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七十年 觀點

如果一個陸生,走進二二八的歷史記憶

那門課的教授提醒我:情緒化的愛與恨,只是不曾參詳史料的偏見。


國民黨一直遮遮掩掩不肯將資料公開,更不願直面過錯,也已為這種對歷史的遮掩,付出巨大代價。
國民黨一直遮遮掩掩不肯將資料公開,更不願直面過錯,也已為這種對歷史的遮掩,付出巨大代價。攝:陳朗熹/端傳媒

二二八與我生命的最初關聯,來自《悲情城市》(1989,侯孝賢導演)。對於一個電影專業的本科生來說,這部電影作為台灣影史上的豐碑,實在難以繞開。單是裏面的固定機位長鏡頭,就足以被一再致敬。只是當年十七八歲的我,對台灣並無共情,因而「神作」看得似懂非懂;鏡頭當然是美的,也懵懵懂懂能捉摸到寫實的力道,只是片中那「二二八」的歷史魂魄,距離我的成長背景實在太遙遠。

前幾天國臺辦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表示大陸有關部門會舉辦「二二八事件」70週年系列紀念活動,我有點哭笑不得——

紀念些什麼?又為誰而紀念呢?截至我上大學前的整個歷史教育脈絡中,教科書裏從沒提過與二二八有關的隻言片語,甚至連台灣近現代史都完全空白,因而對於在大陸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來說,二二八是個非常陌生的事件。

然而,中共的官方論述卻又將二二八定位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二二八六十五週年時,在台盟中央、全國台聯和社科院台灣史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二二八」被稱為「台灣同胞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重要體現」。

九份的夜,化為實感的台灣悲情

每種史觀背後都有各自的論述需要,但歷史與「人」真正產生共鳴的連結中,卻一定有情感的參與。大學畢業後我長居香港,對台灣事毫不關心。相比每年維園燭光映照出,那些香港與中國命運的糾結牽絆,台灣對我來說是一個與大陸近乎「無關」的地方。

直到有一年秋天來台北出差,臨回香港前的最後一晚深夜,一位朋友帶我去了九份——深夜空無一人的九份,昏黃而安靜光暈裏的九份,那個屬於《悲情城市》的九份。

當年侯孝賢電影埋下的美學種子突然化為實感,電影與現實的關聯,宛如前世今生被一夜打通。我記得那晚朋友講了許多關於他的家族痛恨國民黨的理由,而其中最重要一條就是二二八「清鄉」,以及緊隨其後的「白色恐怖」。

夢魘一般的敘述,讓我聽得目瞪口呆,也成了我理解台灣歷史與命運的起點。

後來,我開始大量讀台灣史書籍、來台北看二二八紀念館、也請更多台灣朋友講他們所了解的史實,這才發現,生在大陸長在大陸,大學畢業去了香港的我,對於「兩岸三地」裏的台灣,陌生得近乎一無所知——我過去從沒關注過,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反動派」,離開大陸後究竟做過些什麼。

那段日子,很多次在讀到本省人被「濫殺」的回憶和記錄時,我會難過到哭出來,完全不懂得,為什麼一個外來政權可以對當地人民如此殘暴。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二二八的認知,和不少厭惡國民黨的台灣朋友並無二致,覺得一切都是國民黨的錯,每一年的和平紀念日,這個帶有原罪的黨都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戰後政經情勢,將台灣民情煮成沸水

真正理解二二八,是來台灣念博士班,開始從學術角度去理解台灣政治之後。讀政治學帶來的最大改變,是教會我「結構」的重要。抽離當時台灣的政經結構去理解二二八,必定是偏頗的。

博士第一年影響我最深的課是「台灣政經專題研究」,我選那門課的唯一理由就是二二八——我心目中沉重的、理解台灣苦難的原點。即便各種文字報導、口述歷史、紀念展覽早已爛熟於心,該流的眼淚全都流過,認為國民黨不可饒恕的情感積澱也足夠扎實,但那門課的教授卻提醒我:情緒化的愛與恨,只是不曾參詳史料的偏見。

