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以不辯獲新知

賈樟柯演講:我為什麼回到山西住下來?

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回答重複的問題,我們的思想是否因此停滯不前了?


【編者按】儘管霧霾肆虐,京滬依然是中國文化經濟交流的中心地帶,吸引了全國的人才前往定居,工作及生活。賈樟柯卻一反其道,回到了山西。他在第二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的頒獎現場發表了演講。這次的演講由為何選擇住在山西講起,慢慢談及對目前對文藝思辨的感受,遺憾,以及領悟。本文轉載自《單讀》(http://app.ownspace.com/),全文略有刪減。

電影導演賈樟柯。
電影導演賈樟柯。攝:Desiree Navarro/Getty Images

我從 1993 年來北京讀書、學電影、拍電影,從一個學電影的學生,到一個長期從事創作的導演,最近幾年我發現,不僅存在像前面幾位嘉賓所說的普遍的焦慮感,對我還有疲憊、無力的感覺。這種無力感,在我上一部電影《山河故人》發行時達到了高峰。因為上次發行電影時,我一站站路演,二十多天里去了十幾個城市,每到一個地方,都做各種採訪和座談,我發現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討論的問題沒有變化,特別是電影領域里的話題沒有變化,比如一直在討論票房與藝術如何平衡的問題,也會涉及到紙媒衰落、如何看新媒體的問題,當然也包括談了幾年的霧霾問題。

各種各樣的問題,其實都是我們一直在重複的:一直在重複地回答,一直在重複地討論。在這樣一個重複問答、討論的過程中,時間就這樣飛速地流走。更重要的是,我發現其實我們潛意識里都有想形成共識的渴求,而我們花在形成共識上所花費的時間對創作者來說,太久了。正因如此,似乎我們的思想有些停滯不前,因為我們為了所謂的共識的形成,一直在內耗,一直在試圖說服對方,這個過程有如陷入沼澤,有如鬼打牆。

共識本身或許就是一種專制。共識需要靠時間、實踐和教育形成,對思想者來說,比之更重要的是往前走。

我們停步不前,忘記思考新的問題,顧不上在一個發現的基礎上尋找更新的發現。極端點說,我現在對形成共識沒有興趣,共識本身或許就是一種專制。共識需要靠時間、實踐和教育形成,對思想者來說,比之更重要的是往前走。佛教所言「不辨」,就是不糾纏,去獲得新知。

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我覺得我的改變要從調整我的生活開始。我決定搬回山西老家生活,並不是因為我跟現實世界失去了關聯,我每天都在現實世界里。但作為一個編劇,作為一個導演,作為一個還寫文章的人,我覺得我完全被思想工作——寫作、拍攝、爭論、說明,佔據了全部的時間。並不是說我跟世俗生活離得遠了,而是我跟思想生活關係太近了。我必須改變這種遠近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抽身而出,我要建立新的關係、調整距離,猶如我們爬上一個山峰,去看另一個山峰的景象,我們需要獲得新的視角,新的距離感。很多新的認識,包括面對問題時的豁達,都是由這樣合適的距離感帶來的。

我自己一直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的注意力,我們論題的設定還一直放在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化的國家,這樣一種判斷上。這個判斷是指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開始,由政治、經濟的改變,帶來個人生活及文化的改變,並認為這種變化仍然在持續之中。我們一直在面對、討論、理解這個變化的過程,並試圖判斷它最終的結果。但是,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巨大的誤差,因為對我來說,這場變化已經結束十幾年了。

我們急需面對的是這場變化後呈現的相對固態化的結果,這個固態化的結果目前看起來沒有更新的可能。但我們卻一直把中國社會放在還在改變的動態里觀察,因此我們的理解、觀察,與當下的現實是沒有踏上節拍的。這也就能理解,為什麼我們讀書的、寫書的、拍電影的越來越離開我們的讀者與觀眾。

中國社會七十年代末開啓的變革、九十年代末所重新開啓的變革,這種變化事實上到今天已經告一段落了,人們正在承受這個變化的結果。

再說得遠一點,為什麼精英會衰落?是因為精英沒有產生出更新的認識,總是在一些老問題上要說服別人。而當你繼續往前走,當你已經晉級到更前一步、兩步的時候,你的新坐標會證明你曾經的軌跡。

