分享我對這一事件的認知過程，和其間由感性到理性的思維轉變。我更必須將自己的角色放到很低很低，用最謙卑和誠惶誠恐的態度去面對他們、啟發他們，分享屬於他們的思考。
所以，透過《悲情城市》，和那些平均比我小上七八歲的台灣本土世代討論二二八，也是令我自己重新檢省「勿忘二二八」真正意義的重要經驗。我不斷嘗試去問他們：
歷史敘事，是不是可以不要大而化之地蓋棺定論？
是不是可以不要立場先行，淪為政黨操作下的議題動員？
我們可以透過不完整的碎片去拼湊出歷史的原貌嗎？
我們可以相信小說、電影的記錄嗎？
還是要自己想方設法，竭盡所能找資料去距離那個「歷史的真相」更近一些？
追索真相才是真正的反省，是為歷史負責的唯一方式。
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借鑑二二八？
我記得自己過去和一位朋友說「我每一次看着香港，看着台灣，然而透過它們所看到的，依然是那個我來自的中國大陸。」目睹那些「別處」的經驗，映照出的卻是對血脈裏那個「本土」的想望。
所以每一年台灣的二二八也好，每一年香港的維園燭光也好，我總是忍不住去設想，大陸可以從「別人的民主軌跡」中學到些什麼？而大陸的知識分子對於推動更接近真相的史觀，透過深入民間又能夠做些什麼？
事實上，如果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有足夠勇氣去承認二二八真相、釐清傷亡數字，盡早予以調查和賠償，亦不會在民主化之後處於如此被動的地位，背上「歷史原罪」。正因為政府長期遮掩歷史真相，採取迴避和否認的態度，才致使民間的各種描述層出不窮──其間難免有立場與情感先入為主，或以情感詮釋歷史的誇張乃至不實版本。
中國至少在這一點上，或可以對岸為鑒——不再蒙蔽真相，竭力還原當年歷史，既是執政黨應有的承擔，更是穩固自身正當性的必要路徑。與此同時，任何一位對歷史懷有基本尊重的國民，亦有責任敦促政府趨向這樣的選擇。
（賈選凝，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