族群衝突的表象背後,是當時行政長官陳儀在台灣執意推行統治經濟造成的惡果。他沿用了日治時期的專賣制度,還更變本加厲——不但米、糖、鹽等物資必須專賣,由行政長官公署統籌運銷,到1946年,連煙酒、樟腦、度量衡等日常必需品,也不再准許私人販售。政府禁止私煙,而台灣當時又通貨膨脹物資匱乏,婦孺靠走私洋煙養家,才有了因販賣私菸被查緝員擊傷倒地,意外引爆二二八事件的林江邁。

更深一層,在國共戰時物資供應大陸的政策下,行政長官公署強制收購米糧,導致一年二、三收的台灣居然陷入無米可食的窘境。從光復伊始到二二八前夕,米價在台灣漲了四百倍,恆春一帶的貧民甚至要吃檳榔葉止饑。特別是二二八發生前的那一個月,城市裏的中下居民深受米荒之苦——他們在鄉下沒有地,在城裏又買不起米,而政府少量配米只能滿足體制內的「外省人」。

民生問題牽動族群仇恨,本省籍知識精英在光復後又一直得不到重用,並未得到他們想象中脫離日治後的「出頭天」,因而當時台灣的狀況一如法國大革命前夕:饑餓的災民加上中產階級的鼓動,革命一觸即發。

貧困的饑民上街發洩怒火(軍統也混入其中製造混亂)、想要吃飽,中產階級則要求政治改革,爭取權利,兩者的訴求完全不同。然而相同的是,他們都在面對一個和路易十六一樣無能的政府——當一個前現代的政府機關,去接收在日治時期已經初具現代化規模的台灣時,會出現的狀況就是無力駕馭。二二八誠然是「官逼民反」,只是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是封建的官而非現代文官,所以二二八前夕的台灣,更接近混亂的無政府狀態。

光復初期的政經情勢,將島內民情煮成沸水;二二八,則只是將那鍋水掀翻。

二二八敘事的平行空間

然而,以政經結構檢視二二八成因的分析視角,與許多場域中的二二八論述,卻又像交集有限的平行空間。網路上「二二八真相」鋪天蓋地,但時至今日,連這場事件中的確切傷亡人數都難以被精確統計。

李敖就曾撰文指出其中矛盾:楊亮功的調查報告中說死了190個人,辜寬敏說死了五萬人,《台灣:苦悶的歷史》和《台灣人四百年史》兩書則皆指死難人數十幾萬。而每年紀念日在網路上廣傳的文章中,常見用「每三百(或兩百)個台灣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喚起讀者的悲憤。除了數字出入,混亂中死難的外省人如何統計?而因掠奪物資、軍民糾紛、乃至私人恩怨造成的死傷又如何界定?

不同版本對二二八事件的定性也有出入。台灣最「主流」,最能喚起台灣認同的版本着眼於「族群衝突」,認為國民黨政權接管台灣後,帶着「正統漢人」的優越感偏見,認為台人深受日本奴化,視本省民眾性命如草芥,故而以殘暴武力鎮壓抗爭──初期「見人就開槍掃射」,後期更「有計劃地拘捕殺害台籍精英」。

而與之相對應的「外省人敘事」中,「見人就殺」的「暴民」,則變成了仇恨無處發洩的本省人。而在這個版本中,蔣介石「派兵平亂」是為了恢復社會秩序,而且是「先暴後鎮」,並非血腥屠殺。且蔣介石派兵也跟「族群衝突」扯不上關係;他關心的只是二二八是否為「共產動亂」,而其各個情報派系卻都揣摩上意、不約而同向他匯報「台民不滿與暴動肇因於共黨煽動」,且已嚴重到「叛國奪取政權階段」。既是叛亂,自要下令剿平。

海峽對岸,中國官方則將二二八解讀為「台灣人民抗爭國民黨專制」的起義,所謂「紀念」則是為了「緬懷起義中被捕和犧牲的先烈與同胞」,進而「繼承和弘揚台灣同胞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這些文字讀來荒誕,但其片面扁平的程度,與上面兩種版本不相伯仲。

歷史的政治符號化,遮蔽真相追尋

造成這種眾說紛紜,主因當然是黨國威權的咎由自取。二二八在解嚴前是令人噤若寒蟬的禁忌。國民黨一直遮遮掩掩不肯將資料公開,更不願直面過錯,也已為這種對歷史的遮掩,付出巨大代價。正因後人所看到的二二八圖像不清晰,故被口耳相傳填蓋的空間也很大。被當成事實傳播的眾多坊間版本中,仍有重重疑點。

