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劍峰：親手押回「漢奸」陳公博

1945年8月14日晚間，重慶西南方的九龍坡機場，守衛機場的空軍警衛連士兵，突然聽到往市區方向的友軍營房傳來密集槍聲。連長孫劍峰上尉立刻打電話詢問，對方興奮回答：「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們開槍慶祝！」沒過多久，整個重慶都響起一片鞭炮聲。

廿四歲的孫劍峰那時作夢也沒想到，一個多月後，自己居然成為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軍官。

孫劍峰是湖南長沙人，1921年出生。抗戰爆發後，日本飛機沿着長江與粵漢鐵路發動空襲。長沙火車站對面的一家飯館被炸中，當時裏面正在舉行婚宴，大批賓客死傷。

當時就讀教會中學的孫劍峰說，以往聽到日本侵略中國，當然也會跟着罵，但其實是人云亦云，「直到親眼看到空襲現場，樹上掛滿了缺手斷腳的屍體，才真正感受到侵略者的可惡。」他因此考入中央軍校第十五期，1940年畢業後分發到空軍特務（警衛）旅。

機場警衛原應由空軍負責，但當時成都的太平寺機場與雙流機場，都由當地軍頭劉湘的川軍駐守，拒絕中央接管。1940年底，日軍大舉空襲太平寺，一架零式戰鬥機甚至降落地面，飛行員拔走一面標示跑道的小旗，再從容起飛而去，居然沒人開槍阻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大怒，下令槍斃團長、免職師長，機場防務才由中央軍接手。

1941年5月20日下午，日軍再度空襲雙流機場。孫劍峰架起機槍，對着一架低空掃射的零式機拚命開火，直到飛機越過頭頂，機腹突然噴出一股黑煙，往前方遠處逐漸墜落。四周士兵與他自己，都興奮地大叫：「打中了！打中了！」但孫劍峰多年後移民美國，碰見了當年的老長官，才知道那架飛機最後墜落在太平寺機場附近，當地守軍向上級報稱是自己戰果，領走了法幣三千元的獎金。

抗戰剛勝利，蔣中正立刻電邀毛澤東商談戰後局勢。8月28日，毛澤東搭乘美軍專機抵達重慶。駐守九龍坡機場的孫劍峰，親眼看到戴着遮陽帽的毛澤東，和打着領結的美國大使赫爾利走下飛機。

「毛澤東和赫爾利幾乎是手挽着手下飛機」，孫劍峰回憶，那時幾乎有股衝動想當場開槍打死毛澤東。他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反感，最早來自1927年共產黨發動「兩湖秋收暴動（起義）」。當時孫劍峰家住長沙市區，眼見住家四周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軍隊彈藥庫接連起火。一位身着便服的軍人被共產黨的農民兵認出來後，被削尖竹子做成的長矛捅得肚破腸流，當地居民人人躲在門板後頭窺看，沒有人敢出面搭救。

到了孫劍峰就讀軍校期間，擁有敵後游擊戰經歷的教官也經常告訴他們，國軍白天要和日本人作戰，晚上可能會被「要人、要糧、要槍」的八路軍包圍，「國軍事實上同時要對付日軍、八路軍和南京汪政權的『偽軍』。」

童年的記憶，加上當時國、共部隊的衝突不斷，讓孫劍峰的腦子裏幾次閃過「刺殺毛澤東」的想法。但理智也告訴他不可能這樣做，赫爾利和毛澤東併肩下機，提醒了他這場國共和談是出於美國人的要求。「真做了，我上頭有多少長官，他們得負多大的責任？」但孫劍峰也坦言：「那時有這種想法的，不只我一個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孫劍峰率領全連飛往南京，把守明故宮、大校場兩處機場。9月29日，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直接對他下命令，要他率領5名武裝士兵飛往日本，將「國民政府主席」陳公博等人押回中國受審。

在抗戰爆發後，汪精衛在和日本交涉協議後，1940年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被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稱為「偽政權」。1944年汪精衛病逝，陳公博接任南京政權的「國民政府主席」。

「我到今天都很納悶，這明明是憲兵的任務，為何由空軍前往？」孫劍峰事後推測，這次押解行動其實是繞開外交途徑的便宜行事，何應欽直接對他們下令執行，為的是把行動的變數減到最少。

押解陳公博的專機在鳥取縣的米子機場落地，隨機的日本官員負責找人，孫劍峰與部屬就留在米子過了幾天度假生活。米子是一個海邊的溫泉觀光小城，青石板街道非常乾淨。孫劍峰回憶，當時米子物資匱乏，民眾生活很苦，不過多數人似乎很開心，跟在中國兵後面看熱鬧，沒有愁眉苦臉的神情。在旅館泡完溫泉後，女侍用清水幫他們沖身體，中國人覺得很難為情，但她們毫不為意。

10月2日，日本官員將陳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六人帶回米子，一行人立即啟程。孫劍峰回憶， 陳公博看到他們第一時間的反應也是好奇：「為什麼不是憲兵來？」

在飛機上，孫劍峰和五個部下人人腰間一把手槍，「一對一」地盯住陳公博等六人，「他們吃的、喝的都要經我們許可，我們要先試過，怕他們服毒自殺。」

帶隊的孫劍峰自己負責看管陳公博，兩人比肩而坐。陳公博一襲長袍馬褂，黑呢帽，談吐斯文，態度安詳。

兩、三個小時的航程裏，孫劍峰和陳公博比肩而坐，陳公博和他談歷史，歷朝歷代，成王敗寇，最終被殺、受累的都是百姓。接着，陳公博也提到了自己的「漢奸罪行」。

「從汪先生開始，就是為了救淪陷區的老百姓。」陳公博對孫劍峰說，中日戰爭一起，淪陷區事實上就沒有政府了。這些淪陷區可惜了，都是中國最富庶的城市。可是日本每佔領一個地區，佔領軍就自己任命一個「維持會會長」，這些人其實就是流氓地痞，「汪先生和委員長進言，能夠和平就不要打了，但委員長不幹。但老百姓苦死了。」

