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將滿七十周年，國民黨基本上已喪失對台灣史的話語權，本土陣營徹底壟斷相關論述。但北京不甘寂寞，提高規格紀念二二八事件。這是中方繼2013年替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建立無名英雄紀念碑以來，又一次強勢爭奪對台灣歷史的詮釋。
其實二二八事件的隔天，處於美國軍政時期的大韓民國，也在濟州島爆發警方對示威群眾開槍，造成六人死亡、八人重傷的事件。這場「三一節開火事件」，導致隔年四三事件的爆發，開啟濟州島長達六年半的武裝衝突。四三事件如同二二八，也在戰後遭到長時間的忽視，直到2000年1月12日「濟州四三特法」制訂公布之後，才由政府著手調查真相。
而前不久，馬來西亞籍華人導演廖克發從追尋家族記憶出發，拍攝關於馬來西亞禁忌話題「馬共」的紀錄片《不即不離》，則代表另一起，對二戰後國家歷史傷痕的探究。即使此片在海外得獎無數，仍在馬來西亞被禁播；這段歷史記憶的重返，仍令當代的馬來西亞政府感到不自在。
三起發生在戰後初期的暴力衝突事件，有什麼可類比之處？
戰後東亞，殖民崩塌與左翼擴張
二戰後的東亞區域情勢異常詭譎。
日本殖民帝國戰敗後，原有的占領區與殖民地，也淪為其他勢力競逐的對象。但當更早期的歐洲殖民者想重返，也都因太平洋戰爭中被日軍修理得醜態百出，而難以在當地原住民眼中重建昔日威信。
更複雜的是，共產大國蘇聯在歐洲已無對手；其從二戰末期出兵滿州，開始積極介入東亞。蘇聯首先在北韓扶植了朝鮮勞動黨的鐵腕統治（持續至今），同時積極援助中共與中南半島各國的共黨與左翼勢力，使得後者如虎添翼，開始具備與原統治者一爭雄長的能量。
簡言之，戰後東亞各國出現共產主義的擴散，填補原有殖民秩序崩解的權力空缺。
台灣史學者陳翠蓮近日出版新書《重構二二八》認為，美國因為把國民黨的中國當作遠東的主要盟友，而容忍國民黨在台灣的一系列作為；她稱為「中美協力體制」。而當時美國最主要的敵人是誰？不就是蘇聯共產主義與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結盟？
二戰後的歐洲與亞洲的局勢是什麼？是朱可夫（Georgy Zhukov ）與科涅夫（Ivan Konev）在歐洲的前進，是林彪與華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y）在滿州的前進，是毛澤東、劉伯承與粟裕在中國關內的前進，是金日成與朴憲永在朝鮮半島的前進，是胡志明在越南的前進──這就是美國與其各反共盟友，當時眼中看到的世界。
當日軍放下武器，中國與越南立即就爆發了各自的國共內戰，並迅速波及同為法屬印度支那的柬埔寨與老撾（寮國），衍生了三次中南半島戰爭。朝鮮半島隨著美蘇的介入，產生了民族內部的「分斷體制」，後來演變成兩個劇烈對峙的國家，與戰後最大規模的武力衝突。馬來亞半島、砂拉越（沙勞越）、菲律賓以及印尼的共產黨，也都很快拿起了武器或組織起來，走上了要把民族與社會革命冶為一爐的劇烈鬥爭之路。甚至連已經現代化百年以上的日本，戰後也沒有完全躲過赤色風暴。除了1960年代一連串反安保鬥爭外，名為「赤軍」的紅色暴力組織，在日本也鬧騰過好一陣子。
二二八前夕的中國與台灣
戰後不管是在中國或是在台灣，國民黨的統治一直面對相同問題：經濟因為戰爭創傷瀕臨崩潰，而八年艱苦抗戰中，國民黨自身的統治機器也大傷元氣。
抗戰勝利的鞭炮聲才放完，內戰號角又響起。初期國民黨因為占領區過大，機動兵力不足，不得對中共從全面掃蕩改為重點進攻。1946年，國軍在華東戰場逐漸壓迫共軍北上，但後者每次退卻前，都能先給國軍一個巨大打擊。1946年12月宿北戰役、1947年1月魯南戰役，與1947年的2月的萊蕪戰役──連續幾場大仗中，國軍被消滅了近20萬人，對手華東共軍卻仍有30萬人以上的兵力，且繳獲了大批美式裝備。
台灣作為國府統治區內受二戰創傷較少的地區，物資相對豐沛；在內戰如火如荼之際，從台灣取得資源轉運到大陸支援前線國軍，是國府籌措戰爭的自然邏輯。可是從台灣人民角度看到，卻是渡海來台的「祖國」官員宛若土匪，劫走資源。中國大陸上，原先日佔區的人民唱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台灣人則說「狗去豬來」。
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對於急於肅清中共的國府當局來說，是後方重大的驚雷。特別是短短五天前，國軍才經歷山東萊蕪戰役中，第十兵團全數被殲滅或俘虜的震撼。因此該年3月，原先做為華東戰場預備隊的整21師，從上海被轉調來台鎮壓民變時，不免覺得自己只是從一個戰場，抽調到另一個戰場，把這裏的民變者都當成「敵人」。
台灣共黨與二二八的標籤