二二八事件當年的重要癥結在於「資源」──包括戰後的資源不足,內戰動員體制下的資源挪用,乃至本外省族群間的相對剝奪感。而當今對二二八的若干詮釋,似乎也隱含資源誰屬的暗示。二二八和「反蔣」、「反國民黨」等符號,潛移默化着現實政治中的認同,也暗示資源要掌握在土生土長的台灣「自己人」手中,不該被帶着歷史原罪的國民黨再染指。

而二二八既已成為符號,成為情感認同投射的框架,再去詳盡追索歷史中的疑點,似乎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有些人面對那段歷史留下的情感創傷,真正在乎的是如何以此為槓桿,改變現實中的利益與權力分配。而持續探究史料,挖掘歷史理解的不同角度,反而與這個目的牴觸。

然而,如果人們面對和處理的「二二八記憶」,只是從各自論述脈絡中窺見的歷史切片,那麽「記憶」也就成為各說各話的詮釋場域,大家都可選取自己想要的角度去解讀。所以也就會出現中國官方竟也紀念二二八、一副要和「台獨論述」爭搶話語權的滑稽局面。

「勿忘二二八」意義的自我質問

「如果我們不再追索那些未經放大的『真相』,不去釐清歷史中的重重疑點,那麼二二八這個符號,是否更容易用於服務現實政治的各說各話,以迎合各方的論述需要?」上學期,我兼職在台灣某大學公行系開設「影像中的政治」課程時,嘗試與學生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那次教學經驗,也迫使我對歷史的態度更為謙卑。我自己的成長背景(從大陸到香港到台灣),與學生們成長背景(台灣的新世代)的巨大落差,使我必須避免任何過於「主觀」的論述。尤其涉及到「二二八」這樣的議題時,我幾乎難以用「教」的心情去面對他們——面對一群土生土長的台灣學生,我有什麼資格去「教」屬於他們的歷史脈絡呢?

我只能回到當初認識二二八的起點——電影,與他們分享我對這一事件的認知過程,和其間由感性到理性的思維轉變。我更必須將自己的角色放到很低很低,用最謙卑和誠惶誠恐的態度去面對他們、啟發他們,分享屬於他們的思考。

所以,透過《悲情城市》,和那些平均比我小上七八歲的台灣本土世代討論二二八,也是令我自己重新檢省「勿忘二二八」真正意義的重要經驗。我不斷嘗試去問他們:

歷史敘事,是不是可以不要大而化之地蓋棺定論?

是不是可以不要立場先行,淪為政黨操作下的議題動員?

我們可以透過不完整的碎片去拼湊出歷史的原貌嗎?

我們可以相信小說、電影的記錄嗎?

還是要自己想方設法,竭盡所能找資料去距離那個「歷史的真相」更近一些?

追索真相才是真正的反省,是為歷史負責的唯一方式。

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借鑑二二八?

我記得自己過去和一位朋友說「我每一次看着香港,看着台灣,然而透過它們所看到的,依然是那個我來自的中國大陸。」目睹那些「別處」的經驗,映照出的卻是對血脈裏那個「本土」的想望。

所以每一年台灣的二二八也好,每一年香港的維園燭光也好,我總是忍不住去設想,大陸可以從「別人的民主軌跡」中學到些什麼?而大陸的知識分子對於推動更接近真相的史觀,透過深入民間又能夠做些什麼?

事實上,如果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有足夠勇氣去承認二二八真相、釐清傷亡數字,盡早予以調查和賠償,亦不會在民主化之後處於如此被動的地位,背上「歷史原罪」。正因為政府長期遮掩歷史真相,採取迴避和否認的態度,才致使民間的各種描述層出不窮──其間難免有立場與情感先入為主,或以情感詮釋歷史的誇張乃至不實版本。

中國至少在這一點上,或可以對岸為鑒——不再蒙蔽真相,竭力還原當年歷史,既是執政黨應有的承擔,更是穩固自身正當性的必要路徑。與此同時,任何一位對歷史懷有基本尊重的國民,亦有責任敦促政府趨向這樣的選擇。

(賈選凝,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 二二八70年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