「汪精衛、陳公博，他們的書讀得多，我那時只是大老粗一個。」對於在後政府的主流歷史論述中被打成「漢奸」的南京政府要員，孫劍峰不僅沒有惡感，當時「仰望」陳公博的感覺似乎到今天還一直記在心裏。

飛機回到中國境內，降落南京。孫劍峰記得艙門一開，停機坪「將星雲集」，都是來看「押解漢奸」這場熱鬧戲的。陳公博一行從容下了飛機，孫劍峰向上級繳回何應欽的手令。從此沒有再見過陳公博。

1946年4月，陳公博在江蘇高等法院受審，以通謀敵國罪成立，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被槍斃。但他在飛機上一路勉勵孫劍峰「要多讀歷史」，似乎在他心裏播下了一顆種子。孫劍峰1949年隨國軍撤退到台灣，1966年以第五名的成績考上台灣大學歷史系，他是班上年紀最大的學生。1970年畢業後，到台北市成功高中教書，一直到1987年退休。

吳尚志：被歷史唏噓的子女

國軍老兵吳尚志的家在浙江省蒼南縣龍港鎮的一條小巷裏，大門常年打開。志願者高揚帆走到門口，大喊了一聲「哎！」便像回家一樣推門而入。

吳尚志感覺到有人來了，不慌不忙地站起來，並不仔細瞧訪客是誰。他的女兒坐在客廳一隅，幹着零活，索性連頭也沒抬——隨着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的臨近，高揚帆帶來的人越來越多，她並沒有格外關注。記者站在房子中央，望着窗台上種滿的綠色植物，隨口說了一句「很寬敞」，吳尚志聽到後，接話說，「這是親戚借給我們的房子。」

他馬上要過100歲生日，依舊身體硬朗，耳聰目明。1945年以前，吳尚志人生最大的勝仗是在上高會戰的戰場上。當時他是國民黨91軍教導團獨立營少校營長，與時任該營上校營長唐淵，率八百官兵，以幾乎肉搏的方式，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裏，打退日軍發起的六次進攻。他寫血書「誓死保衛神聖土」，做敢死隊隊長，腰別手榴彈，夜襲日本指揮部，擊斃日軍軍官60多人，日軍核心指揮遭到重創。蔣介石稱之為「空前勝利」，何應欽說這是「開戰以來最精彩的一戰。」

吳尚志在1916年出生於浙江蒼南，他讀過些書，可惜家境不順，14歲從溫州中學輟學，加入中共地下黨，追隨當年浙南紅軍游擊隊的葉挺鵬。1935年，他進入中央軍校（即黃埔軍校十二期，南京校本部），與郝柏村同訓；三年後入中央軍校三分校（即黃埔軍校十六期，校址江西）。畢業後，吳尚志駐地江西上饒。1941年上高會戰中，在日軍炮擊下，吳尚志左小腿中彈片，彈片有毒，傷勢嚴重，從後方醫院輾轉到上海的同盟軍醫院。法國醫生為他注射了盤尼西林，醫治三個月，保住了雙腿，但自此以後腿傷困擾他七十餘年，時常痛楚並潰爛，成為戰爭生涯的某一種紀念。

因此，現在家裏的茶几上擺滿了藥罐，陰雨天舊疾發作，他便自己塗藥、裹紗布。老人並不願向外人展示傷腿，在身邊人的要求下，才慢慢掀開褲腳，露出一截深灰色且堅硬的皮膚。「藥費太貴」，這句話他常常和訪客念叨，因為得使用進口藥，「一個月要四五千塊錢」。「那您的退休金呢？」「退休金啊……不太夠用……」

從同盟軍醫院出院之後，吳尚志回到91軍做政策督導員，後來軍組改組，他到第三戰區（所轄範圍江蘇、浙江）司令長官部參謀處聯絡組工作，後被升為中校參謀。1944年，吳尚志以上校參謀的身份被保送至陸軍大學，至此成績卓著，戰功赫赫。一年後日軍投降，第三戰區司令長顧祝同親自授予他五枚軍功章。八年抗戰結束，他欣然提筆寫下詩句「百年痛盡英雄淚，一代春回古杏壇」。

1945年的吳尚志，還未從勝利中看到人生轉折的端倪。那年年底，他就職京滬杭衛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主任，後代理副參謀長——「是少將的待遇」，這是他反覆強調的。1946年，他進入中央警官學校高級研究班學習，轉年，經蔣介石面許，入美國西點軍校，期間被當時的美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接見。

這些細節史料難查，但吳尚志仍然能夠在記者的注視下，一筆一劃地用繁體字寫下他過去的職銜與所屬單位。當年，中央警官學校的教育長、他的班主任李士珍極為看重他，在吳尚志回國之後將女兒李真真許配給他。李士珍在民國警政界影響力頗大，被稱為「中國現代警察之父」，相傳宋美齡曾在婚禮上觀禮，轟動一時。

那時，吳尚志早年在家鄉迎娶的原配夫人依舊住在蒼南龍港，侍奉雙老；他與李家千金租住在上海國際飯店，生活美滿。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由於濫發紙幣、官商勾結，南京政府經濟頻臨崩潰。為挽救危局，1948年蔣經國被行政院派駐上海，推行幣制改革，打擊貪腐，史稱蔣經國「打虎」。吳尚志當年是上海警察局督察處的督查長，蔣經國在警察局內部設立的秘密機構「特種經濟大隊」，他任大隊長，協蔣「打大老虎」。

