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春期間，除忙着走春拜年、與親朋好友共聚天倫之外，也是空閒下來與自己對話的好時機。面對紛繁世態，每天都要作出不同的選擇，決定自己所走的再一步。在一年之初，作家李靜睿與我們分享了他在2016年所閱讀的書目，以書來討論基於人性與社會語境下，人如何作出他們認為適當的選擇？也許是迫不得己，也許是受社會氛圍所影響。當下的每一個抉擇也如雪球積累成現在，以及未來。
傳統習俗中的年初二是新春的「開年」，是諸神歸位的日子，故有重新啟動的意思。就在這一天，我們讀着這張書單的書，重新審視過去，更有意識地作以後每一個會影響人生走向的選擇。
1 漢娜．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出版時間：2016年10月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作者：Hannah Arendt
譯者：安尼
「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概念早已被人熟知，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又譯漢娜．鄂蘭）這本書其實今年才出簡體中文全版，它與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一起，展示了理性和職責能造就何等超越人性的災難。
法庭之上的艾希曼給阿倫特的第一印象讓人訝異，「他一點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也不是難以理解的」。總而言之，在阿倫特看來，身為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以冰冷縝密的計畫將幾百萬猶太人送入毒氣室，艾希曼卻不過是一個正常人類。正如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的結尾處所說：「在一個理性與道德背道而馳的系統之內，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敗者。邪惡巴望着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不會輕率、鹵莽地行事——反抗邪惡是輕率而鹵莽的——它就可以開展它骯髒的工作。」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發表之後，阿倫特一直飽受質疑，猶太人普遍認為她是在為艾希曼不折不扣的反人類罪行開脫，也不斷有新證據表明，艾希曼並非納粹體制中一顆混混沌沌的螺絲釘，而是主動影響和參與了希特拉的種族滅絕戰略。但不管如何，阿倫特創造了一個偉大概念，即使艾希曼本人並非「艾希曼」式的官員，在半個世紀之後，「平庸的惡」依然具有其持久獨特的生命力，希望更多中國人能讀到這本書，借此審視自己的生活，以及這些生活疊加在一起，所造就的制度和命運。
2 所羅門．沃爾科夫《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
《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
出版時間：2015年11月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Dmitri·Shostakovich口述、Solomon Volkov整理
譯者：葉琼芳
讀這本書是因為我很喜歡的英國作家巴恩斯（Julian Barnes）今年出版了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前蘇聯時期俄國作曲家）的傳記小說《時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而《見證》是巴恩斯最重要的資料之一。
《見證》出版於1979年，據說是肖斯塔科維奇1971年至1972年的口述，整理者所羅門．沃爾科夫（Solomon Volkov）也是《布羅茨基談話錄》的作者之一（編注︰另一位作者是俄裔美籍詩人Joseph Brodsky）。1976年他移民美國，肖斯塔科維奇則死於1975年。這本書一直有諸多爭議，但巴恩斯認為書中的肖斯塔科維奇有很大的真實性，無論如何，它寫出了極權政體之下天才藝術家的悲劇——曼德爾施塔姆（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蘇聯詩人與評論家）是慘劇，肖斯塔科維奇則是悲劇。沃爾科夫在引言中說，「二十年代後期，真正的藝術家們與蘇維埃政府間的蜜月過去了。權力終於使出了它一貫的、必然的行徑：它要求屈從。要想得到青睞和任用，要想平靜的生活，就必須套上國家的籠套聽任驅策。」
