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台灣衛生福利部公布一項調查結果：台灣的青少年在6個月內上網人數比率高達94.8%，每週平均上網時數24.94小時。對這一批「00後」（編按：指2000年後出生者）而言，網絡已不再是生活中的一項工具，網絡就是他們的生活。
在台灣，「00後」一代天然活在數位環境裏，共享科技所帶來的接收、社交、學習等模式，更容易接近各種資訊、理解公共議題。這使他們比上一輩的大人，更早從網絡上挖掘知識，接近發聲的平台，甚至發起行動改變環境。
2014年3月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就是一次例子。網絡科技的應用，讓這場運動被美國《華爾街日報》形容它是「史上最數位科技的一場抗議（the most digitally organized protest ever）」。
藉助網際網絡、組織、串連的運動者年齡逐漸向下：2015年台灣爆發「反黑箱課綱運動」，一部分高中學生組織抗議行動，抗議馬英九政府修改歷史教科書課程綱要。
在以往，年輕學生透過讀報紙、看電視新聞，但現在，他們浸潤在網絡社群中獲取資訊，閱讀傳統「新聞」不再是必要，許多第一手消息是來自社群，一如師大附中校刊社的同學向端傳媒表示，除了接觸捷運上與早餐店的免費報，他們平時幾乎只在「臉書」上讀新聞——或者更精確地說：網絡上的新媒體。
八家新媒體齊聚一堂
「新世代」怎麼看「新媒體」？這一代看哪些新媒體？對媒體有什麼期許？1月20日由台灣公共電視的節目《青春發言人》舉辦的一場現場活動中，上百位高中生就和八位「新媒體」工作者來了一場「網聚」。
當「舊媒體」不能滿足人們對於新聞資訊的要求，網絡世界的交流愈加頻繁奔放，便促成了一波「新媒體的逆襲」。說起「新媒體」，「他們不一定都是新聞，但他們都是媒體。」《青春發言人》新聞總編輯黃兆徽這麼補充，網絡的時代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一個自媒體，媒體的形式與定義，變得很多元。然而，「新媒體」是什麼？他們「新」在哪裏呢？
聯合報、報導者、眼球中央電視台、風傳媒、端傳媒、沃草、年輕瘋新聞、台灣吧，這是《青春發言人》邀請出席的八家新媒體機構。如果就實際工作內容來看，他們彼此之間其實很不一樣，可以排成一個光譜：
端傳媒、報導者、風傳媒、聯合報新媒體在光譜的一邊，它們大多提供原創新聞報導；沃草將大部分氣力放在立法院事務的實況和分析；台灣吧和年輕瘋新聞針對各自關注的議題提供「解釋性報導」；「眼球中央電視台」則是針對時事的「二次加工」，不過最吸引「眼球」的，也莫過於它：
「眼球中央電視台」 模仿「中國中央電視台」，主播「視網膜」學着央視主播的聲音、形象和語氣播報台灣新聞。他們的成立正是瞄準了一項台灣的問題：「國家認同」，主播「視網膜」認為，現在的台灣學生自然地覺得台灣是個「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正式的名稱其實是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而中華民國也都被投射成「中國」，這種尷尬情況，便成為眼球中央電視台內容的基礎。
不僅用「諷喻」的方式關注時事，他們還模仿中央電視台舉辦「春節晚會」，帶領粉絲一同譴責台獨份子，揮舞中華民國旗，這樣的政治黑色幽默，彷彿一個大型「媒體實驗」。
同樣以幽默內容吸引年輕人族群的，還有「年輕瘋新聞」，他們製作搞笑影片探討公共議題。創辦人詹大衛說，台灣年輕人經常啃食「垃圾新聞」，且缺乏「批判思考」訓練。要建立批判思考，首先要深化公共議題的討論。於是，他們參考美國脫口秀主持人Jon Stewart跟John Oliver，製作成脫口秀節目，並模仿「Vice」拍攝深度專題。
探討時事議題之外，新媒體也兼具有教育功能。「台灣吧」是專注於傳遞「知識」的網絡媒體，他們以新穎的角度、可愛的動物、磁性的旁白，及創意的方式，製作探討台灣歷史的影片，快速的吸引了網絡上的粉絲關注。創辦人之一的蕭宇辰，曾擔任歷史老師，深覺過去學生接觸知識的場域，往往只有教室或是演講廳，學習形式其實可以更活潑。他們便參考教育網站「 Crash Course」成立了「台灣吧」。
「我們試圖要把知識變得好玩」，就像蕭宇辰自己，就是從電動遊戲中引發對歷史的興趣。取名「吧」，就是象徵知識交換的地方，可以跟待在酒吧裏一樣輕鬆。除了歷史，他們也會製作心理、法律、化學等內容。
「讓不同地區的人彼此聆聽」是端傳媒和其他華文媒體最不一樣的追求，這樣的追求，可以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不同的政治立場之間找到得以立足的價值觀高地。
傳播社會中各項議題，媒體是否還能改變社會？談到媒體推動社會改革，2013年成立的公司「沃草」就是在致力降低公民參與政治門檻，而沃草的第一個產品，就是「國會無雙」，這是一個以即時直播立法院議事，並包裝成「棒球賽」，點評立法委員的議事表現及法案內容的平台；沃草更製作國會新聞遊戲，「開放立法院」，監督國會的運作，也製作議題的資訊圖表與懶人包，促進公共對話。