吳尚志與蔣經國有過私交，自述曾一起飲老酒、吃毛蚶，敘家常人情。在一部名為《無名的野花》電視片中，吳尚志回憶他曾陪同蔣經國封存中央銀行的國庫黃金，並遵從蔣的安排，抓捕、審問杜月笙。

他的人生也因此跌落。蔣經國打擊孔祥熙、孔令侃父子的揚子公司遇阻，吳尚志遭到報復，被貶至上海蘇州河分駐所，甚至一度遭到通緝，報章上關於他的報導是「水警局一所長畏罪潛逃」。他後來投奔國民黨溫州200師，追隨師長葉芳；隨着形勢的發展，葉芳派出代表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浙南游擊縱隊談判，表示「棄暗投明」，吳尚志協助200師起義，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的報導稱他「為溫州和平解放做出貢獻」。

用吳尚志的話說，他自己一生從未走上過國共內戰的戰場。1949年，新婚夫人李真真決定獨自赴美，吳尚志歸鄉，與原配夫人過起尋常日子，從此異國分隔，成為「一個牽掛」和「苦悶」。如今，吳尚志的口音仍帶有上海腔調，他的女兒、女婿的口音卻偏閩南（吳的家鄉蒼南龍港靠近福建）。他的高額醫藥費由女兒承擔，全靠她做些零工湊錢而得。而在採訪過程當中，由於語言不通的緣故，這位六十多歲的女兒一直在遠遠地坐着，默不作聲。

建國後，吳尚志做「個體郎中」，因為原配夫人母家原是從醫，他也「懂得一些」，並且因為多年腿疾，久病成醫，於是為了生計，陸陸續續在江浙一帶行醫三十年。1950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時，藏身地穴，躲過一劫。到了文化大革命時，又被遊街示眾，「被判了死刑而未死」，幾次抄家，資料無存，當年加入中共地下黨、打游擊的歷史身份再也無從認證。

高揚帆回憶，2013年最初找到吳尚志的時候，吳還對這個陌生的「關愛抗戰老兵」志願隊隊員還存有疑慮和戒心。高揚帆是溫州瑞安人，距離吳尚志的家駕車45分鐘，因此常來看望。高早年也是軍人，在福建當兵，遙望台灣，也因此對過去的那段歷史產生好奇，自發組成民間機構，尋找溫州的抗戰老兵。他滿口喚吳「阿公」，情真意切，私下對記者感嘆像吳一樣的老人都是「不該被歷史忘記的人」。

在中國大陸搞三反五反的時候，如吳一樣的老兵是「被村裏所有的人都看不起的」，高揚帆說，「因為（他）是國民黨的大官啊，是反動派啊，人家拿泥巴丟過去這樣子的……現在（這些人）真應該感到慚愧。」吳尚志的生活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漸漸重回平靜，而他的中共地下黨身份一直沒有被記入檔案，如何認定他為國家的貢獻，也模糊不清。他拿着微薄的退休金，沉默地過着日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吳尚志加入了黃埔軍校同學會，昔日學員隨着時間流逝逐漸去世，現在在溫州境內僅有四五位健在的黃埔學員。吳尚志很積極地參與同學會的活動，儘管在當時的複雜多變的政治形勢下，這些學員、校友曾經分道揚鑣，甚至成為勢不兩立的兩股政治勢力，而他們在當年，無論信仰、出身的不同，救國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採訪被溫州市慈善總會的來訪打斷，三名義工被牆壁上貼滿的報導、老照片與詩句吸引，驚嘆了許久，才拉了吳尚志一起合影留念。義工問他，「你去不去北京看閱兵？」吳尚志回答，自己歲數大了，「閱兵的時間那麼久，來來回回的坦克啊，飛機啊，敬禮啊」，「我實在堅持不下來」，「不去了」。今年，被北京中央政府安排到首都參觀閱兵的老兵，都是曾經參加紅軍與新四軍的老革命家，他們的革命事跡均被列入檔案，受到國家的照料。而吳尚志，儘管他也曾經表示過，參加閱兵式是他最後的心願。但隨着那一天的臨近，他漸漸不再談起這個心願。

高揚帆示意吳尚志展示一下紀念章，那是不久前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中國抗日戰勝勝利七十週年紀念徽章，沉甸甸的、金光閃閃的，被裝在精緻的紅木盒子裏。慈善總會的義工遞上了慰問金，叫吳尚志簽字，然後匆匆告別。吳尚志就一直戴着那塊紀念章，直到採訪結束。

（志願者高揚帆為化名）

張道干：他等待的只是一本共產黨員證

在紅四軍老兵張道干的土房子裏，大多數東西都過期了。過期的身份證，過期的急支糖漿和雲南白藥。他左手握着一個電流聲嘎吱響的「防嘯型」助聽器，右手在一大堆喝剩的易拉罐、生鏽的菸斗、散落的撲克牌和硬幣間茫然地摸索，找尋他失蹤許久的抗戰榮譽勛章。

這天是2015年8月27日，距離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還有一個星期。95歲的鰥居老人張道干，發現他長年沉寂荒蕪的生活，突然變得意外的繁忙。

張道干在杜墩村居住了一輩子。這村子屬於江蘇省宿遷市界集鎮，這一片土地，七十年前，曾經是中國抗日的正面戰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陸的官方媒體廣泛報導抗戰老兵，單單泗洪縣有兩個老兵上了中央電視台。一個是92歲還能說會道聲如洪鐘的郭孝雲，另一個便是終其一生，希望恢復共產黨員身份的張道干。