台灣有許多人認為，是1945年國民黨來台以後，才帶來本來與台灣人無關的國共鬥爭。但其實台灣在戰前本來就有共產黨存在。謝雪紅與楊克煌等人所領導的台灣共產黨，始建於1928年上海法租界，並由中共代為指導；只是基於共產國際的「一國一黨」原則，才定名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併入了殖民母國所在的日本共產黨麾下，直到1931年被殖民政府大舉拘捕而停止運作。
當台灣在1945年進入中國統治秩序以後，另外一批以張志忠與蔡孝乾為主的台籍人員，過去在日本時期渡海到中國參加革命，此時也陸續回到台灣，在台灣發展共黨組織「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也吸收一些之前台共成員，伺機而動反抗國民黨統治。
這些中共在台人員，雖然並未涉及二二八事件的發動，但是衝突爆發後，也隨即抓住沸騰民怨期待有所作為。在二二八延燒的衝突中，實力強大到與國軍一戰的兩支反抗民兵，實際上都受到中共在台人員影響，甚至直接指揮──但這點，許多台獨支持者常略而不提：
在台中的二七部隊領袖謝雪紅與其同志楊克煌等，本來就是老台共。由於組織活動長期的獨立性，使得謝雪紅彼時與中共高層關係，不如省工委領導人蔡孝乾密切，但中共也一直認為她是資深的共產黨員。
在嘉義活動的「臺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與中共關係更直接。其司令員張志忠，二戰時曾任中共八路軍129師的的政工幹部，副司令員李媽兜是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的得力助手，政治委員簡吉更是殖民地時期著名的左翼農民運動領袖，具備強大組織動員能力。這樣的組合，在外觀與編制上都已經是如假包換的共軍，事實上也已經是中共在台灣能找到的最佳拍檔。
即便整個二二八事件的風起雲湧，不能被這些中共在台份子化約；但無可避免的是，其之存在與活動，恰好提供給當時國民政府，在理解這場抗爭、決定行動的一個直覺標籤。而當時在華東戰場新敗之餘的國府，也不免草木皆兵地認定，所有在後方反政府的社會運動除了所謂「日本殖民餘孽」以外，都是由中共教唆，是中共的同路人。
反共戰爭邏輯下的血腥
國軍真的從大陸來台灣鎮壓了，清鄉了，乃至於血洗一批知識菁英。這些殺戮敘事，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再熟悉不過。但若回到前文所述，奉命來台鎮壓國軍部隊所處的戰爭情境中，直接果斷地殲滅「共黨敵人」──甚至只是可能有嫌疑者，卻可能在其眼中顯得「理所當然」。就如同當時警總參謀長柯遠芬所說的，「寧可錯殺，不可錯放」。
更重要的是，血腥不只是「前現代」國民政府的專利，連最重視人權最文明的英美政府，在介入戰後東亞各國的反共戰爭中，也是如此。這就要回到文章開頭談到的南韓四三事件，以及馬共的故事。
濟州島的四三事件，本質上是當地人民不堪美國軍管政府管制下的經濟凋敝，秘密組織武力奮起抵抗的民變。民變武裝集團與島上南韓駐軍達成互不侵犯的默契，迅速拿下島上的各警察局，並解決武裝右翼團體，控制全島。
由於事件發起者有高度的左派思想，而濟州島又有地點險要、控制對馬海峽的戰略價值，因而美軍政府「懷疑」民變武裝的背後，其實是南朝鮮勞動黨（即北韓朝鮮勞動黨在南韓的支部）的領導操縱，乃決定強力鎮壓。其迅速撤換了濟州島上與民變者關係良好的駐軍指揮官以後，美韓聯軍出發登島，以血腥武力鎮壓，並對民變者佔領區進行多次反覆清剿。美韓聯軍對濟州島的屠殺，持續到韓戰結束後，造成死亡估計在1.4到6萬人之間，而當時濟州島全島人口只有30萬人。
這樣的場景與二二八是否相似？
而在往後20年英國在馬來亞，美國在中南半島與印尼，都曾大規模鎮壓共黨活動。每次反共戰爭中，也有多起殘忍屠殺平民的軍事行動。例如越戰中的美萊村屠殺，印尼1965年的 930事件。在冷戰時期東亞地區，每個革命與反共的戰場，都沾滿著革命與反共雙方軍民的血。
血色記憶的政治動員
在冷戰結束多年以後，這個歷史階段的血色記憶，是否能被重新追復成為公眾關注的記憶，成為值得認識學習的知識，端看其在當代政治上，有沒有可以被消費的價值與收割的利益。如果沒有這種現實政治的利益，亞洲各國對於這段歷史的挖掘，多半興趣缺缺。
南韓的濟州四三事件，至今在歷史上仍然語焉不詳，誰也無法詳實追問，美國在濟州島大屠殺中扮演的首謀角色。馬共放下武器都快30年了，馬來西亞政府還在阻擋，一部僅僅在追尋家族歷史記憶的紀錄片。
或許在70周年的時刻，最不需要的紀念方式，就是強為某種國族主義的伸張，爭搶死者的神主牌來鑄就打擊政治對手的砲彈。要還原真相，汲取歷史複雜的意義與教訓，我們的路還很長。
（王宗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