我是住在鄉下的人,我不知道現在國際世界是什麼樣子,但我們的現實狀態跟思想狀態存在一個巨大的落差:中國社會七十年代末開啓的變革、九十年代末所重新開啓的變革,這種變化事實上到今天已經告一段落了,人們正在承受這個變化的結果。但我們集中精力在討論的,還是變化過程中的問題。思想界整體有一種幻覺,我們在思考社會變化,這實際上是滯後的。我們談論的是老問題,新問題無人問津,公眾的困惑從知識階層那裡得不到解釋和啓發,因此他們離精英而去。

我覺得目前我們處在一個需要新思想、新認識的階段。另外,我們過多把注意力放在此刻的變化上。三十幾年的文化過程,思想的主題一直在關注現實變化,而忽略了另外一個維度的思考,就是一些看起來不變的老問題,我們是不是疏忽了對它的研究與理解。

簡單來說,比如生命是什麼?宇宙是什麼?這不單是科學要回答的問題,更應該是哲學的主題,理解人最主要的出發點。我們總體上沒有太去關注這一部分不變的問題,而這些不變的問題,它們從遠古而來,可能從有人類就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們不能把問題擱置在那裡,在當代仍然要延續對它的思考。這一年多的鄉村生活,給我帶來了一個變化,我開始變成一個天體物理學家(開玩笑),我中學物理都沒及格過,但是每個人都有胡思亂想的可能性。

那時,每個人類與天體、與宇宙的關係是直接的,他們與宇宙的關聯是日常性的,而今天,感受宇宙似乎只成了霍金一個人工作,我覺得這不對。

最近,我一直在想,外星人存在嗎?我在我老家的餐廳,夜晚推開窗就是一輪明月,我在想月球是不是真是一個巨大的外星人基地?我們人類是不是地球的原住民,為什麼我們那麼不適應地球,我們食用熟的食物,我們對四季變化,寒冷炎熱的適應性非常弱,幾乎每個人都會得慢性病,人類其實展現出對地球巨大的不適應,我們是不是外太空來的?這些想法沒有任何科學依據。但是我希望對自我的認定有新的維度。

我從北京開車回老家,依賴的是谷歌地圖或者百度地圖,好像離了那個地圖就沒有辦法500 公里回去。但是古代的蒙古人,一直走到了東歐,他們是看著山川的走勢、河流的走勢,看著日月、北斗七星抵達他們的目標。那時,每個人類與天體、與宇宙的關係是直接的,他們與宇宙的關聯是日常性的,而今天,感受宇宙似乎只成了霍金一個人工作,我覺得這不對。

對外星人、太空的胡思亂想,其實又讓我回到一個我職業方面的問題。電影技術這幾年發展得非常快速,處於技術的活躍期。比如虛擬現實的VR技術。我自己一開始接觸它,覺得只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改變。我個人經歷過從膠片到數碼的改變,有些老導演經歷了從黑白到彩色,有些已經過世的導演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的改變。但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又要經歷VR的產生。

我看了很多VR實例,研究做到一定階段後有點害怕了。因為我覺得這個新技術有些可怕,它反過來讓我懷疑,人類是不是也是這樣被設計出來的?今天我們有書店,有文學獎,有社會關係,我們的很多東西是不是被一個更高的文明設計和操縱的?我們背後是不是有一個VR導演那樣的人在設計我們的地球?我們的電影技術已經發展到我們在模仿我們的設計者?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導演的胡思亂想,但對我非常重要。換一個角度,換一個距離,就能帶給我們新的認識與理解。

2016 年,我看到了一個我喜歡的裝置作品「The Matter of Time」,這個裝置作品在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美術館,是一個美國藝術家在一個比我們這個空間稍微大一點的空間,用裝置的方法做成曲折的遊廊,它是封閉的。當你在回形的遊廊里游走時,你會發現時間非常漫長,你會發現這可能是深不見底的路程,你不知道終點是什麼,不知道能不能走出來,非常的曲折,隨著時間的積累,你會覺得空間和路途深不可測。但當你換一個角度,抽身而出,站在高處看這個裝置時,它只佔有不超過 300 平米的空間。

我覺得它帶給我一個重要的啓發,就是我們要挪動,我們要調整我們與思想、與生活的關係。當然,我們不與我們熱愛的思想活動和賴以生存的世俗生活失去關聯,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小星球,我們可以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一個可供我們更好考察、可供我們掌控整體情況的空間距離。所以,2016 年,我在調整角度。我也覺得,對新時代的感知,來自於我們挪一下步子,換一個角度。謝謝大家!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