聽說當地的報社記者要來，電視台要來採訪，泗洪縣供電局也表示要組織新黨員到村子裏學習張道干的英雄事跡。

早晨六點鐘一過，老人就起了床，換上乾淨的淺綠細紋白襯衫，把家裏能摸到的所有勳章翻出來，一枚一枚別在左胸前。八時許，第一撥人潮抵達。架好攝影機，採訪人員坐定，縣城裏來的年輕黨員左兩個右三個圍坐在張道干身邊，要聽老英雄講過去抗戰的故事。

可是老英雄耳朵背，牙齒掉得剩下一顆，眯着縫的眼神渾濁，舌頭混着口水發出粘粘糊糊的蘇北調濁音。他的語言表達凌亂又貧瘠，五分鐘後，供電局負責人就對與老兵張道干溝通這件事徹底失去耐心，讓攝影師停下拍攝，直接進入送禮及合影留念環節。

張道干無兒無女，有過兩房妻子，第一任不能忍受他的兇脾氣，跑了。第二任妻子已在1980年代生病去世，現年49歲的侄子張紹寶就成了他目前最近的親屬。

作為歷史活化石，張道干的表達能力一天比一天衰竭，所以採訪者關於他過往人生的艱難挖掘，就只能基於張紹寶此前從大伯那裏聽來的記憶和近些年循着線索的考證。

這些日子，張紹寶就這樣一遍遍地，向來訪者覆述， 張道干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

張道干1922年出生於界集鎮杜墩村。上了年紀的人記得，杜墩村在過去是「拉大鋸」的地方。這裏北面洋河住着國民黨，南面洪澤湖住着共產黨，今天國民黨來了，明天共產黨來了，常年土匪伏沒。軍閥混戰時，日子勉強能捱，但張道干十多歲的時候，國民黨放棄了這窮地方，「日本鬼子」進村了。

日本人到了莊上，上門就要雞蛋吃。你得給他雞蛋，給他羊，鬼子當場把羊扒皮，火燎了吃。你還得賠笑臉，他就「大大的」，你要掛苦瓜臉子，鬼子咵擦一刀把你臉刺個窟窿，再一腳踹開。

1941年，張道干長到19歲，「大褂隊」把他抓到洋河關了起來。「大褂隊」是皇協軍、維持會的通稱，私底下，當地人叫他們「漢奸」。大褂隊要牢獄裏的張道干加入他們，張不從，便半敲詐半當真地，挖了坑要拉他去活埋。後來是他母親東拼西湊了750塊錢（幣種不詳），350塊給日本人充公，400塊給大褂隊拿去吃酒，把張道干贖了回家。

1942年秋天，新四軍開闢抗日根據地、發展地下黨員來了。領頭人是時任金鎖區區委書記的馬振藻，只比張道干年長兩歲，但已經參加抗日戰爭四年，一路表現神勇。在村子裏，馬振藻和妻子楊美田（時任婦救會主任）一面地下開會講毛主席如何領導民眾打日寇，一面幫他們做農活，看到張家窮，把楊美田變賣首飾得來的三塊銀元給了張道干。張道干不讀書，不懂什麼「主義」，但在馬振藻這個「貴人」身上，他看到了中共建黨初期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共產黨員的模樣，從此不忘。

1942年底，張道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國民黨統治的時期，加入共黨是玩命的事情。在江淮一帶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日子，大概是農民張道干一生中最艱苦、但也最光榮和輝煌的段落。

1945年抗戰結束，日本人投降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打內戰。可是地下黨員張道干發現，自己的黨組織不承認他這般祭出生命的光榮了。

他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黨員身分具體是什麼時候丟失的。能夠確認的事實是，「國民黨反撲」，新四軍泗陽總隊被打敗了。當時國民黨下了政策：抓住共產黨有賞，知情不報者殺頭。老兵張道干四處躲藏，在裴莊南一個玉米樅子裏藏了58天。他並不知道，這幾十天裏，他所在的新四軍部隊黨支部書記韓忠泰已被捕，而黨員名單的保管員由於擔心韓交代出其他同志，把黨員名冊等相關手續一把火燒了。就這樣，這批人的中共黨籍手續從此消失。

內戰結束，共產黨取得了勝利，張道干退伍回到家鄉。他找當地的黨組織，要求覈實他的黨籍，還特地找韓忠泰寫了證明信。黨組織上的人告訴他：韓忠泰有嚴重的歷史問題，他被敵人抓住自首了，他自己都被開除黨籍了，怎麼能證明你是黨員呢？

張道干不識字，拿不出更多的證據，有口沒法辯。一去幾十年，毫無進展。

侄子張紹寶記得，七十五歲那年，大伯生了一場重病。脖子腫了一圈，淋巴長到雞蛋大，十來天吃不下飯，嘔吐一口接一口。縣醫院的醫生跟張紹寶說，好不了了，準備後事吧。

大伯張道干躺在病床上，迷迷瞪瞪，嘴裏反覆念叨：「我這輩子，什麼都沒了。參加革命打「日本鬼子」，日本人投降了，共產黨勝利了，結果黨員身份丟了，共產黨不承認了。死了給人落下話柄，怕是見了閻王爺，腰桿也挺不直。」

老人是個倔脾氣，認死理，多大的官都敢頂撞，村裏人叫他「槓頭」。早年他還槓得起來，半個世紀過去，他的黨員關係還沒有找到。他的背越來越駝，眉頭皺成了一個習慣性倒掛的「八」字。

多年以後，張紹寶領着我和攝影師走在杜墩村裏。如果不是因為大伯，他已經很少回老家了。

戰爭的歷史已經夷平，只得見一片一片的玉米地接芝麻地，霧氣清淡，偶爾白鷺飛過田間。張紹寶指着一條雜草叢生的土路說：當年馬振藻就走這條路進來的，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候。又指向一片麥地西南角：共產黨員組織村民開「黑會」，我父親和楊美田就站這裏放哨。走過一個池塘他說：楊美田在這兒洗過衣服。張紹寶1966年出生，說起他出生前二十多年的事，跟親身經歷一樣。問起何從得知，他說：我大伯經常講。然後他直指向北說：往這裏走七八里地，就是朱家崗烈士陵園，埋了13個日本兵。

