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在2月8日宣布，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北京將高規格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這個消息所散發出來的政治意義極為豐富。
在1947年整個 二二八 事件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並沒有介入整個反抗運動。當年除了在延安的《解放日報》曾發表社論聲援，將二二八定位為「台灣自治運動」外，並沒有採取任何具體政策，或派遣人員參加當時台灣民眾的抗暴行動。
早在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時，北京也曾經展開紀念活動，並且公布南京歷史館的檔案。當年，許多「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由居於中國大陸的台籍人士組成的政黨，簡稱台盟）的台籍人員，大量被派遣到海外接觸美國日本的台灣同鄉。在七十週年之際，國台辦突然又宣稱舉辦紀念活動，顯然有其強烈的政治暗示。
北京展開紀念時，究竟採取怎樣的立場，頗為耐人尋味。如果強調事件中的主要領袖是日據時期的台灣共產黨成員，顯然站不住腳。若把整個事件形容為「自治運動」或「抗暴運動」，似乎又對北京現階段的「維穩政策」構成極大諷刺。
歷史縱然發生在七十年前，但是它所挾帶而來的政治意義，卻相當鮮明而強悍有力。不管北京紀念二二八是為了伸張台灣人民的人權，還是為了拉攏台灣民心，最後都還是會產生極大的批判力量，回到中共政權身上。
中共史觀的捏造與荒謬
中共把這次的紀念，定位為「台灣人民推動社會主義的重要歷史事件」，顯然是在創造想像中的歷史。中共領導人的主觀願望，似乎是在暗示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意義，純然是在配合當時中共在國共內戰中的武力行動。
尤其2月23日，台盟主席林文漪在主持「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七十周年座談會」時，強調這個事件是在「展現台灣同胞強大的愛國主義精神」，還指出這個事件的愛國民主運動，是與「祖國大陸人民開展的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相互呼應」。
這樣的想像非常可笑，至少當時的台灣人民思考裏，根本完全不存在著中共的影子。如果對1947年的歷史事實稍有認識的話，事件裏的中共份子可以說作為有限。當年，從延安歸來台灣的中共潛伏份子中，領導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蔡孝乾，事實上還停留在蟄伏狀態。當時領導二七部隊的謝雪紅，拒絕跟蔡孝乾往來聯繫 。這段史實在我寫的的《謝雪紅評傳》已有過詳細討論。
真正談的上有參與的，只有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但其組織「台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對抗國民政府，已經是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更稱不上領導此一事件。
如果二二八 真的是與社會主義掛勾，今日的中國更沒有發言立場。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徹底向資本主義傾斜，早就在實質上放棄了社會主義立場。北京當權者，已是全世界公認的「極右派共產黨」，已經不再推動「社會主義事業」了。在這個議題上，中共是最典型的機會主義者。
定調「抗暴運動」？如何面對六四
如果二二八事件是屬於「抗暴運動」，中國人民一定也會聯想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到現在為止，中共一直逃避六四事件的歷史責任，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曾公開表示，中共所犯的錯誤已經列入「七不講」的範圍內。也就是說，中共在逃避自己的歷史責任外，甚至不容許民間討論六四事件所造成的衝擊。
近在眼前的六四事件，中共領導人都極力逃避，現在居然隔海奢談二二八事件的紀念，這很有可能使中國內部的人民心生不滿。權力在握者一方面逃避自己的歷史，一方面卻又揭開國民黨的瘡疤，這不是人格分裂又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錯誤，絕對不只是六四事件而已。歷史上的整風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內部人權所造成的傷害，絕對不是任何文字所能形容。二二八事件所釋放出來的意義，從當年台北 二二八 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三十二條政治要求」絕對不只是主張「台灣自治」而已，其中還包括了人權與民主的問題。不談人權，不談民主，就完全失去了二二八事件的真實意義。
中共當然可以紀念二二八，但是絕對不敢觸及事件的核心價值。
定調「自治運動」？如何面對維藏
甚至連當年《解放日報》定調的「台灣自治運動」，北京顯然也不敢過分張揚。面對新疆維吾爾族與西藏藏族所要求的自治問題，中國領導人不僅不敢具體處理，反而還派兵進行武力鎮壓。在彰顯二二八事件的抗暴與自治問題之際，北京應該對新疆與西藏也應該有一個說詞——除非，這種人格分裂式的處理手法，就是「一國兩制」的真正精神？
事實上，70年前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台共黨員，最後都投靠北京政權，並且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個組織的領導人謝雪紅，歷經整風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他們在七十年前事件中的反抗，絕對比延安時期的中共還更有行動能力。台共在中國所受的政治下場，已經為台灣人民提供了鮮活的教訓。
北京要擴大紀念二二八的七十周年，我們不會反對。但是，北京也該給我們一個答覆：為什麼所有中國境內的二二八參與者，都受到政治迫害？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