突破新聞的表現形式，也是「聯合報新媒體」努力的方向。六十年的老報紙「聯合報」，近年成立了「新媒體中心」，致力嘗試新形勢的新聞內容，新媒體中心的記者魏妤庭說，網絡時代有許多新的素材與科技，可以做出讓人「有感覺」的新聞。
例如「房價資訊」、「中橫公路」、「流沙中年」的主題中，不同於傳統媒體以往用硬梆梆的圖表與文字呈現，他們用網頁「互動」的形式，讓新聞活起來。人們可以得到個人化的訊息，以及在議題的平台上交流經驗。「報導不再只是一個終點，不僅可以促成下一個報導，還有知道讀者在想什麼。」魏妤庭說。
而報導中自然少不了「報導者」，「報導者」是一間在2015年9月成立的媒體，副總編輯方德琳稱他們是「非常嚴肅的媒體」。他們致力製作調查報導，並以基金會模式運作。基金會的運作，排斥政治人物捐款，並將款項資訊透明，解決了過往「置入新聞」的問題。而內容面，他們製作許多深度「調查報導」，記者長時間蹲點，製作長篇的深入調查報導，他們也致力於設計出許多「新聞遊戲」，讓讀者在遊戲過程中，瞭解複雜的議題。
當網絡上逐漸形成一個「華語新聞閱讀共同體」，「端傳媒」看到新的契機。端傳媒台灣新聞主編李志德說，如果先不論中國「牆內」的讀者，包括香港、台灣、澳門和世界各地居住的華人，數量約為7000萬人，而這樣的人口數相當於英國人口。但英國有世界級的《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等媒體，兩相對照，華文媒體工作者努力的空間其實還很大。更何況中國還有13億人口，即使翻牆出來愈來愈費勁，但效益還是很可觀。
「讓不同地區的人彼此聆聽」是端傳媒和其他華文媒體最不一樣的追求，這樣的追求，可以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不同的政治立場之間找到得以立足的價值觀高地。端傳媒不選邊站，而是回到人本位，例如探討二次大戰結束70年的專題「六個人的一九四五」就是以國軍軍官、日本軍護、解放軍戰士、華籍英軍和「滿洲國留學生」等不同背景的「人物故事」，呈現出這場大戰的方方面面。
在這個人人都是記者的時代，新聞產製即時化，或是將新聞內容娛樂化、腥羶色化。風傳媒總主筆夏珍說，「風傳媒」就是看不慣許多新聞為追求點擊率，常播報「拳頭、奶頭」，許多記者從原職場退下來成立風傳媒。「我們（記者）老的，死而不僵，」她說。
風傳媒堅持高理想、低點擊率的「硬新聞」，加入軟調性的「風生活」讓點擊率增加。但她也認為新穎形式不能犧牲新聞品質，如直播「單身做便當」，改成直播婚姻平權靜坐。她堅持，這就是「成見不能束縛，時髦不能引誘」的老派價值。
夏珍說，我們往新潮去走，但是「靈魂，在我們腦筋裏，在我們的血液裏，不會因為時代改變而改變。」
網絡時代新聞仍有嚴格定義
每間媒體7分鐘的短講結束後，進入了提問階段。「新媒體，是新聞還是媒體，還是都不是？」「網絡時代的新聞又該怎麼定義？」高中生們的問題，來賓們除了接招回答，有時還彼此討論了起來。
對於自己究竟算不算「媒體」，眼球中央電視台的視網膜認為，只要有一定程度人去關注，就可以稱為「媒體」。視網膜說，他們也像是「行為藝術家」，而這種行為藝術，已經擴散到粉絲及觀眾，跟他們一起「展演」。
同樣的問題，沃草執行長林祖儀也提到，別人常問，沃草到底是媒體還是公民參與平台？他的回答是，「雖然有不同稱呼，但我們就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詹大衛也說年輕瘋新聞是「網絡節目」，亦是一個平台，當網友碰到複雜的社會議題時，會傳訊息給瘋新聞，希望他們做出一集來討論。
「無論是眼球、年輕風新聞、台灣吧，如果沒有原生的新聞你們怎麼搞笑呢？」夏珍回應道。
夏珍強調無論新媒體形式如何變，網絡時代，新聞還是有嚴格的定義的。新聞客觀、查證、真實等原則是不變的。而她認為，其他「新媒體」都是「新聞的變形」。例如「沃草」，就是所謂的「資料新聞」、「檔案新聞」的新聞類型，是蒐集所有檔案，從檔案裏面找到意義的新聞，但沃草的新聞形式跟「專業新聞」還是不一樣。
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新聞」，詹大衛強調，瘋新聞影片中的「客觀」性，呈現不同立場的資訊，這跟中立客觀的新聞學頗為類近。台灣吧的蕭宇辰也說，「有一群人在看我們，我們自然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我們有責任要做好」，但至於是不是「客觀」，他認為並不只是將不同立場的資訊，各半呈現，應重新思考標準在哪裏。
聽完了短講、互動，這群「00後」的年輕人有什麼感覺？
如同師大附中校刊社李浩廷說的，平常看到的報導，不會知道媒體是如何運作，更不可能理解他們背後的多重意義。惠文高中的黎宏濬說，原本想唸新聞系並進媒體圈工作，現在他覺得想要從事媒體工作，大學可以不唸新聞本科，可以先有自己的專業再考研究所或是去媒體圈實習。一位惠文高中校刊社同學在受訪時說道，她在瞭解這些新媒體以後才發現，「這個世界好像跟我想得不太一樣！」，讓她「開眼界」。而她平時滑「臉書」以外，吃飯的時間，跟家人一起看電視新聞，容易「看上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