啥？中國的墓園裏埋着戰死的日本人，我懷疑自己聽錯了。

沒錯，朱家崗保衛戰，我大伯埋的。張紹寶說。

1942年底的朱家崗保衛戰，是泗洪縣誌上重要的一筆。據百度百科顯示的資料，這場仗新四軍以不到500人兵力苦苦防守日偽軍隊共1500餘人，終因獲騎兵團增援得勝。日軍潰退，落下了13名士兵的遺體。

當年對於這些日軍遺體如何處理，中國人起了糾紛。大多數地方上的老鄉，包括張道干在內，打算把屍體拉去餵狗吃了。馬振藻主張就地埋葬，說：鬼子也有爹有娘的，他們也都十八九的樣子，都是小孩子，看着可憐，也是受害者。張道干不情願，但也就埋了。

張紹寶說：現在回頭猜測，馬振藻未必不恨鬼子，楊美田的親生哥哥就是給鬼子放狼狗咬死，吃掉了。

「馬振藻的為人是這樣，可以說毫不利己，專門為人。」在張紹寶 iPad 的備忘錄裏，我看到了這樣一段張道干口述。

我想，張道干的心目中，馬振藻一定擁有神一般不可撼動的地位。事實上，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張道干再也拿不出有力證據自證後，尋找入黨領路人馬振藻，就成了他後半生的夙願。有介紹人在，就能說清楚自己這段歷史。

可是，1945年抗日勝利後，馬振藻調任其他地方工作，「那時候通訊不發達，也不知道他上哪兒去了」。

張道干繼續做他的農民。張家人全是貧農，「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樣的政治成分，保證了着家人沒受什麼政治影響，但政府上也沒人理他們。

張紹寶說，他們家祖上興旺發達，祖父售糧，爺爺是銀匠。混戰以來，一路家道中落。 上世紀90年代，家裏好不容易才蓋了房子，在當年在村子裏這是很了不起的。而現在還是那棟房子，張道干一個人、一隻母雞、一隻黑狗住在這裏。

平日裏，張紹寶定居泗洪縣城，忙着滿江蘇跑生意，主要銷售柴油、燃料油、瀝青一類的修路材料。他說：「要不是打仗，我們家好好的，我還是銀匠。」

但正是這個出了門見過世面的侄子，幫張道干跑遍了各級民政局組織部、給報社打電話報料、在論壇上微博上發帖尋人，並終於在21世紀的信息時代更新了馬振藻的消息。

今年四月初，泗洪縣新四軍研究會給張紹寶推薦了一部河南省拍攝的紀錄片：《抗戰英雄馬振藻》。張家這才知道，國共內戰結束後，馬振藻回到河南，曾任商丘和開封地區的地委組織部長，於1991年冬去世。但他的妻子，97歲的楊美田還活着。

一個尋找自己黨組織關係的老兵，竟然在71年後，找到了自己的入黨介紹人。這事一直從縣裏傳到市裏傳到北京。7月的時候，張道干和張紹寶被請上了中國中央電視台大型公益尋人類節目《等着你》。在舞台上，終於見到楊美田的張道干哭了。

我向當地經常採訪抗日老兵的一名記者核實，是不是有了中共黨員身份，老兵的待遇就會很好？

她說，不可以一概而論。要是立過功、當過領導幹部，每個月的退休工資就能拿到八九千人民幣；但沒立過功，或者他只是當過兵的，就只是平常人的社保，每個月就只有幾百塊錢。

作為一名普通老兵，即便恢復了中共黨員身份，張道干的待遇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我不是為了錢，我這麼大年紀了，我還想發財啊？有工作我也不能幹了。」張道干用他的蘇北濁音對我說。這是本次採訪中，我聽得最完整的一句話。

大閱兵就要開始了，上過央視感動了中國的老兵張道干不是很高興——由於第一當事人馬振藻已經過世，組織上說，他的黨員身份，不能恢復。

侄子張紹寶在多年茫然的尋找中，得到了很多來自志願者的幫助，一來二去，他加入了鐵血老兵公益組織，成為一名志願者，就好像他的大伯當年入黨那樣。

這幾年，張紹寶把大多數業餘時間都投入到探望老兵的事業裏，還常常領上自己念大學的兩個兒子一起做公益。這幾天，他開着他跑生意的麵包車，裝上五桶油、大米、牛奶和芝麻糊，給他負責照顧的五個老兵送了禮，年齡最大的是103歲的袁慶田——他已經癱在床上四五年，形如甕中人。

我問張紹寶，你爸被國民黨打過，你恨國民黨嗎？

張紹寶：國民黨也有好的。我們去看的人，也有國民黨。但有一條，我們再有錢，也一定不能資助當年的漢奸，一定要把關把好。

他想了想又補充：漢奸年齡也大了，再不好，也是過去的事了。

都是過去的事了。時代向前跑得飛快，當代泗洪縣政府提出的建設口號是推進「三化一攻堅」。城鎮化運動中，一些泗洪人納悶，怎麼這個黨，變成好似一個上門就要扒房子的黨。老百姓知道，去北京上訪，是會被泗洪縣政府派人抓回來上「學習班」的。