肖斯塔科維奇認為《李爾王》（King Lear，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中的重要問題是李爾的幻想破滅，「不，不是破滅。破滅總是突如其來的，然後就過去了，那不能形成悲劇，也引不起興趣。但是，眼看着幻想慢慢地、逐漸地破碎——這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是痛苦的、令人心驚的過程」。在諸多蘇聯知識份子還處於倫理昏迷時，肖斯塔科維奇早已作出了自己的預言，創作於1935年至1936年的《第四交響曲》被認為是他情感最激烈的作品，在首演前他自己決定取消演出，從此擱置了二十五年。1936年正是蘇聯通過新憲法，而史太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是「適宜」的年代，史太林說生活將會變得更美好，肖斯塔科維奇卻創作出了悲劇色彩濃厚的《第四交響曲》。
很多人說，肖斯塔科維奇後來對蘇維埃政權的屈服讓人費解，他無法為史太林寫頌歌，卻確實為不少社會主義電影譜曲。沃爾科夫在和布羅茨基對話時，就說過他想不通為什麼1973年肖斯塔科維奇要在《真理報》上簽下反對薩哈羅夫的信件，因為這已經不是隨隨便便會丟腦袋的年代了，當局已經不能給他帶來什麼特別的損失，布羅茨基則說，我們討論的這個悲劇就是如此，「房頂業也不復存在，爐子卻仍然兀立着」。
制度可以輕易翻雲覆雨，人心卻不可以，習慣了活在恐懼之中的國民，會下意識低下頭來，迎合權力，普通人如是，天才亦如是。
3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
《罪與罰》
出版時間：2015年8月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作者：Fyodor Dostoyevsky
譯者：耿濟之
去年對雷洋案（編注︰發生在2016年5月7日的北京，疑因警方執法拘捕手段導致被捕人士雷洋死亡。）最憤怒時，我重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又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順帶又重看了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賽末點》。
《賽末點》（Match Point，另譯《愛情決勝點》）開篇不久，網球教練克裡斯在自己租的倫敦小房子中，閱讀企鵝經典版的《罪與罰》，這一秒鐘預示了克裡斯的命運，他最終會像《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犯下謀殺，並且試圖掩蓋罪行。兩者的區別在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相信，罪惡會得到懲罰，如果不發生於外部，就會發生於內心。如果不是人間的律法，就將有上帝的審判，在謀殺真正發生之後，拉斯柯爾尼科夫發現，「我殺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就把自己毀了，永遠地毀了……」
但在伍迪．艾倫這裏，罪惡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發生了，他們殺了人，後來卻都活得挺好，也看不出內心有何真正痛苦，時間稀釋一切，到最後，沒有他人知道的罪惡，終將等於從未發生，死去的人默默地死去，活着的人快樂地活着，罪惡變成虛幻，運氣替代道德，成為命運的最終答案。
半年過去，雷洋案已經塵埃落定，雙手沾血的人逃脫了命運和內心的雙重懲罰，大概正在慶幸於自己的好運氣，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並沒有《罪與罰》式的結局。
4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
《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
出版時間：2016年6月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作者：張灝
譯者：崔志海、葛夫平
對我這樣的普通讀者來說，這本書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類似，都是能快速入門的梁啟超簡易讀本。
梁啟超早年支持君主立憲，但在革命已成定局後，又支持共和，反對冒然再改國體。在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上，他同樣反復，變法失敗後他曾希望清廷能誅殺袁世凱，開放戊戌黨禁，但武昌舉事之後，袁世凱成為內閣總理大臣，他卻又稱應「和袁慰革，逼滿服漢」。張灝的書中也寫到，雖然1900年漢口起義瓦解後，梁啟超就停止了與革命派合作的嘗試，但他在改良與革命這兩個問題上尚無定見，「就廣泛的社會目標和人格理想來說，他十分明確未來中國需要什麼，但在採取何種政治途徑實現這些目標的問題上，他依然猶豫不定。」