越來越多的蘇北人，開始信仰佛教和基督教。

而張道干這些年耳朵背了，徐州琴書聽不了了。他偶爾串門，每天在家餵餵雞，養着一條黑狗，拿耙子刨刨地裏的黃豆。靜止得像是戰爭年代流過血的傷口快要掉落的那層痂。

非黨員的張紹寶有時會和大伯談起媒體上報導的共產黨員貪污腐敗的案件。他說，大伯反駁過：共產黨員哪有貪污的，這些貪污的都不是共產黨員！

採訪至此，我忽然覺得，張道干就像一個時代錯位的劇中人。戲闌人散，沒有觀眾，沒有掌聲，他還站在台上，揮舞水袖，唱着獨角戲。「槓頭」，一直槓到了底。

他還在等他最後的榮譽。

離開的時候天色黃昏。張道干堅持出來送我，他佝僂着背，杵着拐杖站在門框裏。門楣上的橫批已經凋落大半，眼看就要雨打風吹去，題曰：民族脊梁。

廖淑霞：從戰地護士到求償先鋒

88歲的廖淑霞阿嬤開了門，笑吟吟招呼我們進客廳。電視機裏 NHK 的歌唱節目進行得正熱鬧。記者隨口問：「阿嬤，妳還是習慣看日本電視！？」

「當然啦，我讀日本冊 (我受的是日本教育) 的啊！」阿嬤輕輕地白了我一眼。

招呼我們坐下後，她先問端傳媒「是要刊在叨位（在哪裏登出來）？」我們的回答讓她擔心了起來：「是要刊在網路上？網路不好啦！你看李登輝講話在網路上被人家罵成這樣......但是他沒有講錯啊，我們出生時當然就是『日本人』。」

廖淑霞口中的「李登輝講話」，指的是八月中李登輝在日本雜誌《Voice》上談到二次大戰當時「身為日本人」的身份問題後引發的政治爭議。但對於和李登輝是同輩人廖淑霞而言，出生時的國籍和認同，既無可選擇，也無需爭辯。

廖淑霞1927年在台中出生，1939年跟着家人搬到上海，這個中國最重要的商業城市此時已經被日本佔領兩年。小學畢業後她考進了「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畢業後進入一家海運公司工作。

廖淑霞至今仍然保留着「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的畢業紀念冊。應記者的要求，她讀着了一段上頭印着的「皇民訓」。向日本、向天皇效忠的思想，讓當時的廖淑霞毫不懷疑地接受徵召加入日本紅十字會擔任「看護婦」，也就是護士。

1944年，廖淑霞被分配到「1632部隊上海兵站醫院」，邊學邊做。她服務的內科部最多的是肺病和傳染病患。經常收治着七、八十位病患，卻只有一位醫師。除了照顧傷患，廖淑霞也要處理死者。「鼻子、嘴巴......」她比劃着說，人體身上有開口的地方都要用消毒棉處理、塞住，然後送火化。

此時已經是戰爭末期，美軍的空襲無日無之，警報一響，她們必須先引導疏散病患。廖淑霞的同事，一位朝鮮籍護士，就在一次空襲時被活生生炸死。她們也接受步槍射擊訓練，一旦盟軍登陸上海，那怕是護士也要上陣抵抗。

1945年8月15日接近中午時分，醫院指揮官突然下令所有醫院職工到廣場集合。12點正，天皇下令「終戰」的「玉音放送」播完，廖淑霞第一時間的反應是疑惑不解。因為此前她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日軍戰事進展順利，勝利終將到來。怎麼突然就投降了呢？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廖淑霞當時一無所知。她還沒回過神來，廣場上突然「砰」一聲槍響，一名日籍衛生兵當場自殺殉國，四周其它日本人大半跪地痛哭。

戰爭結束時，醫院工作人員被集中監管，準備遣返，只有廖淑霞得以回到上海的家。1947年廖家遷回台中，當時正逢「二二八事件」爆發，廖淑霞還志願到醫院幫忙。

「你知道謝雪紅吧！？」廖淑霞提到了這位二二八事件中組織「二七部隊」武裝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知名台共領袖。「我見過她一次，那時她到我們醫院來慰問二七部隊的傷患，都是拿槍和國民黨對打的年輕人啊。」

戰後廖淑霞和先生經營起童裝工廠，生產兼外銷。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為自己掙得了一份豐裕的生活。直到1993年，她再度投入和二戰相關的運動裏，這一次她站到了日本政府的對立面。

這場運動稱為「台籍日軍索賠」。日本政府從1942年起在台灣徵集軍人和軍伕（軍中從事後勤工作的人員），到戰爭結束為止，日本政府總計在台灣徵集了20萬7千多名青年投入中國、太平洋和中南半島戰場。日後戰事失利，日本政府開始拖欠薪水和其它給付，包括8千7百多萬日元的軍餉，再加上總計接近5億日元的軍事郵政儲金和保險給付等。

對日本國民而言，這些欠餉和給付在日後都獲得了清償；但台灣和朝鮮籍日本軍人、軍伕卻在1944年8月15日那一天，一夕之間從「戰敗國國民」成了「戰勝國國民」。日本政府對於這些欠款翻臉不認帳。

1993年，廖淑霞和多位當年的日本軍人、軍伕成立了「中華台籍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開始向日本求償。爭執的關鍵在賠償的倍數，協會根據日本自衛隊薪水的標準，要求賠付金額應該依照當年的幣值乘以7千倍，但日本政府提出的數字是100倍。

從1993年起，廖淑霞等人開始向台灣外交部、立法院、日本交流協會（駐台代表處），甚至遠赴東京陳情抗議。她們甚至曾經暗藏鐵鎚闖進交流協會，「看到電腦就砸」，台灣外交部事後只能悶着頭替他們賠了三百萬台幣。之後，不管是中元節普渡，或者8月15日「終戰紀念日」，協會成員都固定到交流協會抗議，不管是請道士來「普渡亡魂」，或者踩踏過日本國旗，他們什麼招數都用上。交流協會官員有時也忍不住反脣相譏，「要用日語吵架，我也不輸他們」，廖淑霞很得意。

賠償的方案一直到2001年才確定，最後訂為原幣值的120倍；陣亡的軍人、軍伕每人慰問金兩百萬日元。廖淑霞等人儘管不滿，但無可轉圜之下也只能接受。但對於和她同樣身處於戰爭年代的同胞，廖淑霞最後的希望是日本政府將無人領取的陣亡慰問金撥給位於台灣高雄旗津，紀念台籍軍人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裏，好好修一座紀念碑，刻上他們的名字，讓後世永遠紀念這些台灣人。

最後，記者問廖淑霞：過了七十年後，現在對這場戰爭有什麼想法？

她長嘆了一聲：「不應該啦！......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呢？」大大的眼睛盯着記者，彷彿是要我給她一個答案。

蔡彼得：我不仇恨日本人，我的孫就是日本人

前些日子，92歲的蔡彼得收到了一份來自北京的邀請函，讓他去參加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閱兵禮。這位香港老兵頗感自豪，但因為年事已高，已無法趕赴北京了。前些年他剛做了白內障手術，近來聽力也慢慢衰退。

蔡彼得生於香港，1941年作為華籍英軍應徵入伍，是第五期炮兵，編號 5153。我們的採訪在位於香港銅鑼灣的二次世界大戰退役軍人會所進行。1986年，蔡彼得一手創辦了這個軍人會所。他至今記得創辦之初會員有200位華籍英軍。「現在加上我只有9個了，其餘都過世了。」

8月26日，在灣仔舉行的「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大型展覽」的開幕酒會上，香港特首梁振英對蔡彼得說，「你知不知道你是全場最老的那個？」全場響起了掌聲。

隨着老兵的離世，戰爭也離我們越來越遠。蔡彼得自豪地說，他的同僚都要靠寫下來才能記得關於二戰的事情，但他光靠腦袋就能清晰記得當年戰爭的細節。不過聊起天來，這位老人的憶述已經非常碎片化了。現在他配戴着助聽器，但儘管如此，還是要大聲說話他才能聽清楚。

1941年入伍的時候，蔡彼得是剛剛滿18歲的年輕小伙子。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年滿十八歲就要服兵役或者加入救傷隊。蔡彼得選擇加入軍隊，並被分配到鯉魚門做炮兵。現在回想，蔡彼得說他當時只不過想去軍營混口飯吃，沒有想過會真的上戰場。

1941年12月8日早上，蔡彼得加入軍隊的兩個月後，日軍轟炸了啟德機場，給了香港當頭一棒。彼時，英國本土也自顧不暇，沒有一架英機和戰艦來支援香港抗戰。「香港能支撐18天是幸運的。」蔡彼得回憶說。

「我們在鯉魚門（軍營），剛好在吃早餐，看到機場轟隆隆巨響，有些人說只是演習，但不消半小時，人們便說，早餐都不要吃了，全部人穿上制服、背起槍械，毛氊呀什麼的通通背在身上，很沉。大伙兒上了車前往大埔拗，大約中午時分經已到達，那時沒有船隻渡海，只能在金鐘兵房那裏，過了海便在九龍倉（尖沙咀）上岸。」4年前的一篇報導中，蔡彼得憶述到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

在蔡彼得駐守的雞籠灣，只有兩台高射炮，守兵共十六人，包括8個印度人、8個華人。蔡彼得說做炮兵只要懂得拉線就可以了。「一聽 fire（開炮），便拉線發炮。」每天早上，他聽到飛機隆隆的聲音就起床，夜晚日軍停止轟炸了就睡覺。

在日軍轟炸的18天裏，蔡彼得受過一次傷。在雞籠灣駐守的第2天，埋伏的日軍用機關槍掃射，蔡彼得的小腿被子彈擦傷，「當時沒什麼條件，血一直在流，但我也就草草包紮了事。」

香港淪陷之後，蔡彼得逃回內地，在廣東惠州潛伏下來，繼續擔任英軍服務團的情報員，彙報廣東日軍情況。後來他被國民黨抓捕，成為「豬仔兵」。所謂「豬仔兵」是指那些被騙應徵的軍人，蔡彼得就這樣成為了國民黨軍人，被分配了步槍，繼續抗戰。

1945年9月3日，日本宣佈投降，蔡彼得第一時間申請回鄉，他從惠州出發靠步行走了一天一夜，終於再次回到了香港，在跑馬地的英軍軍營裏，重新組織起軍人，開始了審訊日本兵的工作。

說起國民黨兵和英國兵最大的區別，蔡彼得笑談可能是伙食，「國民黨兵吃得很糟糕，當時只能喝米漿湯，跟着英兵能吃西餐。」但也不見得做英兵有多好，在當兵的日子裏，一週只有一英鎊相當於當時的七港幣，「而如果做警察，一個月就有二百多港幣。」

事實上，蔡彼得13歲小學畢業后就開始「撈生活」（闖蕩）了。戰爭之後的日子裏，他什麼都工都做過。在香港他做過交通業，招募司機開的士和小巴。他還買過4部的士車，在1991年的時候以每架160萬港元的價格賣出，後來他又北上深圳做生意。「當時認識一個來深圳打工的哈爾濱女孩，為了幫助她就開始做餐飲業，賣餃子。」直到2005年，蔡彼得再度回到香港。

如今，蔡彼得兒孫滿堂，育有4個兒子和3個女兒。這位老人說他愛國，但早就不仇視日本人了。「我的孫是日本人，他還娶了個日本老婆呢。」蔡彼得笑着說，「國家管國家的事，市民管市民的事。不是你國家來打香港，我就憎恨你，不是這樣的。」