革命是那個時代的核心詞，但革命的涵義卻曖昧不明。書中寫到，梁啟超曾強調他所說的英文詞「革命」，真正的意思是「國民變革」，而不是「王朝革命」，然而在另外的文章中，在梁啟超又傾向於承認有暴力推翻政治現狀的必要，「所有這些自相矛盾的表述意味着這是一個複雜而難以決定的問題」。
這種態度，隱隱約約有點像幾十年後卡繆（Albert Camus），他身為左派，卻對共產主義蘇聯充滿懷疑，他是阿爾及利亞人，卻並未對法國的殖民行為進行直接批評，托尼．朱特（Tony Judt，英國歷史學家）說過，這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卡繆在個人知識、記憶和他對平等適用正義原則的追求之間真正陷入了進退維谷狀態，「知識份子的責任不在於採取一個立場，而在於在不存在立場的地方拒絕採取立場」。
5 卜正民《掙扎的帝國：元與明》
《掙扎的帝國︰元與明》
出版時間：2016年10月
出版社：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作者：Timothy Brook（主編）
譯者︰ 潘瑋琳
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漢學家）主編的這套六卷本哈佛中國史，暫時唯讀了他寫的這本。卜正民是孔飛力（Phillp Kuhn）的學生，典型的西方漢學家，特別精細，習慣從小切口進入，他自己也說，元明卷與其他幾卷有一個顯著不同，因為他喜歡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待歷史，這本書認為在元明四個世紀的歷史中，對民眾生活經歷和政治時運產生影響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氣候變化，因此在回答元明時期的許多歷史問題的時候，卜正民把整個世界的寒冷和乾燥程度都考慮進來。
作為外行，似乎很難接受這樣的闡釋框架，這本書和他另外一本《縱樂的困惑》一樣，細節充沛，但讀完和書名一樣困惑。明史似乎中國人最能接受的還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文字典雅，既吃透材料，又沒有被材料困住，既瞭解中國歷史的微妙之處，又能巧妙地用韋伯解釋中國官僚制度。
雖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通史，但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卜正民第一章寫「龍見」，即元明時民間對龍的記錄，因為就像威爾士（又譯威爾斯）的黑豹，無能為力的農民借由自然力量，「用以對抗難以捉摸的國家權力」。書中還說，朱元璋本想把中國變成一個道家的烏托邦，但後來淪為了法家的古拉格（GULAG的音譯，是前蘇聯政府的機構，管理全國的勞改營）。從來如此，幻想天堂的人手握權力，最終把所有人拽入地獄。
6 奧爾加‧格魯辛《排隊》
《排隊》
出版時間：2016年8月
出版社：三輝圖書／漓江出版社
作者：Olga Grushin
譯者：翁海貞
奧爾加．格魯辛（Olga Grushin，俄裔美籍作家）在《排隊》（The Line）最後的「史實記注」裏寫了這個故事的來源。1962年，著名音樂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俄國作曲家）接受蘇聯的邀請，回到祖國訪問，他將在列寧格勒（Leningrad，十月革命的發生地）指揮一場音樂會，「音樂會門票在演出前一年開售，購票過程演變為一種複雜而獨特的社會體系，人們相互協作，輪流排隊……《排隊》這部小說雖在整體上將蘇維埃俄羅斯虛構化，但最基本的思路來自這個歷史插曲。」
《排隊》糅合了史太林、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又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又譯布里茲涅夫）時代，最終把它變成了一個既卡夫卡又現實主義的故事。開始的時候，沒有人知道售貨亭裏賣些什麼、什麼時候開始賣，但大家都默默排隊，渴望某種不確定的東西。到後來，演出的消息漸漸傳開，排隊成為所有人的執念，因為他們都以為這場音樂會能改變一點什麼，讓人在哪怕一瞬間掙脫這窒息的生活，「但是，不管我們怎麼對待時間，什麼也不會改變，你理解嗎？至少這裏的一切不會改變」。
在故事之外，改變最終還是發生了，1989年，奧爾加．格魯辛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去美國就讀本科課程的蘇聯學生，在她留學期間，蘇聯解體，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格魯辛說這讓她堅定要投身於寫作，因為「藝術超越政治」。在《排隊》的最後，音樂會被取消，但排隊再次開始，因為「據說」又有著名畫家的畫展要售票了，政治粉碎生活，藝術卻提供希望，虛幻的也沒有關係。
（李靜睿，資深法律記者與作家。著作包括短篇小說集《願你的道路漫長》和長篇小說《小鎮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