涂南山‭：站在帝國與殖民地崩塌之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親自宣讀「終戰詔書」的廣播從瀋陽鐵路醫院的擴音器裏傳送出來。台灣人涂南山和同學們聽着‭ ‬「玉音放送」，確定「大東亞戰爭」已經劃下了句點。

然而就在天皇宣布終戰之前，日本敗象已露，日本及滿州國統治的地區逐漸陷入混亂，為了保命，涂南山和同學們五天前先一步逃出滿州國設在長春的「建國大學」。

涂南山當年19歲，距離他進入建國大學還不到半年。這所學校是由日本總理東條英機所創立，校長是滿州國總理張景惠兼任。旨在培養日本帝國的協力統治者。這所學校因為日本戰敗而停擺，具體象徵着「大日本帝國」和其治下殖民地的崩塌。

涂南山1926年出生於台灣嘉義，家庭一貧如洗，但他是努力的孩子。1940年，他考上了當地最好的嘉義中學。他的成績是150名學生中的第2名。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第一次強烈地意識到，在日本人的眼裏，他並不是「自己人」。

在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發布的紀錄片裏，涂南山說原本依照學校的慣例，自己的成績應該接任「級長」，但卻莫名其妙地沒能當上。當時嘉義中學的校長小池清胤，更是讓他放棄「日本人認同」的推手。因為小池校長總是以尖酸刻薄的態度糾正貧寒出身的涂南山帶着台灣腔的日語，這態度讓他無法忍受。

嘉義中學畢業後，依照日治時代的一般情況，台灣人從考上中學起，根本沒有人會想學法律、政治，都以醫生作為第一志願。

但涂南山沒有讀醫科，他念念不忘的是1941年嘉南大地震後，台灣總督長谷川清視察時的那一身雪白軍服。涂南山從此立志要當台灣總督，「在台灣的日本人都歸我管，日本人就不敢亂搞」。

涂南山高中畢業後考上了滿洲國國立建國大學，「建國大學考上了就可以當大官」，它一年只錄取三名台灣人。這是個政治性的學校，過着半軍事化的生活。同學來自日本治下的台灣、朝鮮等殖民地。有漢人、日本人、滿州人、蒙古人，也不乏東南亞國家的同學。

他說，一進建國大學學長偷偷就給他一本書，是《馬克思傳》。然後他又讀《新民主主義》，以及孫中山《三民主義》，這些都是日文書，在當時這些是禁書，但左派思想是當時進步青年的主流，建國大學中的台灣同學幾乎無人不讀。

幾乎在日本戰敗的同時逃離建國大學的涂南山，和同學們以瀋陽鐵路醫院為根據地組織「東北青年聯盟」，曾經到北京示威，抗議蘇聯軍隊在東北洗劫工業設備。

1947年1月涂南山回到台灣，一個月之後遇上了二二八事件。‭‬他當時與建國大學的學長走在台北街頭，看見有人燒汽車，兩人當時心裏都覺得「完了」，事態不妙。學長對涂南山說，國軍已經在基隆港和高雄港集結，一個星期內國民黨就可以派兵從港口進入佔領台灣，到那時就糟糕了。這位學長的話日後不幸言中。

涂南山之後進入台大工學院就讀，他和同學組織了「自治會」，投入反抗國民黨，推動台灣獨立的行列。「我們寫傳單貼在電線桿上，寫國民黨是歪哥‭（貪汙‭）‬黨、賊仔黨」。為了躲避特務刺探，他們甚至到台北近郊的碧潭，各自游泳到潭中央開秘密會議。

1951年，國民黨政府情治人員還是闖進了涂南山的家。在談「共」色變的白色恐怖氛圍裏，涂南山書桌上一本《資本論》，皮包裏一本《列寧主義問題》，再加一份《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的譯稿，就足以讓他被捕下獄，坐牢十年。

除了對共產主義，涂南山也因為一位教授的影響接觸了日本教授矢內原忠雄的著作。矢內原忠雄在戰時以批判日本軍政府對殖民地的不義統治，被譽為罕見的社會良心。矢內原忠雄的作品對涂南山更重要的影響是基督教。

涂南山回憶被捕之初，負責審問他的官員曾經帶着引誘告訴他：「招出同伴來，你就沒事了。」

涂南山坦承，那一瞬間他的確有想要招供。對這個一閃即逝的念頭，他一生耿耿於懷。他晚年受訪時還引用了《‭聖經》中《‭‬羅馬書》的經文：「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涂南山的詮釋是：不招供就是善，招供就是惡、就是背叛。

判決確定後，涂南山在1952年移監到綠島。他花了十年翻譯了矢內原忠雄寫的《耶穌傳》，他曾形容那十年儘管在監服刑，但內心喜樂，宗教信仰的影響可見一斑。

作為日治時期出生、成長的一代，涂南山早年追求在殖民地體系下建功立業；青年時儘管經歷日本戰敗，但卻沒有影響他對日本的認同，同時再疊加上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意志。終其一生，至死不悔。

涂南山一生翻譯了矢內原忠雄的《耶穌傳》和《羅馬書講義》兩本宗教書籍，他一直希望這本書可以用簡體字印刷，被中國人看到，「那怕只有一個讀者都好」。他所期待的，是中國民眾在接受了宗教洗禮後，能夠以同理心，平和看待台灣人民追求獨立的理想。

筆者曾經在2013年訪問涂南山先生，之後再參照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發表的紀錄片。而今年八月，正當筆者準備這篇文章採寫，再次嘗試聯絡時，才被告知涂南山先生已經在今年五月逝世。涂南山的離世，帶走的不只是他個人的人生經歷。更警惕着我們，這一份珍貴歷史遺產，正在以出乎我們想像之外速度快速消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